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屆「SGI之日」紀念倡言
「地球文明」的新地平線
池田大作，國際創價學會會長
1997年1月26日
到 2001年還有一千五百天，指呼之間，將打開「新千年」的門扉，進入二十一世紀。當此「千年」的巨大的時代轉換期迫在眼前，我不禁想起和已經故去 的米雪‧巴魯安（ Michel Baroin）先生的交談。那是1987年 1月，巴魯安先生作為「法國大革命人權宣言二百周年紀念委員會」會長來日本，我們展望遙遠的三十世紀，暢談人類的未來。
他說：「為了要達成作為人類一員的任務，我要使二百周年紀念活動富有意義，成為奔向三十世紀的起點。」對此，我說：「佛法有『末法萬年』之說，不過，以三十世紀為視點的確很重要。」我進而呼籲，應該再一次聚焦於「生命」，招致輝煌的「人」與「文化」的時代。
這場交談已過去十年，而環繞我們人類的狀況，可以說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核武等大規模破壞性武器的威脅﹑民族糾紛的激化﹑溫暖化和臭氧層破壞等地球環境的惡化﹑經濟上南北差別的擴大﹑精神病理和凶惡犯罪的蔓延等等，前途一片黑暗。這種危機在個人心身﹑社會及民族﹑國家﹑還有生態系和地球等幾重次元上層見疊出，雪上加霜，簡直是現代文明本身已走投無路。在這一意義上，不是也需要回過頭來，總結過去數百年近現代文明史歷程，毅然轉變思路，以千年﹑兩千年的宏觀跨度俯瞰人類史嗎？
我們面對的課題究竟具有什麼樣的性質？如何構思二十一世紀不能逃避的 「地球文明」的特徵﹑系統﹑秩序？未來世紀的腳步聲越來越響，似乎在與之呼 應，人們嘗試著各種各樣的接近方法。雖然都有啟發，但總的來說，這些基調還沒有確切地抓到下一個世紀的未來像，猶未跨出暗中摸索的範圍。
我覺得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確實的﹑不透明的世紀末如此昏暗，而我 們肩上的種種難題又如此之新，無論規模還是性質，都未曾經驗過，聞所未聞。「新」，聽起來很動聽，卻是個可怕的預兆，那就是搞不好，很可能給人類文明 史打上終止符。不持有這種覺悟，則無論如何也無法對應。
說到「新」，法國思想家阿蘭‧明茨（Alain Minc）和東京大學副教授田中 明彥提出的「新『中世』」問題，令人感到時流的變動。說來記憶猶新，半個世 紀之前，亡命的俄羅斯哲學家別爾嘉也夫 ( Nicolas A . Berdyaev )對日趨世俗化的現 代文明猛烈地響敲警鐘，期待著「新中世」的到來。對於正統的危機意識，我也抱有不少的同感。
人與文化燦爛輝煌的「希望的千年」
別爾嘉也夫的主張本來是出自基督教存在主義立場的，對現代世俗化趨勢的 警告。是形而上學的﹑演繹的剛直判斷。他說：
「人格的自覺是永遠的自我創造﹑從舊人演變為新人的過程。『新人』在這 裡不受時間束縛，也不否定人的永恒內容，而是反過來觸發起這永恒內容的充實。」（《別爾嘉也夫著作集》）
所以，他志在糾正無神時代的人的狂妄和迷亂，開啟由受宗教影響的「新人」 所擔負的新的精神世界。
與之相比，明茨和田中的論點是試圖忠實地追逐近現代史的流派，更歸納﹑更實證地將其定位在現代文明正遇到的巨大轉折點上。
總之，這一轉折點所具有的性質，是必須立足於宏觀的視點，不是以數十年 為單位，而是如何作為一個近代文明整體來把握，否則，無法順利而無誤地繞過去。
姑且不說精神世界的問題，在各種探討的交錯之中，人們大致取得共識的， 是近代史所創的﹑尤其在二十世紀勢力威猛的近代主權國家，即使還不能說已經變質﹑空洞化，但其勢力確實已大不如前。
誠然，雖然勢力大減，也不能認為現在的主權國家構造會簡單地發生動搖，會一下子實現了世界聯邦或世界政府機構。這種想法非但不現實，甚至是很危險 的。強行解體現存的構造，並不一定會帶來新秩序，很多時反而會招致無政府狀 態的混亂，這是從舊蘇聯等以往的社會主義國家變動后所得來的嚴峻教訓。
我目前正在和香港的著名作家金庸先生進行對談。其中他提到回歸中國之后的香港與日本的護照免簽交流，我也完全贊成。然而，非常遺憾，全世界民眾不需要簽證，在世界各地都能夠自由往來的時代，還是一個相當遙遠的美夢。
被迫變貌的以國家為中心的構造
不過，主權國家在國際社會上能 為所欲為的時代正隨著二十世紀在逐漸過 去，我們切不可忽略這一潮流的轉變。
從負的理由說起，前面舉出的環境問題等「地球性問題群」，需要國際社會 的緊密聯繫，任何一個都不可能在主權國家的範圍內解決 。
