第24屆「SGI之日」紀念倡言
和平凱歌－－宇宙主義的復興
池田大作，國際創價學會會長
1999年1月26日
二十一世紀的到來﹐意味著「第三個千年」的大門即將被推開。等待我們的二十一世紀﹐是二十世紀那個充滿戰亂和非人道時代的延長？ 還是正象字面所寫的﹐作為一個「新世紀」﹐是面向未來充滿和平與希望的時代？人類正站在一個關鍵的分歧路上。
打破黑暗﹐照亮新的千年大地的光芒是什麼？現在正是需要認真考慮的時刻。
去年十一月﹐在深秋的「千年古都」京都﹐我和吉爾吉斯共和國的世界文豪欽吉茲‧艾特馬託夫（Chingiz Aitmatov）先生見面時﹐恰好集中談論到這一點。
在會談中﹐艾特馬託夫先生問了我一個令人三思的問題：「二十世紀有否超越過十九世紀？」他指出﹐活躍在十九世紀的文豪託爾斯泰（Tolstoy）﹑陀思妥耶夫斯基 (Dostoyevsky)﹑普希金（Pushkin）等創建了一種精神規範﹐可以通用至二十一世紀﹐然而﹐他懷疑二十世紀的作家們能否達到象他們這樣的高峰。這提問同樣適用在其它藝術﹑哲學等範疇。
不只是這一點﹐艾特馬託夫先生更指出﹐這三位文豪既沒有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也不知道什麼是共產主義﹑新思維（perestroika）的時代。換句話說﹐他們甚至沒有面對過二十世紀曆史的大轉折點。
艾特馬託夫先生從舊蘇聯時代起﹐一直不屈服于全體主義的壓制﹐通過文學探討人類的生存方式及應走的道路。他所提出這反省﹐很強烈地傳達到我的心中﹐因為這也是長年著繞著我腦海的問題。
確實在二十世紀﹐由于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得到很大的恩惠。但是在另一方面﹐「進步」開始獨行獨斷﹐開始成形﹐人類變成了使「進步」達到目的的工具﹐從而產生了許多的悲劇。
這種傾向逐年明顯的增加。近年﹐象利用剋隆（clone）技術來制造人這問題﹐在生命倫理範疇掀起很大的議論。
為了開拓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希望大道﹐現代人的職責﹐就是需要從「幸福」這觀點深刻反省二十世紀是否有所「前進」。我也正在這樣做。
這也是我的恩師﹑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的熱切願望---從地球上抹掉「悲慘」此二字。恩師在本世紀的中葉﹐即二十世紀的中折點﹐開始宣揚佛法的人本主義﹐欲想終止人類重複不幸的歷史。他經常強調前進應放眼於兩百年后﹐又指出應該以對話把全人類連結起來﹐形成堅實的同盟。
正因為有恩師的教誨﹐我至今仍一貫側重於與全世界的有識人士進行各種對話。我是想從時代的激流之中吸取二十世紀的教訓﹐同時在歷史的底流探索出光輝的「精神寶藏」﹐來探求二十一世紀的正確方向。故此不分國家與民族﹐不顧各種逆風﹐走訪各地的有識人士﹐同樣作為人類的一份子﹐敞開心扉進行對話。
從與阿諾‧湯因比（A. J. Toynbee）博士的對話集《二十一世紀的對話》開始﹐收錄我和世界各地有識人士暢談的對話集﹐多以「二十一世紀」﹐或以「世紀」為題﹐就是出于此因。我一直遵照恩師的指導﹐半個世紀以來﹐不斷著眼於一百年﹑兩百年后的時代﹐來判斷眼前應采取怎樣的行動。
新孤立主義
說是「第三個千年」﹐並不是指日曆上翻了新的一頁﹐突然時代會有所改變。只有通過人的意志和行動﹐才可以開創曆史﹐開拓新的大地。
面向二十一世紀﹐最緊要的課題是﹐如何配合迅速發展的經濟全球化﹐來創建一個豐富多彩的「地球文明」。在此﹐我想介紹SGI（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運動對此問題所能做出的貢獻。
我想起1998年6月﹐與前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加利（Butros Butros-Ghali）見面時﹐他曾把世紀末的人類心理, 做了如下的概括：從金融到環境﹑病疫等各種地球化問題﹐人類明白到假如要解決國內問題﹐一定會牽涉到國際問題。當今人們應該對自己國家與國際形勢都同樣地關心。但事實上﹐許多人在面對國際化潮流時感到非常的不安﹐而開始閉關自守﹐把自己藏在狹窄的「小村莊（地區國家）」和「傳統」之中。他稱這種傾向為 「新孤立主義」。
博士的問題要點概括了現在大多數有識人士所擔心的「同化危機」。許多人跟不上火速地席卷全球的地球主義﹐不知應該怎樣辦﹐只有越發閉關自守。在令人目眩的時代變遷中﹐覺得自己就象「無根的浮萍」﹐急于尋找生存的基地。這種不安的心境﹐與堆積成山的全球性問題群並列﹐正是人類在迎來世紀變換之際不可迴避的課題。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憲章中所說的﹐要想得到和平﹐各人必須先在自己的心中築起「和平的堡壘」。
附帶一提近年來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響的兩本哲學幻想小說。一本是佐斯泰因‧戈德爾（Jostein Garder)著的《索菲的世界》(Sophie's World)﹐另外一本是理察‧巴赫（Richard Bach）著的《我們的冒險》（Running from Safety）。
這兩本書都是以少年少女作為主人公﹐與一般哲學專門書籍不同﹐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引導讀者不知不覺地走進深奧的哲學世界。它們提出簡單的發問﹐例如《索菲的世界》的「你是誰？世界是從哪里來的？」﹐和《我們的冒險》里的「我們是誰﹐為什麼我們會在這裏？」﹐從而把讀者引進何謂人生﹑何謂自我等深奧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正是從蘇格拉底時代以來﹐人們在面對失去自我的危機時﹐一定會反芻思索的萬古常新的哲學課題。
在二十世紀末的現今﹐當人類從意識形態衝突所造成的災難中清醒過來的同時﹐我們同樣不得不再次嘗試回答這些最基本的哲學問題。
日本的同化危機