從正的理由來說，情報﹑通訊﹑交通系統的飛躍發展已超越了國境的存在。這一傾向在經濟方面尤為顯著。種種數據表明，多國籍企業所代表的無國境化甚至在動搖主權國家最大權限之一的徵稅權。如此下去，使這潮流逆轉是不可能的了。
正如德魯克 ( P . F . Drucker )等所言：「並非不需要國家，但意思決定不再以國 家為單位，必須從世界層面﹑產業層面來考慮。」
或許是反映這種潮流，最近有人提倡，取代 「國際 (international)」一語，用「全球 (global)」或「超國家 (transnational)」來談論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系統更合適。說 「國際」是指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而「全球」或超越主權國家的「超國家」未必以主權國家的存在為前提，能確切地把握時流的動向。
對此我也贊同。 SGI（國際創價學會）雖然也稱作國際，但目標是全球和超國家的運動，即聯繫民間層面的世界市民，由此構築世界和平的基礎。
去年辭世的國際政治學家鴨武彥曾在我們的機關報《聖教新聞》發表文章，明確地指出這一點：
「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係也日益緊密，但每每被市場機構所左右。應重視不會立即還原為利益的層面，即更深基礎的思想和生活樣式，以及體育﹑藝術等種種領域的超國家的交流。」
他尤其對我們參與和激發 NGO（非政府組織）作用的運動寄與期待。
「只改革外表」的限界
總之，所謂「地球文明」，以往即使不至於被譏為謊言，也只有遠離現實的 烏托邦味道。但現今當我們凝視超越國境﹑超越民族﹑從消極和積極兩方面不容 分說地把地球結成一體的巨大潮流時，我們不得不相信烏托邦也有實現的時候。
縱使還達不到這一地步，為謀求其實現，我們必須把有關的課題凸顯出來，如什麼是最必要的，什麼是不可欠缺的。不然，「地球文明」很可能變成「紙上談兵」，會給後世留下嚴重弊病。我們不能在迎接新世紀時遺留下悔恨。
我在 1970年 12月寫過一首題為「青春譜」的長詩，贈給年輕人。當時， 1968﹑ 69年風行日本和世界的學生運動余燼猶溫。 1970年 11月三島由紀夫剖 腹自殺，震動一時。在人心騷然的社會情況下，我想通過詩心，平靜地與青年們 攀談，並宏觀地俯瞰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觸及對時代和歷史的觀點……
生存在二十一世紀的
民眾的願望
不在於表面的改革
他們渴望著
在每一個人的哲學和思想裏
和平﹑穩健地
實現他自己的
健全的革命
為此必要
長遠的判斷和深奧的哲理
我把它命名為整體革命
而我們把它
稱為廣宣流布
由於是詩，不能過於直截了當表達意思，但我是想在詩中指出二十一世紀人 類的歷史性課題。二十世紀著重於「外在的改革」，而社會變革被當作解決諸矛 盾的第一要義。如此，進入二十一世紀首先不可避免的課題就應該是重新把目光 轉向內部，即自身的內部革命，「和平而漸進的」﹑「健全的革命」。
我在詩裏提出必須從改變這種思路開始，要毅然轉變方向，把從「外」向「內」 的意志流向改為從「內」向「外」，才是跨兩個世紀的無法回避的問題。我並非 要自吹自擂，但爾來歷經四分之一個世紀，這一問題確實愈來愈成為時代的需 求。
1970年，包括學生運動在內，左翼運動總算開始趨緩或衰退，正如 1968年 華沙條約軍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所顯示的。但是，依賴「外表」即社會變革的改 造世間的志向，尤其在學究世界，還頑固地殘留著。如今已近於無影無蹤的馬克 思主義命題 ---「存在決定意識，而不是意識決定存在」，「所謂意識，無非是被 意識的存在」之類的思考方法，以左翼陣營為中心，當時還沒有失去一定的吸引 力。
然而，表面看似熱鬧，但在其深層部分不能不令人感到虛無與頹廢對剎那主 義風潮的影響。所以我感到必須告誡年輕人要大膽地轉變思路。（后來得知，與 我共同出版對談集的法國作家安德烈‧馬爾羅 (Andre Malraox)先生也曾在巴黎「五 月革命」的時代趨勢中感受到同樣的虛無主義陰影。）
滿足於「只改革外表」的二十世紀確實是「戰爭與革命的世紀」，演出了多 麼巨大的悲劇，簡直是慘不忍睹。尤其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正因 為其不同於納粹的野蠻主義，在「只改革外表」的正當性上粉飾似乎正確的理論， 誘惑了許多有良心的人，特別是憤慨於資本主義矛盾的年輕人，所以更具有悲劇 性。
我難忘作家欽基茲‧艾特馬託夫 (Chingiz Aitmatov)在和我的對談集《宏大的詩 魂》所說的肺腑之言：
「這是像父親般的勸告。年輕人啊，不要對社會革命期待太多。革命是暴動 ---是遍及全體國民﹑民族﹑社會的大慘案。 我們對革命太了解了。請探求改革民 族主義之路﹑不流血的進化之路﹑按照道理改革社會之路。進化比革命需要更多 的時間﹑更多的忍耐和妥協。以此種精神來培育幸福，千萬不要靠暴力來達到幸 福。我向上帝祈禱，讓年輕一代從我們的錯誤裡汲取教訓。」
不過，自由主義社會也不能對社會主義的悲劇隔岸觀火，處之泰然。誠然， 社會主義的崩潰或許證明了自由主義乃至資本主義的相對優越，但要說自由主義 社會的實際狀況代表著「勝利」一辭的光輝，那可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肯定的。 我想說的是，即使不是像社會主義那樣左翼，那樣極端，但自由主義也同樣 患著「只改革外表」這病理。
自由主義社會的審判
福田恆存說過：「一言以蔽之，現代文明最關心的是確立世俗的安全保障。」 這是適當的概括和形容。自由主義社會的兩個招牌，即「自由」和「民主主義」， 日本還可以加上「和平」和「人權」，可以說這些都集約於「確立世俗的安全保 障」一語。
本來「外表」也重要。特別像日本這樣，種種近代價值是從歐美直接輸入， 結果引起了消化不良。由於絲毫不見治癒之兆，故只有不斷地與「威脅人的尊嚴」這危機鬥爭下去。否則，是改不了牧口常三郎初代會長稱之為「卑屈而脆弱的日 本精神土壤」這弊風。
著名歷史學家丸山真男曾在論文《「是」和「做」》裡指出：「和自由同樣， 民主主義要靠不斷民主化，才能勉強維持起來，這就是它的本質。」
總的來說，近代所有價值的性質不是「給與」的，而是應「爭取」的，這一課題在日本尤具重要。也是我們的佛法運動不斷進行爭取人權運動的理由。
所以，我現在要大聲訴求，這種守衛人的尊嚴的鬥爭絕不能只指向「世俗的 安全保障」，用我的話說，就是「只改革外表」。為使「外表」的改革獲得更多 成果，也有必要把眼睛再一次轉向內部。「自由」和「民主主義」﹑「和平」和 「人權」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對於維護人的尊嚴來說，這些是必要的條件， 但絕然不是足夠的條件。
世紀末自由主義社會顯示的是只追求「世俗的安全保障」﹑「外表的改革」 等，永遠不能使人達到真正的目的。結果，為守衛人的尊嚴的運動，反而會帶來 貶低和損害人的尊嚴的反效果。
「生是鬥爭」，這是赫伊津哈 (Johan Huizinga)說的。人生是「善」和「惡」 的﹑佛法的說法是「佛」和「魔」的不斷鬥爭。「自由」與「放縱」﹑「民主主 義」與「眾愚主義」﹑「和平」與「怯懦」和「安逸」﹑「人權」與「自命不凡」 是互為表裏的，略微放鬆鬥爭，就輕易地墮向后者。
順便說一下，回顧戰后日本民主主義五十年歷程，沒有一個人能挺胸說自己 與這些近代價值的墮落現象無緣。無須列舉最近高級官吏令人震驚的腐敗﹑政治 家令人可悲的缺乏主見，單看日本人的品性和內心，不去磨練自己，只知卑鄙醜 陋地堅持利己主義，完全看不到人格的光輝，猶如西班牙思想家奧爾特加‧加塞 特 (Jose Ortega y Gasset)所警告的一群「自高自大的公子哥兒」。想到這就是戰 后民主主義教育所培育的人的形象，誰能不心神黯然。
所以，從三十年前起一直到現在，我不斷地對青年們闡述鍛鍊和磨礪的重 要：「在每個人的哲學與思想之中／和平而漸進的／你自身的／健全的革命」是 不可欠缺的緊急任務。
「年輕時要多吃苦」，是我的恩師戶田城聖第二代會長的教導，是我回顧在 恩師膝下接受薰陶的青年時代的絕不動搖的信念。大而言之，內在的改革能跨越 只顧「改革外表」的二十世紀多發的悲劇﹑架起通向充滿希望的二十一世紀的橋 樑。
這種架橋作業的強大的支撐力和推動力非宗教（名副其實的宗教）莫屬。我 認為，以前湯因比 (Arnold J. Toynbee) ﹑馬爾羅等很多世界卓越的睿智都對我們 進行的 SGI運動寄與巨大的期待，也是由於將成人類歷史所要求的當務之急。