這個人類史上的難題﹐對日本來說﹐也不是個「隔岸觀火」的問題。日本簡單的以拋棄其傳統﹐換來急速的近代化飛躍發展﹐其代價是使當今日本面對更為深刻的同化危機。一個好例子就是﹐奧姆真理教以荒唐滑稽的教條大肆宣揚﹐而這樣的邪教組織﹐竟然可以迷惑了許多在名牌大學學習的青年人。
我認為 「尋找自我」發自人的本性﹐但如果不認真注意前進的方向﹐在找到答案之前﹐好有可能會掉進意想不到的陷阱里。喪失自我會做成一種真空現象﹐而自然界不喜歡真空。我特別憂慮的是﹐為了填補同化危機的空隙﹐如加利博士所說的「孤立主義」﹐或國家主義的勢力﹐會逐漸在日本抬頭。
我曾經在幾年以前就對國家主義敲過警鐘。去年﹐在雜志《世界》 十二月號登載了題為「新國粹主義土壤」的專欄﹐強調了這種勢力正在不斷增長。但是﹐更讓人憂慮的是﹐對國家主義風潮持反對意見的人們﹐還沒有充分力量來對國家主義說「不」。
從政界來看也是一樣。各種選舉的低投票率﹑無黨派階層的增加﹑政黨支持率不斷下降的傾向等﹐正是對政治的不信任﹐和政治文化衰退的證據。
政治原來具備著卓越的言詞﹑理念和政策﹐但現今的只是一味盲目追求所謂「政局」的政黨政治。以前政治家的公約是用來履行的﹐現在政治家的許多言論變成了欺騙的代名詞。在「永田町」（日本政治中樞）這一閉鎖的空間交錯的﹐只是些象行家術語似的口號﹐完全不能打開現狀﹐更別說想消除年輕人心底的黑暗﹐引起他們的共鳴。
我想大家注意一點﹐就是戰前日本的國家主義﹑這可惡的軍國法西斯主義抬頭﹐也是起因於政黨政治的衰退和消滅。在大正民主主義時代﹐總算形成了政友會﹑民政黨這兩大政黨制度。但由於內外形勢的動蕩﹐政治﹑官僚﹑產業的同流合污﹐選舉制度不完備等惡劣條件的交錯﹐使政治遊離了民眾。國民對政治產生不信﹐使這一民主制度的雛形在短暫的八年內結束。之后﹐被大政翼贊會（注解1）這一國家主義體制所吸收。
在軍國法西斯主義的惡政下﹐當時的創價學會受到了徹底的鎮壓。我們絕對不能重蹈覆轍。對政治的不信任與漠不關心這種頹廢﹑無力態度﹐正是使全體主義復蘇的溫床。
本來﹐最重要的是使民眾自我覺醒﹐讓每個人都具有賢明的批判力量和判斷力。為此﹐我們應時刻牢記「要留心監視政治」這恩師戶田會長的教誨﹐在群眾中腳踏實地的開展啟蒙活動。
與此同時﹐改革制度也是不容遲疑的﹐特別是日本的選舉制度。日本政治體係﹐在戰后的五十多年里﹐由於政治﹑官僚﹑產業的不斷勾結﹐使到整個制度產生疲憊現象。近五﹑六年﹐雖然一直在高喊政治改革這一震耳欲聾的口號﹐但要實現起來卻並不容易。例如雖然實行了改革選舉制度﹐但認為改革后比改革前好的人, 大概十個人里也沒有一個。
為了打開這僵局,我提議基於民主主義﹐日本應改變挑選領袖的方法﹐尤其是代表人民發言的首相。這裏有兩個選擇﹐就是象德國那樣增加首相的權限和地位﹐或是象美國那樣采取總統公選制度。
在先進國家中﹐幾乎沒有象日本首相這樣地位﹑權限如此「低」﹐並在短期間不停更換的事例。這種狀況持續下去﹐所有欲恢復政府或政治家威信的努力必定徒勞無功。
我為什麼要進行這個提案﹐是因為即將迎來「第三次開國」的日本需要一位優秀的領袖。回想戰后日本的外交﹐吉田內閣(1878-1967)時日美安保體制隻允許日本保有非核輕武器。自此以來﹐日本政府從來不需要作出關鍵性的外交決定。作為美國反共政策的一環﹐只要緊隨美國﹐日本的政策就不會出現什麼大差錯。為此﹐幾十年來﹐日本政治家用不著作出左右國家命運的決定。
但是﹐冷戰構造崩潰以后﹐情況大為改變。日本不能單是聽從美國的指使﹐她要開始面對世界﹐尤其是中國﹑俄國﹑朝鮮半島﹑印度﹑東南亞等近鄰國家。在這種情況底下﹐需要一個具有國際平衡感覺﹐並能果斷地決策的掌舵人﹐來領導這經濟大國。
象日本在參加西方七國高峰會議時﹐每次出席會議的首相都不同。這不僅阻礙首腦間建立信賴關係﹐還使國家間缺乏信賴關係。我的朋友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曾對一位日本記者說﹐經過長時期與日本相處﹐他明白到在日本很難找到一個能下決斷的人。
首相公選制度﹐能打破這種僵局﹐為日本選出一位強而有力的領導人。現在正處於這種需要果斷地轉換構思的時機。
「遊樂場主義」或「閉關自守」？
回到原來的話題﹐加利博士所憂慮的新「孤立主義」﹐也可以說是一種「反面教師」。即如果能高明地剋服孤立主義的誘因﹐解決同化這危機﹐就能創造出一個地球文明的雛型﹐達成真正的國際化。不單是經濟層面﹐政治﹑社會﹑精神層面也會有相應的發展。
加利博士在離任聯合國秘書長前曾提出《民主化議程》的報告﹐強調推進全球性民主主義是當前急務。他指出從現在起的二﹑三十年里﹐應把民主主義推廣到世界所有國家。沒有由世界公民推進的國際民主主義﹐國際秩序很可能形成一種危險的金字塔形狀﹐即底層雖然是民主主義﹐頂點卻是由非民主主義所佔領。
博士設定短期的二﹑三十年為時間界限是理所當然的。近年﹐邁向國際化的步伐加速﹐使到許多難題也一下子暴露出來。
回顧二十世紀初期﹐是一個列強競取殖民地和霸權的時代。創價學會初任會長牧口常三郎在所著的《人生地理學》中﹐說當時的列強互相虎視眈眈﹐一有點空隙就會乘虛而入﹐肆無忌憚地橫行暴掠他人的土地（《牧口常三郎全集》第一卷）。其結果不僅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還招致了東西「冷戰」﹐使全世界受到核戰爭的威脅。
東西兩陣營致力于競爭開發核武器﹐其結果是軍事力量超越了人類能控制的範圍。意圖殲滅敵人的破壞力量同時危害著自己的生存﹐甚至使人類陷于全滅的危機。人類的命運被置于「危險的均衡」之下。
當冷戰所形成的「墻壁」被拆除后﹐霸權主義仍然未被消滅﹐只不過戴上了一副新面具。在國際化的火速進行中﹐打著「自由競爭」招牌的新霸權﹐在國際社會中逐漸形成起來。于是又形成了「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弱肉強食世界。在資本主義的「賭場」中每天進行著金錢游戲型的金融交易﹐買空賣空的投資（注解2）遠遠超出于實存的經濟。以「市場原理」為盾牌﹐超越國家的控制﹐正在無限制地加以擴大。
在今年日本的新年電視節目中﹐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經濟學者萊斯特‧瑟羅（Lester C‧Thurow）博士指出﹐雖然國家已不能個別地控制經濟﹐但全球性規模的經濟結構還沒有誕生。