「新『中世』」這一 構思由於市場經濟全球化﹑無國境化等具體動向的推進， 更需要估及到人的精神這一範疇。沒有這樣的向心力，聽憑世界市場的離心力（所 謂世界市場，其無國境化﹑全球化的動機終歸是利害，不能成為究極的向心力）， 出現的很可能不是秩序的調和，而是無法對付的荒涼的無政府狀態和混亂。對精 神範疇的改革應慎重注意其速度，必須以一百年﹑二百年為單位看待。
弗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把社會主義體制的崩潰稱為「歷史的終結」， 引起巨大的反響。他把近著名為《信賴》，我也覺得心領神會。無須贅言，他的 前一部著作把自由民主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優勢﹑勝利評為「歷史的終結」，但書 中所描述的以自由主義和民生主義為口號的自由主義社會絕未顯示無愧於「勝 利」一辭的壯麗風采。
事實上，其后的自由民主 主義﹑自由主義社會的混亂﹑荒廢﹑低迷，從所有 角度都證明著「勝利」並不能輕而易舉地帶來「秩序和安定」﹑「生氣和繁榮」。 「自由」往往墮落為「放縱」，「民主主義」往往墮落為「眾愚主義」，「和平」 往往墮落為「怯懦」和「安逸」，「人權」往往墮落為「自命不凡」，絕不只是 日本，雖然程度不同，這乃是發達國家的共 通風潮 。
關鍵是「不懈地實踐精神改革」
如何把由此產生的混亂轉變為秩序呢？福山說，其關鍵是「信賴」。這是與把「確立世俗的安全保障」放在首位的近代諸價值大異其質的德目。
「『歷史的終結』時期顯現的自由民主主義未必是『近代的』。假如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諸制度要正確地運轉，就必須和一些前近代的文化習慣共存，由后者使之適當地發揮作用。法律﹑契約﹑經濟合理性提供脫工業化社會所需要的基礎，但並不是充分的基礎。這些也必須靠互惠主義﹑道德義務﹑對共同體的責任及信賴來醱酵。」
我在此不打算涉及《信賴》的內容。福山幾乎未言及宗教，但顯然，廣義的「信賴」不僅停留在「世俗的」層面的現象上，而以某種形式與「超世俗的」乃至「宗教的」層面構成回路。
應該注意的是，他提出了一個平易的﹑看似世俗的﹑基礎的現象作為開啟「后現代」的鑰匙。順便說一下，自發的社交性是形成並更新「信賴」的要點，這一概念和我們SGI運動的口號---「以人的革命為本旨﹑致力於社會變革」，相互強烈地共鳴。
不過，由於「信賴」植根於傳統風俗和習慣上，這只能適用於擁有同樣傳統的人之間，用柏格森(Henri Bergson)式的說法，就是「封閉的社會」之內。重要的是如何以「信賴」作為潤滑油來打開這些封閉的社會，而不產生文化摩擦。 而且，無論如何要釀成足以適應於無國境時代﹑全球時代的「信賴」關係。世界宗教的本來任務即在於此。
我在詩中曾注入了我的殷切期望：
我期望
在每個人的哲學與思想之中
和平而漸進的
你自身的健全的革命
這需要長遠的判斷
和深邃的哲理
我在詩中期望年輕人能勇敢﹑堅忍地架起通向二十一世紀的偉大橋樑，縱使是以「蝸牛的速度」（甘地語）。
我想在此聚焦於明顯表現出現代文明限界的環境問題，探討一下創造新的「地球文明」﹑「人類文明」的準則。
很多生態學家發出警告，說如此下去地球不能再維持百年。可以說，現在環境問題才是對人類生存的最大威脅。已經有不少人警告說科學技術是「雙刃劍」。但是，飛躍發達的科學技術不斷把不可能變為可能，所帶來的發展和繁榮一直在吸引著人們，以致差不多完全蓋過了警告的聲音，使科學技術文明的進步不斷擴大和有所進展。
科學技術文明所產生出的環境問題，不由分說地向得意洋洋的我們顯示出，進步史觀不過是幻想，甚至是致命的危險思想。始自大氣污染﹑水質污濁﹑土壤污染，進而生態系破壞，森林破壞﹑沙漠化，及臭氧層破壞﹑溫暖化，整個地球的危機層出不窮，全都不能再坐視不顧。
社會公平與世代之間的公平成為焦點
所以，明確認識到這樣的問題是地球性課題，羅馬俱樂部在1972年發表了報告《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同年，以「只有一個地球」這一吸引人的題目，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把環境問題視為對人類的威脅，各國應攜手解決。