現 行的全球性經濟結構還是非常的不安定﹐引致如1997年7月發生的完全可以預料的亞洲經濟危機或俄國通貨危機等﹐並連鎖地在其他國家誘發新的危機。問題的所在就是缺乏地球規模的公正和倫理概念﹐只要是有異于市場原理﹐絲毫不作個別的考慮﹐馬上就以國際化﹑標准化的名義強行排斥。
瑟羅博士在《資本主義的未來》（The Future of Capitalism）一書中寫道﹐「互助的意識形態已衰退﹐被適者生存的資本主義所替代」。他批判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的達爾文主義(Darwinism)式弱肉強食傾向﹐並強調﹐「資本主義若是要取得成功﹐應從消費性的意識形態轉向建設性的意識形態」。對此我大表贊同。
我在去年的倡言中﹐立足于牧口會長所提倡的「人道競賽」理念﹐強調不應弱肉強食﹐而要轉為「共同創造價值」的競爭。就經濟來說﹐就是從互相剝奪財產的「消費型經濟」﹐轉為互相給予的「建設型經濟」﹐使所有的人都能實現創造價值﹐這才是當今需要做的事情。
特別是在最近的金融危機之中﹐例如買空賣空的投資等﹐短期資金的移動失去控制時﹐就必須采取規制措施進行制止。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的朋友未來學者亨德森 (Hazel Henderson) 博士所提出的「人人都是勝利者的世界」（Win-Win World）就永遠不可能實現。
與此同時﹐佛教徒最為關心的問題就是同化危機﹐因為作為世界公民﹐必需擁有一種合適的世界觀或宇宙觀。隨著國際化的進展﹐無國境化的市場經濟﹐必然帶來文化﹑特別是消費文化的統一化﹑同化。在這種文化里喪失了地位的人們﹐會不知不覺地在精神上與統一化﹑同化的潮流產生摩擦﹐造成了一種如加利博士所說的「新孤立主義」。
美國新澤西州立拉特格斯大學（Rutges University）的本傑明‧巴伯（Benjamin Barber）教授在他的著作《聖戰對麥當勞世界》（Jihad vs. McWorld）中﹐嘗試說明這種對立的構圖。
巴伯教授指出當今世界上有二種潮流：一種是「麥當勞世界」（McWorld）﹐通過通信﹑情報﹑娛樂﹑商業的國際化﹐把整個世界變成只有單一主題的游樂場；另一種是「聖戰」（Jihad）﹐在狹隘﹑盲目的信念支配下﹐反對所有種類的相互依存和人為的相互協力。
我對把「聖戰」這回教用語轉用為「排他主義」的代名詞有異議﹐但在此為了便于理解教授意欲表現兩個極端的心意﹐就原原本本地借用了他的詞句表現。
無論是「麥當勞世界」還是「聖戰」﹐這二種世界也是不能截然區分的。人絕對不會滿足于單一主題的世界﹐人類會不斷地尋求生存的意義﹐我想世界上不會有純粹的「麥當勞世界」住民。與此同時﹐無論有如何閉關自守的「聖戰」領域﹐也不能逃離環境破壞等「地球問題群」的範圍之外﹐也不可能完全遮斷國際化經濟的浪潮。換而言之﹐現代人的宿命﹐就是在兩者之間﹐或多或少地面臨著喪失自我的危機。
從佛教教義來說﹐現今世界是被「三毒」（貪 痴=貪婪﹑忿怒﹑愚昧）所支配﹐人類隻會徘徊在這無明領域里﹐一步也走不出來。
擁有世界觀的人民對于構成一個全球性民主主義是不可欠缺的。巴伯教授對不把自己困在私人空間﹐經常自主地積極參與「公共事業」的市民寄予極大期望。他把他們的活動範圍稱謂「公眾場所」(public)﹐說﹐「創造‘公眾場所’是市民社會的公務。只有這里﹐才有實現民主主義的意願﹐才能對抗麥當勞世界的魔力。也只有這里﹐才能形成誰都不會被拒絕的共同社會﹐大家擁有開敞的世界主義公民感情﹐能滿足需要保持個別但同時也渴望融洽交流的人」。
這種「公眾場所」的活動空間存在于「政府」和「私人」中間的領域。但是﹐環顧現今這炎涼世態﹐要創造如此的對話空間﹐實在是非常困難的。巴伯教授的書中沒有指出明確的方法﹐作為參考﹐他隻介紹了最能代表美國民主主義的﹑初期新英格蘭城鎮會議（注解3）
我認為﹐這種自由發言的場所正是孕育世界公民的搖籃。這也是宗教﹐特別是樹立二十一世紀道德風尚核心的世界宗教需負起的最大課題。我相信﹐宗教所推行的無償活動﹐正示範了志願服務的精神﹐明確了志願參加社會福利活動的「意義﹑動機」﹐提供了堅定的「立腳點」。
創價學會把本年的主題定為「新世紀地域勝利之年」﹐開始了向二十一世紀的前進。在此的「地域」﹐包含了剛才所討論的「自由發言場所」的涵義。我堅信﹐民眾聚集在座談會上熱鬧地交流﹐這種現象在日本全國乃至世界各地擴展開來﹐不僅可以使沉滯的社會變得活潑熱鬧﹐甚至可以培育出一批象加利博士所嘉獎的﹑構成環球民主主義的世界公民。
于1996年6月在美國佛羅里達自然文化中心舉行的SGI總會上﹐我提出把SGI作為「國際創價學會」簡稱的同時﹐也代表「優良社會團體」（Social Good Institution）的開頭字母﹐得到與會者的贊同。牧口會長曾指出為社會提供利益是件善事﹐也是真正宗教的職責。我想﹐沒有比使人類復蘇﹑社會活潑來得更好的事。象政治﹑經濟和教育﹐宗教不能對此有所貢獻﹐就失去了其存在意義。
前國際宗教社會學會會長﹑牛津大學名譽教授威爾遜(Bryan Wilson)博士深深認識到這種世界宗教的作用﹐他嚴格地評價宗教給與人類曆史的功過﹐並一直熱情地關注著SGI的運動。
在博士和我的對談中﹐他說：「一方面是尊重多種多樣的地方利益和個性﹐另一方面是普及地球文明和全人類文化﹐假如要彌補如此的鴻溝﹐在中間建起橋梁﹐大概也只有宗教才能辦到。」（《社會與宗教》）博士的語言既有冷靜的分析﹐又充滿對人類未來的熱情﹐令我深受感動。
另外﹐博士在1998年8月的《聖教新聞》上寫道：SGI未曾局限在宗教範圍里﹐努力推進和平﹑文化﹑教育各種活動﹐是一個「反映時代要求的宗教」。如此﹐他指出SGI的活動超越了宗派主義。
當然﹐宗教團體的部分目的是提供一種避難所般的地方﹐讓困擾疲憊的人們聚在一起互相安慰勉勵﹐除難解憂。另外﹐宗教也需要幫助信徒尋找新的自我﹐從以前的自己解放過來﹐改革意識﹐昇華自己的精神﹐這才是面向時代變革的宗教運動的真正立場。如果不是這樣﹐就不可能克服同化的危機﹐不可能在「地方利益」與「普遍的地球文明」之間架起橋梁。
尋找新的宇宙觀
在此﹐為了阻止同化危機侵蝕現代人類的精神深處﹐即使看起來不太現實﹐我提議有必要去嘗試發掘一種新的世界觀﹑宇宙觀。如果不觸及此點﹐那麼世界公民的理想﹐也只能成為「畫餅充飢」。