此后，出現各種研究和努力，1992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廬舉行聯合國人類環境開發會議（地球高峰會議），在全球引起巨大關心。會上通過了「關於環境與開發的宣言」﹑實現能持續開發的行動計劃「Agenda21」﹑保護森林的「森林原則宣言」，同時簽訂防止溫暖化的「氣候變動結構條約」和「生物多樣性條約」，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后，「生物多樣性條約」（1993年12月）和「防止沙漠化條約」（1996年12月）生效。尤其是保護臭氧層的「氟利昂規制」著實進展，證明了國際社會一致同意﹑團結的意義。
在里約熱內廬舉行的地球高峰會議至今年已過了五年，預定召開聯合國環境特別大會，評價﹑討論五年來的努力。還預定在日本舉行「氣候變動結構條約」第三屆簽約國會議，就懸案的2000年以后削減二氧化炭排出量作出具體結論，引人注目。
然而，盡管近年這些努力在國際社會上漸漸增加，但正如許多研究報告所指出的，地球環境問題的惡化卻以大大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趨勢。
UNEP（聯合國環境計劃）去年四月在「地球日」之前發出警告：「地球環境幾乎在所有方面處於危機狀態，不大幅度改變現在的制度，祝賀地球日就沒有意義。」世界時鐘研究所的1996年度《地球白皮書》也指出：「現今世界非要改變的事情太多，而被給與的時間太短。」如變革失敗，局面將不可收拾。
只是依著過往的方法來處理，絕對不能解決地球環境問題。我認為除了大幅度地改變現在的情勢，重新評價文明的重要性，進行改革以外，就無法避免迎接敗局這命運。
僥倖地這種認識正在提高，也開始從如此的觀點出發，重新研討支持科學技術文明的思想和價值觀，而近來「環境倫理學」領域也正在形成。尤其是為了對后代負責，抑制現今世代無止境的自由，即所謂「世代間倫理」（Hans Jonas），這一主題今后將極受人矚目。所展開的議論不只是從根底下重新審視既往對「自由」的概念，而且也重新審視現代意思決定時同時採用的「利益」和「贊同」，對研討與「科學至上主義」同時風行一時的近現代史的「進步史觀」也非常富有啟示。
當然，除了探討世代間的公平之外，也必須謀求以「南北問題」為代表的現代社會的公平。「能持續開發」這環境問題的關鍵，如果不密切配合這兩種公平來考慮，就可能變成「有名無實」。
有人指出，「北」側諸國的極端的消費模式是環境危機的關鍵所在，對此，我也認為不可否定。就「北」側諸國驚人的大量生產和消費的狀態，不難看到「能持續」不過是幻想，而且從地球社會的觀點來看，終究不是能允許的狀況。
正如許多有識之士所指出的，作為同一地球社會的鄰人，「南」側諸國面臨「惡循環」，即貧困﹑人口增加和環境破壞相互連鎖的「PPE問題」，這一嚴峻的現狀起因於南北差別的國際經濟構造問題。
UNDP（聯合國開發計劃）在去年發表的年度報告「人類開發報告書1996」裡也警告說：「如果現在的傾向繼續下去，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差別豈止不公平，簡直是不人道」，喚起對兩極分化的注意。
報告書進而把歪曲的經濟發展狀態分成五種類型：
１缺乏增加雇用機會的「失業發展」
２不顧貧富差別擴大的「殘酷發展」
３欠缺民主主義和個人參與社會的「無聲發展」
４破壞文化認同的「無根發展」
５浪費子孫后代所需要的資源的「沒有未來的發展」
報告強調，「使今天的不平等永遠存在下去的開發不單沒有持續性，也沒有使之持續的價值。」
去年十一月召開的「世界糧食高峰會議」，把焦點聚在現在處於飢餓和營養失調的八億多人的問題上，通過了「羅馬宣言」和「行動計劃」，到2015年要使「飢餓人口」減少一半。
順帶提起，今年是聯合國制定的「消滅貧困的第一個十年」的第一年。
我認為，在國際社會如此努力嘗試解決各問題之際，必須著重於創造能充分引發每個人本來具備的「內發力量」的環境。解決飢餓問題和消滅貧困，也不是單以物質援助﹑資金援助的「應急處置」能了事的，重要的是立足於長期的「授權」，即創造能使每個人充分發揮其能力的環境，整備自助努力的條件。
世界各地發生的悲慘紛爭的背景不少都深深橫著著經濟問題，要求我們每一個人作為共命運的地球社會的鄰人，自覺而負責地行動，斬斷包括前面述及的「PPE問題」在內的「惡」的連鎖。
無須贅述，環境問題不單是政治﹑經濟或技術層面的問題，不是只找出一個有用的資源利用法就能解決的。不探究到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間相互關係的價值觀層面，我認為就打不開道路。