歐洲中世時代﹐人民的生活中存在一種清晰明確的宇宙觀。但丁的《神曲》（La Divina Commedia）是一個好例子。他描述的壯大世界觀包括有在地底深層的「地獄界」﹐穿過它相反的一邊是「淨罪界」的山﹐天空有九層的「天上界」﹐而在巔峰就是神所居住的「至高天」。
雖然但丁的這種宇宙觀非常不科學﹐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它回答了前文曾著述到的「尋找自我」的問題：「我是誰？世界從哪里來？」「我從哪里來？又要到哪里去呢？為什麼在這里呢？」
《神曲》的宇宙觀為這些問題都准備了恰如其分的回答﹐使人感到存在的意義。它創造出一種「神的意志」﹐應用于幸福與悲傷﹑快樂與痛苦﹑昌盛與衰亡等各個環節﹐形成了精神世界有「意義」的等級秩序。
遺憾的是﹐從中世至近世﹑近代﹐不是從 「舊世界觀」過渡到「新世界觀」﹐而是變成一種放棄任何世界觀的時代。換而言之﹐近代科學的機械化觀點完全拒絕接受這種人類最基本的問答﹐對宇宙觀顯出一副完全漠不關心的樣子。
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不﹐是不理會這一點﹐人類把知識錯覺成智慧﹐快樂錯覺成幸福﹐只顧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狂奔。其結果是﹐人隸屬于現在的「麥當勞世界」﹐淪落到僅僅成為消費者﹐變成了「商品」的奴隸。這當然隻會加深同化的危機。
勞倫斯（D. H. Lawrence）在《啟示錄》（Apocalypse）中好象對現今社會有先見之明一樣﹐不停地呼吁復興宇宙觀。他說﹐「我們希望斷絕虛偽的非有機的關係﹐特別是涉及到金錢的關係。我們要重新樹立與有機物體的關係：與宇宙﹑太陽及大地的關係﹐與人類﹑國家及家族的關係。先從太陽開始﹐這樣做的話﹐其他的就會慢慢成立起來。」
我們SGI運動的核心也是嘗試創出一種新宇宙觀﹐嘗試向同化危機挑戰。恩師戶田先生在獄中的悟達是它的原點。1944年﹐為了反對日本軍國主義而被困在獄中的戶田先生﹐決意從元旦起用全身心去閱讀《法華經》。在3月和11月﹐他獲得了二次悟達。
第一悟達是「佛即生命」。另一次悟達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即釋迦牟尼在靈鷲山會座說《法華經》時﹐以上行菩薩為首的無數地湧菩薩﹐從釋迦牟尼那里接受正確的法的囑咐﹐而戶田先生領悟到自己也千真萬確的是會座的其中一員---我即地湧菩薩。
《法華經》里有很多戲劇性的場面﹐容易被看成是遠離現實虛構的故事。戶田先生這二次悟達﹐尤其是第二次「我即地湧菩薩」﹐完全配合了日蓮佛法的原意﹐並把它復蘇為一個栩栩如生的宇宙觀。這在佛法史上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事實。
這雖然與驗證科學的「事實」著眼點不同﹐但它不僅沒有違背「事實」﹐反而包容了它﹐進而明確地顯示出宗教的「真實」世界觀﹑宇宙觀。我們把恩師這種發自內心的「復興宇宙觀」活劇作為我們的精神基點﹐和SGI運動永遠不變的精神核心。這種宇宙觀同時也回答了原先舉出的人類最基本提問。以它﹐能在這動蕩的世紀末消除同化危機﹐使所有的人都能找到生存的意義。
我十九歲第一次與戶田先生邂逅時﹐他的世界觀給了我非常強烈的印象﹐令我寫了一首即興詩來表達我當時的感受。
旅客啊
你來自何方
欲往何處
月亮已低沉
旭日未昇
在黎明前的混沌里
追求著光明
我邁步向前
撥開心中的暗雲
追求暴風雨中不動的大樹
我 欲從地湧出
當時我無從獲悉《法華經》的深奧意義﹐但從戶田先生身上放射出的人格﹑生命力之中﹐可能感受到了那種宇宙觀。
戶田先生能達到悟達﹐可能出于他對人生命的無價和尊嚴的絕對確信﹐和他要啟發驚醒人類此點的強烈使命感。于此﹐他為SGI奠定了對抗全球性同化危機的基礎。
每當戶田先生在提及到釋迦牟尼﹑日蓮時代的青年信徒時﹐就會對我們這些草創時期的年輕信徒呼吁﹐說「各位必需自覺﹐你們和過去這些偉大的青年學徒們是有著同一目的﹑同一道程的﹐應下更大的決心﹐不遜色于他們。倘若在靈鷲山會一起同座時﹐被捨利佛尊者及大聖人門下嘲笑說未法的青年沒有出息﹐那我們就會喪盡地湧菩薩的威名呢！青年們﹐奮起努力吧！」
響應戶田先生的呼吁﹐以我為首的幾萬﹑幾十萬青年們奮起努力﹐結果﹐一波變成千波萬波﹐築起了今天的SGI運動的巨大潮流。
《法華經》所描繪的地湧菩薩﹐就是一個在現今社會里努力使宇宙觀復蘇的人。換句話說﹐就是一個「對話名人」﹑「軟能(soft power)旗手」。
《法華經》簡潔地把地湧菩薩的性格作了如下介紹（《法華經並開結》）：
志念力堅固
常勤求智慧
說種種妙法
其心無所畏
巧于難問答
其心無所畏
忍辱心決定
端正有威嚴
畏懼心會築起種種圍墻來阻擋人的交流﹐例如國境圍墻﹐人種﹑宗教﹑性別﹑階級﹑貧富差別﹑個人喜愛等圍墻。喜歡閉關自守﹐或存有偏見的人﹐往往先入為主地拒人于門外。這是種惰性﹐妨礙互相瞭解和信任﹐缺乏使對話成立的忍耐和緊張感。曆史證明﹐這種怠惰的精神隻會使人走向暴力。
被稱贊為「無所畏」的地湧菩薩﹐能超越一切隔閡和差異﹐只要有人﹐無論何時何地都可以展開對話。他們的對話配合著情況和對手﹐有時象溫馨的微風﹐有時象鼓舞的鼓聲﹐有時象覺醒的警鐘﹐又有時象破邪的利劍。他們確信人在各種差異的修飾之前﹐是無差別﹑平等的﹐每箇人都擁有成佛的本能。
地湧菩薩的另一箇現代定義可說是「軟能旗手」。1991年9月﹐我在哈佛大學以「軟能時代與哲學」為題講演。同大學的約瑟‧奈（Joseph S. Nye）教授作講評時﹐說軟能的精髓就是「協調合作的能力」。地湧菩薩對人的本性充滿確信﹐所以能堅韌不拔地進行對話﹐直至找到了共通的言語為止。
我把地湧菩薩的這種性格以三箇項目來概括﹐就是：
一﹑對待自己象秋霜一樣
二﹑對待朋友象春風一樣
三﹑對待邪惡象獅王一樣
只有具備以上所有條件的人才能被稱謂對話的名人﹑高手。
德國思想家雅斯貝斯（Karl Jaspers）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1945－46年的冬季學期﹐在海德堡（Heidelberg）大學舉行了一系列的講演﹐非常轟動。之后﹐講演被編輯為《德國的戰爭罪過》(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一書出版。在書的開頭﹐雅斯貝斯寫道：「我們要學會與他人對話﹐我們要理解和接受他人與自己不同之處。」
和平文化
接著我想指出﹐為了打好恒久和平的基礎﹐我們首先要消滅戰爭。我們要把「戰爭文化」 轉換為「和平文化」。
雖然冷戰終結﹐暫且回避了面臨全面核戰的危機。但遺憾的是﹐每年的區域糾紛﹑民族糾紛卻是有增無減。比方說﹐從去年起的南斯拉夫科索沃糾紛﹑剛果（舊扎伊爾）內戰等﹐已經使人民傷亡慘重﹐製造了不可勝數的難民。世界各地不少過著和平生活的人民﹐忽然被卷進憎惡和瘋狂的風暴之中﹐被迫自相殘殺。
人類曆史中﹐不斷回蕩著人民悲嘆戰爭的破壞和殺戮的哀聲。我們絕對不能允許二十一世紀重蹈覆轍﹐人民應該得到享受人生謳歌與和平文化的機會。
聯合國已把2000年定為「和平文化國際年」。去年11月﹐又在大會上通過決議﹐把二十一世紀最初的十年（2001－2010年）定為「世界兒童的和平文化﹑非暴力國際十年」。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首﹐世界各國領導﹑有識之士及各個團體,早在以前就希望制定如此的提案,其中包括我幾位好友﹐如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原蘇聯總書記﹑南非的曼德拉‧納爾遜（Nelson Mandela ）總統﹑阿根廷的人權勇士埃斯基維爾（Adolfo Pㄔrez Esquivel）博士﹑甘地非暴力研究所所長的阿倫‧甘地( Arun Gardhi,聖雄甘地的孫子)等等。
在決議中有如下的句語:「欲把未來世代從戰禍里解救出來﹐需要推廣和平的文化」。這決議希望爭取成員國﹑聯合國各機關﹑NGO（非政府組織）等的協力﹐來樹立地球上所有兒童的幸福﹐因為他們一直是戰爭的最大受害者。
最近令我特別憂慮的問題﹐就是以兒童作為士兵的「少年兵」的增加。1998年10月﹐據奧通努（Olara Otunnu）聯合國秘書長兒童‧糾紛特別代表所發表的報告中指出﹐在大約五十箇糾紛區域中﹐有三十萬未滿十八歲的兒童作為士兵在戰場上打仗。每天有八百兒童因地雷等而死傷。從1987年起的十年之中﹐有二百萬兒童犧牲﹐六百萬變成殘疾﹐一千萬受到精神創傷。
報告中著述到﹐內戰的一大目的是：殺虐作為潛在敵人的下一世代的兒童。1999年1 月﹐據國際人權團體「國際大赦」（Amnesty International）所發表的報告指出﹐有四十四個國家在征集未滿十八歲的士兵。其中也有因戰爭而失去家族﹐或被軍隊拐走﹐為了生存而無可奈何地參戰的事例。
讓兒童參戰會對他們留下不可估計的壞影響﹐強逼他們參戰更是對人權的重大侵害﹐同時也包含著使下一個世代繼承此種憎惡﹐使紛爭永久化的憂慮。這種「憎惡連鎖」﹑「復仇連鎖」只要存在于社會之中﹐戰爭就永遠不會根絕。我強烈要求從速制定「禁止童兵條約」﹐擁護「兒童權利條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中各項目﹐禁止未滿十八歲的兒童征兵或從軍。
我們SGI至今通過協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國際機關﹐為創造「和平文化」而努力展開各種活動。面向這國際十年﹐我們會更盡全力參與。「波士頓二十一世紀中心」（和平研究機關）也準備從二月開始舉行一系列的「和平文化」會議。
怎樣才能阻止「復仇連鎖」﹐剋服「戰爭文化」呢？罪招致罪﹐暴力誘發暴力﹐以這種命運的醜惡連鎖為題材的著名作品﹐有埃斯庫羅斯（Aeschylus）作的希臘悲劇《奧瑞斯忒亞》（Oresteia）（注解4）。
黑格爾（Georg Hegel）在《權利的哲學》（Philosophy of Rights）中觸及到這個故事時說﹐「所以復仇﹐作為一個主觀的意志行為﹐會變成一種新的侵害；而由于這矛盾﹐會成為無限連鎖的一部分,永無止境地代代相傳下去。」他進而指出﹐為了消解這種矛盾﹐需要通過刑罰來謀求正義, 而非復仇。在考慮國際社會問題時﹐黑格爾的視點含有很深的啟發。
1998年6月,國際社會總算決定設立「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一種用來制止「復仇連鎖」的法律制度。ICC實際上是從半個世紀以前開始的構思﹐作為國際社會對重大侵害的大量殺戮及戰爭犯罪等進行審判的常設法庭。相對于處理國家間紛爭的「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它是以追究個人的刑事責任為目的。
到現在為止﹐類似的國際法院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紐倫堡軍事法庭(Nurnberg Military Tribunal)﹐以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還有聯合國安全保障理事會為舊南斯拉夫﹑盧旺達（Rwanda）設置的國際法庭。但它們都是為了對應各別的戰爭而設﹐因此對期間以及管轄權都作有限定。
對于這種臨時法庭﹐有許多人批判它為「由勝者作審判」﹐所以在區域紛爭激化之中﹐希望事先制訂常設法院來對應犯罪和刑事手續的呼聲很高﹐這才決定設立ICC。它的對象包括１集體殺害２人道上的犯罪３戰爭犯罪４侵略罪。特別值得注目的一點是﹐ICC也適用于內戰的戰爭犯罪。
ICC不采用死刑作為最高刑罰﹐我認為這是為了阻止連鎖復仇。采用死刑不只會留下問題﹐而且現在世界上廢除死刑的動向也慢慢成為一個潮流。無論從人道還是人權的立場來看﹐死刑也不妥當。
雖然ICC在管轄權及與聯合國安保理事會的關係等方面還存在許多課題﹐但是不管怎樣﹐在二十一世紀之前﹐為了剋服「戰爭文化」而設立這個制度本身是有很大意義的。
今后﹐為了確保ICC更有實效性﹐我強烈希望在進一步的協議中﹐檢討增加「使用核武器等大量破壞武器」作為國際犯罪對象。
解決糾紛－－對話的力量
接著我想闡述作為剋服「戰爭文化」﹑解決紛爭對立等國際問題的方法。
至今﹐為了解決紛爭﹐國際社會認為軍事介入是唯一的方法。例如象科索沃紛爭中NATO（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所實施的空襲；肯尼亞和坦桑尼亞美國大使館受恐怖分子爆炸時美國采取的報復攻擊；美﹑英兩國對拒絕接受破壞兵器檢查的伊拉剋進行的空襲等。雖然我們不能對國際社會的威脅置之不理﹐但在采取軍事力量作為解決方法時必須非常慎重。