如今必須使文明改觀，把真正的「生命尊嚴」觀念植於所有價值的根幹。我認為佛法的智慧能提供如此的生命觀和世界觀。
佛典裡有美好的譬喻，表現宇宙的森羅萬象互相關聯﹑互相依存﹑呈現著絕妙的調和---帝釋天是守護﹑養育生命的大自然力量的象徵，他的宮殿裡張著用無數「寶石」裝飾的美麗的網。每個網結上掛著「寶石」，個個「寶石」都映照出所有其他的「寶石」，相互輝映，洋溢著莊嚴之美。這個美好的譬喻表示佛法的「緣起」觀。
促進根本的觀點轉換的「依正不二」思想
眾所周知，佛法所謂「緣起」，闡說共生的秩序感覺，通過萬物相互依存的本性，指出人﹑自然和宇宙共存，小宇宙和大宇宙是融合為一的生命體。這完全超越了構成近代科學背景的與人分離的機械宇宙觀。我在此特別要強調的是，佛法不是把宇宙森羅萬象的關係看作單純靜止的，而是看作有創造性的生命互相在能動地在相關搏動。
佛典把生命的能動性清楚地闡說為「無正報則無依報，又正報以依報作之」。這裡所說的「正報」是指人的生命，「依報」是其周圍的環境世界。關鍵之處在於這兩句話並非簡單地排列著﹑靜止地表明依報和正報的不二關係。
上一句和下一句不能顛倒，首先是「無正報則無依報」---指出連宇宙也包容在內的人類生命的主體。但僅止於此，會陷入觀念論，或現代人的浮士德式自我的倨傲。所以，下一句的「又正報以依報作之」加以補充，要人類莫忘自己也是自然的一員。
所謂依正不二，是一種能動的意志概念，雖然「又正報以依報作之」指出環境對生命主體的影響，但「無正報則無依報」則完全把人的生命作為變革的主體，再把握其與環境的關係。
從「人類革命」轉向「地球革命」
近來，「共生」一辭作為時代的關鍵辭而受到矚目。我認為，「無正報則無依報」，具有堅決的變革意志，又不失對環境的溫存的眼光，這樣的「依正」絕妙平衡，並能動地相互影響，才是真正的「共生」狀態。
這一點，我對於西班牙哲學家奧爾特加(Jos= Ortega y Gasset)的「生命哲學」抱有強烈的興趣和親近感。他把全部哲學思考凝縮在「奧爾特加哲學精髓」中，說：「我，是我和我的環境。不拯救這環境，也就拯救不了我。」
與「無正報則無依報」一樣，去掉「我」，就不能樸實地論及「環境」。相反，「環境」不是觀念地﹑唯心論地存在於「我」之中，而是「我」在「環境」之中。「環境」是某種客觀實在，即使沒有「我」也繼續存在。所以，與「又正報以依報作之」同樣，隨之是「不拯救這環境，也就拯救不了我。」真實的「我」，存在於這樣的「我」和「環境」的相關之中。
這句簡潔而富有含意的話，令人想起笛卡兒(Ren著Descartes)的「我思故我在」的哲語。這話敏銳地指出了現代文明的危機，有異於機械宇宙觀和二元論，指向一種二元的一元論，或一元的二元論。奧爾特加問：「我們何時才能了解到，世上的『決定性存在』不是物質或是靈魂，而是一個遠景(perspective)。」
我認為，遠景一辭的含意，和貫穿著「依正不二」論的創造性生命的能動意志，在深層是相通的。
我為什麼敢於這樣說呢？因為我覺得構成現代文明困境的三重苦（一﹑地球環境的破壞；二﹑經濟發展的需求；三﹑資源﹑能源危機）狀況悲觀，每每使人們喪失氣概，需要有明確哲理支持的不屈勇氣，才能與之挑戰，找到突破。
正是基於這種想法，我一直主張必須通過每個人生命裏的變革，即「人的革命」，來實現「環境革命」和「地球革命」。
我們SGI完全是出於這種自覺，通過展覽活動等，努力廣泛地啟發地球環保問題。1992年，舉辦了「環境與開發---邁向生命的世紀」展覽，被列入為在巴西舉行的「地球高峰會議」正式活動之一，其后在巴西國內巡回展示。巴西SGI 的「亞馬遜自然環境研究中心」也在推進「熱帶雨林再生研究計劃」。
在美國舉辦「環境與人的生活」展覽，自1993年開始巡回各大城市。去年，又在玻利維亞舉辦了「亞馬遜---環境與發展」展覽。
這些展覽活動無非意在指明問題之所在，喚起一道採取行動的決心。
我不斷訴求，為謀求地球問題群的解決，應克服歷來以「國益」為中心的觀念，改以「人類益」為基礎來處理事務。地球環境問題的確需要這樣轉換視點。關心和責任只局限於恣意在地球上刻劃的國境線的時代必須打上終止符了。
改革聯合國創造「人類團結」的體制
解決地球環境問題，聯合國占有重要的位置，在此，我首先想就聯合國提出幾點建議。
地球高峰會議的成果之一，是1993年在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之下設置了「持續開發委員會(CSD)」。該委員會監視為實現「持續開發」而通過的行動計劃「Agenda21」的實施狀況，同時還起著管理調整的作用，整理聯合國各機關推進的計劃，使之統一。
聯合國已經有設置於1972年的聯合國環境計劃(UNEP)等組織，又創設CSD，以確保統合政策，可說是一大進展。CSD一直在推進各項計劃的實施，但是，問題也不少，如圍繞資金問題的論爭。而且，CSD還需要充分的實行能力，才能實際地調整政策方向。
常設「全球研討會」
現在聯合國的一個界限可說是來自主權國家組合這一組織形態。為解決環境問題，不超越以國益為中心的思考就打不開出路。應該摸索創造一個全球性的組織，推進像EC（歐共體）的包括「自主限制主權」的環境政策等那種合作關係。
關於調整政策這一課題，因CSD的設置而有所解決。但說到地球環境問題，畢竟需要有個強力的機構，能擁有最終決定權，和能明確地分配各機構的責任和權限。需要創造一個如我曾提倡過的「環境﹑開發安保理事會」那類的﹑能討論和決定急待解決的國際問題的地方。
以前各種各樣的集團提出了聯合國改革方案，其中不乏要求聯合國加強對環境問題的重視。我認為應該集思廣益世界專家的意見，廣泛的討論如何改革其組織形態和權限等，來決定聯合國今后的方針。
還有一點，即探討能廣泛反映民意的方法。吸收NGO（非政府組織）所擁有的建設性能量，有助於使政策方向更為正確，並形成為實施政策所不可欠缺的支持基盤。
前面曾述及主權國家的地盤相對下沈，故此，聯合國的主權國家組合色彩現在也逐漸淡薄，從「國家的面孔」，不得不逐漸變為「人的面孔」。因此，更有需要去強化和擴大NGO的網絡。
有民眾的廣泛支持，也就能打開確保財源之路，以實施最大焦點的政策。現在，靠「地球環境設施(GEF)」等籌措環境保護資金，但規模尚小，未確立正式的體制。在這種情況下，曾有人提出收集環境稅和國際共有空間使用費（海洋﹑天空等的使用費）來確保財源。隨著民眾參與的擴大，我相信以上種種的方案一定可以得到世界上廣泛的理解，幫助其早日實現。
所以我提議，像五年前與地球高峰會議同時舉行的「全球研討會」，今后每年定期舉行一次。NGO作為「民眾的天線」，為聯合國大會的討論事項提供有益的信息，集中反映「民眾的聲音」，使結論具有一定的方向性。
裁軍﹑廢除核武的時機
開創和平學的戈爾通(Dr. Johan Galtung)博士在和我的對話集裡建議，創設「聯合國人民大會(UNPA)，作為和現在的聯合國大會(UNGA)並行的第二會議。如要實現，需要費很多的時間，但作為前一階段，促使固定「全球研討會」這一組織，增加人民對國際社會意思決定的影響，意義重大。
為使以「我們人民」一節開始的聯合國憲章所象徵的﹑「每個人都是地球社會的主角」這精神充溢聯合國，也值得研究如何把聯合國名副其實地提昇為「人類議會」。
要實現任何提議都一定會面對重重困難，但我認為，不斷地努力摸索﹑落實對環境問題的解決，能自然而然地把聯合國改革為時代所要求的新形態。
我接著要談到的是，在迎接二十一世紀之前，必須與地球環境問題同時找出解決方案的裁軍和廢除核武問題。
以冷戰終結為契機，裁軍﹑廢除核武的時機成熟，而國際社會也在進行著各種努力。去年，一連串的努力結出果實，取得幾個大成果。在裁軍方面特別值一提的是1993年簽署的「禁止化學武器條約(CWC)」於今年四月終於生效。該條約的內容很徹底，全部銷毀現存化學武器，同時全面禁止今后的生產，被評價為「真正的」裁軍條約。
作為銷毀的對象，不僅包括已經不能使用的老朽化的﹑和遺棄在別國領域的化學武器，而且徹底禁止生產，規定連以前生產化學武器的設施也要全部銷毀。重要的是，這種全部銷毀義務遍及所有簽約國家，沒有「防止核擴散條約(NPT)」那種不平等。而且，為防止違反條約，制定了對有關產業設施的檢查，和一種「突擊檢查」制度。這一條約堪稱今后裁軍條約的範本。
不過，這一劃時代的條約今后能有多少影響，完全取決於二十個化學武器保有﹑或有保有嫌疑的國家的態度如何。尤其是保有世界大半化學武器﹑卻猶未認可該條約的國家，需要國際社會一致努力，促使其早日參加。
我認為，這一條約具有範圍極為廣泛的檢查制度，信賴性高，其成功對於推進其他領域的裁軍也極為重要。各國誠實地履行裁軍義務，通過檢查制度，清除對彼此的懷疑，培養信賴，進而增加簽約國，確立為有實效的國際制度---如果在化學武器領域能這樣成功，那麼，一定會給其他雖然通過卻不見進展的裁軍條約以重大影響，如「禁止生物武器條約(BWC)」於1975年生效，但由於沒有檢查制度，實效性半減。