以軍力強硬解決問題﹐留下后遺症的情況很多﹐「硬能」始終不是完善的解決辦法。象黑格爾所指﹐不管是多麼正義﹐從對方看來就是侵害﹐就會招致復仇﹐陷入不能自拔的復仇連鎖之中。
我想重要的是首先明確問題的所在﹐然后通過對話（軟能的宗旨）﹐來逐漸地排除障害。
由于紛爭而傷痕累累的北愛爾蘭開始了對話。近三十年來﹐一直發生著恐怖活動及流血慘事﹐被稱為「不治之症」的北愛爾蘭紛爭﹐通過積極促進對話﹐終于在1998年4月達成和解協議。正如雙方住民的投票結果所顯示一樣﹐長年的流血紛爭和三千人以上的犧牲者給人們所帶來的痛苦實在太大了。
這合意嶄新地設立超越國境的運作機構﹐稱為「南北評議會」。它以整個愛爾蘭人民的共生為第一目標﹐超越國家範疇﹐優先重視區域居民的意向。它嘗試克服紛爭根源的歸屬意識問題﹐如果順利走上軌道﹐它將成為解決世界其他紛爭的寶貴借鏡。事實上﹐它已使西班牙與巴斯剋考慮停火（注解5）﹐開通停戰的道路。
雖然愛爾蘭紛爭仍留下了解除武裝等課題﹐但在形成更進一步的信賴之中﹐國際社會可以支援協力﹐使雙方達成協議。
像北愛爾蘭紛爭一樣﹐原本並沒有不可避免的對立﹑不能超越的墻壁。只要不從開始就敵視對方﹐設法找出對立的根源﹐把對方當做「敵人」之前﹐作為同樣的「人」來看待﹐這就是邁向和平的第一步。
聯合國把2001年定為「文明對話年」。這項決議表現了國際社會的共同意識﹐就是「在面對新的千年的時候﹐通過建設性的對話﹐加深相異文明間的相互理解」。
我所創立的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的宗旨就是推進「世界公民間的文明對話」。該研究所預定于戶田會長誕生百周年的2000年２月﹐舉辦以「文明對話：新千年的新和平課題」為主題的國際會議。
該研究所所長﹑夏威夷大學的馬吉德‧特拉尼安（Majid Tehranian）教授與我正圍繞世界二大宗教：伊斯蘭教與佛教進行對談。教授指摘說現代社會「盡管通信的回路不斷增加﹐卻缺乏了最基本的對話」。
的確﹐現今的社會泛濫著模式化的情報﹐使人越發難以捕捉事物的真相。正因如此﹐才需要人與人之間的直接對話﹑文明對話。
我在東西冷戰激烈的時候﹐抱著「國家也是由人構築」的信念﹐訪問了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努力架起友好橋梁。同樣﹐我反復與各種不同宗教﹑民族﹑文明背景的世界人士進行對話。我認為﹐如果站在「人」這共同的大地之上﹐敞開心扉相互交談的話﹐一定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誰也不想參與戰爭。是孤立產生猜疑﹐猜疑招致對立。正因如此﹐我主張不能孤立任何國家﹑民族﹐為了實現此理想而遍曆世界。有時通過對話﹐有時通過教育交流或文化交流﹐一步一步地開拓友情的河川﹐架起和平的橋梁。
著名的瑞士心理學家容格（Carl Gustav Jung）指出﹐只有通過人與人的直接接觸﹐才能實際地﹑從根本上改變個人（《現代與未來》）。我堅信培育「和平文化」﹐構築共生的地球社會﹐也只有靠人與人不屈不撓的反復對話。如果能這樣﹐迂回小徑也終會成為康莊大路。
不戰制度化的三箇途徑
接著﹐為了實現和平與希望的「第三個千年」﹐我想談論使「不戰制度化」的途徑。
我認為第一步是育成與強化區域會議﹐來增進形成信賴。在此的「區域會議」不是為了共同對付外敵的防衛同盟﹐而是為了防止與近鄰國家對立﹐構築信賴關係的「對話場所」。
EU（歐洲聯盟）是一個好例子。經曆過二次大戰的歐洲各國﹐強烈意識到不能再發起戰爭﹐成為了構築EU的原動力。幾經周折﹐EU終于在1999年１月實現了「統一貨幣」這一長年的目標﹐成員國中的十一國導入了歐元（Euro）﹐向經濟統合邁進了一大步。
EU並且預定于2002年7月取消各國的紙幣﹐完全確立歐元為法定貨幣的地位。對于主權國家來說﹐終止發行自己國家的貨幣﹐不只是在經濟次元﹐在政治上也具有很大的意義。ECB（歐洲中央銀行）開始掌握發行貨幣等金融政策后﹐沒有其他國家的同意﹐個別國家就不能隨便籌措戰爭費用。
不僅是EU﹐許多歐洲以外的國家也參加了推進區域間協作的組織﹐如ASEAN（東南亞國家聯盟）﹑NAFTA（北大西洋自由貿易協定）﹑OAS（美洲國家組織）﹑MERCOSUR（南美南部共同市場）﹑OAU（非洲統一組織）等。如此﹐各區域正在努力構築信賴關係﹐期待實現安定與和平。我們希望在東北亞及中東等還缺乏對話的區域﹐能設置對話的場所和機會﹐來防止對立加深。
Ⅰ﹑東北亞和平論壇
回顧曆史﹐正因為幾乎所有戰爭都發生在鄰接的國家間﹐或是近鄰諸國間﹐所以我認為要阻止戰爭爆發﹐「對話場所」更是不可欠缺的。為此﹐提議設置「東北亞和平論壇」。
1998年5月﹐我訪問大韓民國﹐與慶熙大學校長趙永植博士會面時﹐東北亞問題成了交談的中心。趙博士說：「既然長年戰爭的歐洲能建立起EU﹐為什麼東北亞沒有如此的組織呢？歐洲已開始變成為一個國家。我們東北亞﹑日本與韓國加上中國﹐應該齊心協力成立一個共同組織。」
我經常祈願著東北亞地區的和平﹐所以與教授抱有同樣想法。我們讚同慶熙大學與創價大學一起作為發起人﹐推進這一曆史性使命。作為實現這論壇的開端﹐我認為最理想的是先策划此區域的學者與研究中心的交流。我提議﹐傚法創價大學隔年舉行一次的「環太平洋專題討論會」形式﹐在2000年與慶熙大學一起﹐以韓國﹑北朝鮮（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中國﹑俄國﹑蒙古﹑日本此六個國家的大學﹑研究機關為中心﹐舉辦和平友好會議。
除了東北亞以外﹐在中東也極需如此的交流。戶田和平研究所在1999年3月﹐將會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舉行第一著「西亞安全保障互助國際會議」（SACWA）﹐研究維持波斯灣周邊的和平問題。這是由挪威國際問題研究所﹑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中東‧中亞研究中心等協力召開的。除了伊朗﹑伊拉剋﹑卡塔爾等波斯灣周邊八個國家以外﹐還有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任理事國的專家﹑政策負責人﹑聯合國代表等參加。
會議上﹐話題將包括經濟協作﹑締結互不侵犯協定﹑裁軍等。通過加深區域間合作﹐能幫助和解招致戰爭的威脅與緊張狀態﹐對世界和平有著重要的意義。
Ⅱ﹑武器交易
為實現「世界不戰」而應盡早處理的第二個課題就是武器買賣。武器買賣會使紛爭激化﹑陷入長期化狀態。讓人可悲的是﹐每年的武器交易有增無減。據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發表的年度報告《軍事均衡》所分析﹐1997年度的武器交易比前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特別是中東及東亞區域有顯著增長。1997年世界武器交易總額達三百四十六億美元。其他調查也同樣顯示出紛爭區域成了最好的武器出口市場。另外﹐文中指摘﹐從統計上難以掌握的狀況是﹐紛爭頻發的非洲等國是輕武器最好的舊貨市場。
聯合國科非‧安南（Kofi Annan）秘書長在1998年4月發表的關于防止非洲紛爭的報告中﹐對這一點非常憂慮。他要求成員國立法制裁違法出口武器商人﹐同時要求安理會公開國際武器商人暗躍的活動實況。
總之﹐利用其他國家的戰爭或內亂﹐通過武器交易來強化自己國家的影響力﹐或進行謀取商業利潤等行為﹐是罪大惡極的。這種行為污辱了人的尊嚴﹐是只顧自己利益而犧牲他人的「惡業」。
一個國家為了增強軍備而進口武器﹐為區域帶來不安要素﹐促使其他國家引進更現代化武器﹐進而加劇區域的緊張局勢。同樣地﹐對內戰中各派提供武器﹐會使紛爭進一步昇級﹑長期化。打斷此惡循環需要從二方面著手﹐一是要形成相互信賴﹐盡量減少其「需要」。另一方面是要同時采取對策﹐阻止武器流入紛爭地區。
從1992年起﹐聯合國開始了軍備登錄制度（注解6）
﹐由于沒有束縛力﹐過半數的成員國都登錄了。特別是主要武器出口國的安理會常任理事五國與德國﹐因為他們佔了世界武器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通過他們的報告﹐可以把握全球武器買賣的概要。
該制度增加了武器轉手的透明度﹐我提議以此作為基礎﹐擴大武器的對象範圍﹐同時進一步協商一條使所有成員國都有義務進行登錄的條約。如果能實現﹐既可形成成員國之間的信賴關係﹐還可以對突然的軍擴發出早期注意警報﹐帶來世界的安定。
我有二個能協助抑止武器買賣的附加提案。其一是限制不法武器交易。安南秘書長的報告書中也寫道﹐對紛爭區域秘密輸進武器的商人﹐特別是違反禁止出口措施的行為﹐應以國法嚴懲﹐或者達成國際協議﹐通過國際刑事法庭追究。
第二個是﹐主要武器出口國家應自主地制定方針﹐抑止武器交易。對于這項建議﹐波斯灣戰爭后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間曾經商議過﹐但是沒有得出什麼結果。我提議今年舉行加上中國的G9（九國高峰會議）會議﹐來重新討論此課題﹐因為G9包含主要武器出口國之一的德國﹐而日本和加拿大能作為調停人。
聯合國兒童基金與NGO等曾于1998年聯名呼吁G8（西方八國高峰會議）積極支援聯合國成立限制轉移武器的條約。即使成立條約困難重重﹐但在進行的過程中﹐可以使主要武器出口國自覺到制定方針的重大意義﹐能增加相互信賴﹐和創造抑制其他武器出口國的環境。
裁軍
為了實現「沒有戰爭的世界」﹐第三箇不可回避的課題是裁軍﹐特別是核武器的裁軍。
至今﹐國際社會簽署了許多條約﹐禁止使用生物﹑化學武器等大量殺戮武器及對人地雷。但是在自動步槍﹑小口徑武器等輕武器和核武器這二個領域﹐還未形成任何削減武器的國際條約。
我在去年的倡言之中也曾主張限制輕武器的泛濫。1998年12月的聯合國大會上通過2001年舉辦限制輕武器國際會議的決議﹐可以看到一定的進展。但問題是核武器。冷戰結束已近十年﹐現在地球上還殘存著三萬顆以上的核彈頭。美國與俄國沒有真正履行START（削減戰略武器談判）﹐其它的核裁軍交涉也遲遲未有進展。
自1995年NPT（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無期限延長以來﹐日內瓦裁軍會議的成果僅限于1998年8月決定開始交涉禁止生產武器用核分裂性物質條約。另一方面﹐1998年5月﹐印度﹑巴基斯坦相繼進行核試驗﹐意味著對立的鄰國同時選擇了保核的道路。這在給與國際社會很大衝擊的同時﹐從根本上動搖了CTBT（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NPT體制。國際社會沒能說服兩國放棄核試驗的事實﹐不僅顯露出偏向核保有國抑止論的限界﹐也為期望成為核保有國的其他國家創出先例。
最近﹐美國發表了在原子力發電廠制造作為氫彈材料的超重氫（tritium）方針﹐輕而易舉地改變了民生與軍事分離的基本原則﹐使人感到核保有國的傲慢﹐和美國自身對核裁軍缺乏真摯的態度。
在此之中﹐1998年6月﹐瑞典﹑巴西﹑南非等非核八國﹐對于核保有五國與有核制造能力的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提出迅速廢除核武器的要求﹐發表題為《沒有核武器的世界—新議程的必要性》的共同宣言。無核八國把這議案進一步概括后向聯合國大會提出﹐于同年12月被采納。
這提案強調了核保有國對核裁軍的責任﹐提示出撤去非戰略核武器﹐解除核武器的臨戰狀態﹐宣言不用于先發制人等﹐明確地指出了廢除核武器的具體步驟﹐具有至今為止最實際的內容。
被稱為「新議程聯合」的八個國家不持有核武器﹐不在核保有國的「核保護傘」下﹐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得到許多無核國家的贊同。其中﹐瑞典﹑巴西與南非三國曾放棄核開發計划。巴西卡多佐（Fernando H. Cardoso）總統的話最能代表了新聯合的心聲：我們不需要核武器﹐它隻會為我們區域帶來緊張與不信任﹐破壞使人們幸福生活的區域團結。
事實上在1998年7月﹐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烏拉圭﹑智利﹑玻利維亞的南美六國簽訂了協議﹐放棄在區域內的互相交戰權﹐禁止使用大量破壞武器。這協議的要點是：即使發生了如國境糾紛等緊張問題時﹐也禁止以武力解決；禁止研究﹑開發與保有核﹑生物﹑化學武器；把軍國主義﹑獨裁政權國家從南美南部共同市場除名。
我認為事先努力形成區域間信賴﹐才是制止擴軍備戰的道路。先形成一個「和平區域」﹐可以防止成員國向核保有逐步昇級﹐消除尋求「核保護傘」的念頭。
以中南美為首﹐南太平洋﹑非洲﹑東南亞已經誕生了「無核區」﹐不依存于核武器的區域逐漸在擴大。
我認為﹐具有強烈核裁軍志向的加拿大﹑挪威﹑荷蘭﹑日本等國家﹐應該宣言擺脫「核保護傘」﹐擁護「新議程聯合」。新聯合的這種精神廣泛地受到民眾的支持﹐而「中堅國家構想」（Middle Power Initiative）等NGO正在加以推進。我相信﹐只要象實現導入禁止對人地雷條約的「渥太華過程」（Ottawa Process）一樣﹐熱心于裁軍的國家與民眾攜手合作﹐一定可以向「無核武器的世界」邁出一大步。
1957年﹐創價學會戶田第二任會長發表了「禁止核武器宣言」﹐指出核武器是剝奪人類生存權利的「絕對惡」。自此以來﹐創價學會一貫持續要求全廢核武器的活動。
1997-98年底﹐以創價學會青年部為中心開展了募集簽名活動﹐支持「核時代和平財團」等NGO所推進的「2000廢止核武運動」（Abolition 2000）。 該運動舉出了一係列可以實現的步驟﹐起草了實現禁止與廢棄核武器的「禁止核武器條約」案﹐並且已成為聯合國的正式文書。我想呼吁﹐以該條約案為基礎﹐配合「新議程聯合」等其他提案﹐共同創造出一個廢除核武器的「渥太華過程」。
我想畢竟還是不能只任憑核保有國交涉軍縮的進展﹐無核國家政府代表民意﹐一起實現這種計划﹐這才具有重大的意義。戶田和平研究所一直把廢除核武器的具體對策與時間日程等作為主要課題﹐積極主動地舉行了不少國際會議。可能有人會批評說沒有全部核保有國的參加是沒有意義﹐但回顧過去的NPT﹐最初只有部分核保有國參加﹐之后得到了核保有五國﹑核保有可能國﹐以及曾作核試驗但后來放棄保核等國家參加。所以我認為﹐應該先制定條約﹐為核保有國及同盟國擺脫依存核武器的體質打開道路。
和平共存的千年
思想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說﹐「實際上是某種思想建成了這座森嚴的戰爭之家﹐也應該有另一種思想可以把這座建築物毀掉。」（《愛默生選集四》）
假如我們能把戶田先生的思想發揚﹐把核武器是威脅人類生存權利的「絕對惡」這思想昇華為這時代的精神﹐我們能打破象抑止論一樣把核武器當作「必要惡」這謬論。SGI會竭盡全力﹐與其他NGO共同把二十一世紀變成無核武器的世紀。
未來並不是現在的延長﹐我們不是在等待時代起變化﹐是應該自己親手創造未來﹐打開新世紀的大門﹐這是我不變的信條。1999年要成為一個民眾積極地向各種世界課題挑戰的﹐充滿歷史性的一年。
今年五月﹐將在荷蘭的海牙召開NGO主持的「海牙呼吁和平會議」（The Hague Appeal for Peace Conference）。與此同時﹐為了紀念1899年在海牙主辦的第一著國際和平會議﹐在海牙和俄國的聖彼得堡﹐將會同時舉行政府間的國際和平會議。
「海牙和平呼吁會議」宗旨在于減少武力糾紛﹐為二十一世紀創建和平文化。會議分有四箇論題：１加強國際人道﹑人權法及其制度２預防武力糾紛﹐促進其和平解決與改革３促進裁軍﹐包括廢除核武器４究明戰爭的起因﹐創建和平文化。
這與我過去主張的「世界不戰會議」異曲同工﹐我對這次的海牙呼吁﹑「二十一世紀和平正義的海牙議程」等的采納充滿期待。我相信這幾項決議可以代表人類希求和平與不戰的呼聲﹐希望聯合國總會馬上採用此等議程作為實踐世界不戰的具體步驟﹐在2000年召開的「第四屆聯合國裁軍特別會議」上討論這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計劃﹐就是波士頓二十一世紀中心正在協助制定「地球憲章」﹐準備在2000年聯合國召開的「NGO千年會議」上提出﹐希望能在2002年通過﹐紀念曾在里約熱內盧主辦的「聯合國環境發展總會」十週年。
對世界宣言不戰與制定「地球憲章」 這兩個動向﹐是民眾的智慧與團結的結晶。以這二個指標為基礎﹐我們要努力把二十一世紀發展為一個沒有核武器﹑沒有戰爭﹑尊重生命尊嚴﹑團結互助的和平社會。要建設一個真正是「民眾的﹑由民眾的﹑為民眾的」地球社會。
重要的是充滿勇氣與希望﹐不要放棄這些作為人的證明。自覺每人都是改變曆史的主人公﹐肩負著無上寶貴的使命﹐互相團結﹐共同解決地球面臨的各種問題。
我們SGI通過實際行動﹐立志與世界有心人士共同協力﹐開辟今后百年﹑千年人類應走的大道。我們會以「新的千年」為目標﹐繼續努力勇往直前的挑戰。■ 全文完
詞語解釋：
注1：大政翼贊會
1904年10月﹐在近衛內閣下組成的官制國民統合團體。隨著戰爭的長期化﹐為確立權力的支配體制和動員人民參戰而結成的。結果使到國民所有日常生活都受到國家監視。
注2：買空賣空的投資
從富裕階層收集到的資金﹐利用高度的金融技術﹐追求高收益的投資團體。為了回避危險﹐多用金融派生商品﹐故得此名字。手法投機色彩濃厚﹐令人擔憂。
注3：城鎮會議
美國的新英格蘭等州所採用的﹐所有選民都能參加的直接民主政治形態地方政治的最高決議機關。成為推進美國獨立運動的主力。之后不管社會如何變化﹐現在仍作為公開討論區域問題的場所﹐起著它的作用。
注4：奧瑞斯忒亞（Oresteia）
以特洛伊的傳說為題材﹐描述奧瑞斯忒亞為了報父仇而殺害母親的悲劇﹐是埃斯庫羅斯所著的悲劇三部曲。通過這個故事﹐瞭解到以血還血的「復仇連鎖」並非解決辦法﹐探索市民社會的新倫理。
注5：巴斯剋糾紛
西班牙巴斯剋地方圍繞分離獨立問題的民族糾紛。巴斯剋民族與自由組織ETA（Euskadi ta Ascatasuna）從1968年開始武裝斗爭以來﹐一直持續對立狀態﹐受到北愛爾蘭和平的影響﹐去年9月ETA宣布無期停戰﹐正在產生和平的機運。
注6：聯合國的軍備登錄制度
用來把握一般武器的國際轉手交易﹐向聯合國報告戰車﹑戰斗用飛機等七種武器的出入口實際狀況的制度。但是﹐該制度隻基于總會決議﹐沒有束縛能力﹐完全依靠成員國自主登錄。特別是非洲與中東國家﹐許多都沒有進行登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