這項也適用於去年取得一定進展的對人地雷規制問題。去年五月，在重新研究「禁止﹑限制使用特定通常武器條約(CCW)」會議上，全面修改條約內容，重新強化了對人地雷的規制。但是，不僅規制可以最長推遲九年實施，而且也沒有加上檢查制度，結果令人擔心會流於不切實際的「倫理律法」。
我在此提議，以有別於需要所有簽約國同意的CCW條約，制定一個新的「禁止對人地雷條約」，來實現聯合國各機構和NGO等追求的「全面禁止使用對人地雷」這一目標。
去年十一月，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也初次通過了要求制定全面禁止地雷條約的決議，時機正在成熟，制定如禁止化學武器那種條約也不無可能。據國際紅十字會調查，現在全世界約有一億個地雷未排除，為此每月有八百人喪命，數千人受傷。主要受害者是一般人民，包括很多孩子。被棄置的地雷在戰爭結束后仍不斷地威脅著人民的生活。從人道的觀點，我也要訴求國際社會儘早抓這一課題，徹底銷毀日常威脅人們生命和生活的地雷。
國際社會正徐徐開始向裁軍的方向邁進。在核武領域，去年也大有進展。其一是簽訂了禁止核武試驗及其他核爆的「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TBT)」。經過不少迂回曲折，這一條約終於去年九月在聯合國大會上以壓倒的票數通過，雖然有人批判其仍然允許使用電子計算機去做模擬試驗，為核保有國留下一條維持﹑提高核武性能的退路，但以國際法明確禁止以往放任自流的核爆這意義十分重大。
不過，此CTBT的生效尚難以預計，因為條約指定要四十四個核保有國﹑保有嫌疑國批准之后才能生效。有的國家還無意簽署，令人擔心條約不生效的狀態會繼續下去。但國際社會的一般常識是，簽署國在條約生效之前也有義務不從事違反條約趣旨及目的的行為（「關於條約法的維也納條約」第十八條）。以五個核保有國為首，大多數國家已經簽署，可以說CTBT作為「國際規範」實質上正在成立。在這一意義上，再次檢討CTBT無法解決的各問題點，向核裁軍更進一步，使核保有國一致地努力實行裁軍，這課題日趨重要。
首先需要改善CTBT並非完善的「質」的方面，即採取更嚴厲的措施使核保有國停止維持﹑提高核武性能，同時，在「量」的方面剎車，削減核武本身的數量。
其二是爭取早日締結「截斷（Cutoff）條約」，禁止生產核武原料的放射性物質。交涉之難是可以預料的，但不再增加核武是核裁軍的大前提，就此取得一致是不可缺少的，保有國有責任予以促進。
還有一點，那就是創造環境，以便現實地削減核武。美國和俄國之間就「削減戰略武器條約(START)」一直進行談判，但現在俄國推遲簽訂第二次條約 (STARTⅡ)。我呼籲美俄打開膠著狀態，首先推進STARTⅡ計劃是重要的，同時，也應該馬上開始第三次條約(STARTⅢ)的談判，為下一階段的裁軍談判﹑包括英﹑法﹑中等所有核保有國參加的談判打下基礎。
ICJ的重大意義
非核保有國之間一直在努力設置「非核地帶」。除了中南美的「特拉特洛爾科(Tlatelolco)條約」（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南太平洋的「拉羅湯加(Rarotonga) 條約」之外，1995年12月和去年4月又先后簽署了「東南亞非核地帶條約」﹑非洲「貝林達巴(Berindaba)條約」。其結果，加上「南極(Antarctic)條約」，南半球陸地全部和北半球南部相當大部分實現了非核地帶化。
如1995年NPT再討論的延長會議上通過的文件裡也主張，設置非核地帶能強化地球和地域的和平與安全保障，所以我提議應在中東地區﹑東北亞等地區也推進設置此非核地帶。
與此同時，為使設立的非核地帶具有實效，核保有國方面的保證與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去年三月，美﹑英﹑法在南太平洋拉羅湯加條約的附屬議定書上簽字，確立了五個核保有國一齊合作的體制，以此為例，其他條約也要求核保有國向前看，確立合作體制。
進而需要保證不向非核國家進行核攻擊，同時儘早考慮簽署禁止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條約。NPT和CTB得出結論的今天，核國家有責任主動地為此而進行談判，如此，在消除核國家和非核國家的不平等上，也意義重大。
現在已不允許核國家以自己為中心的態度繼續下去，人們祈望「沒有核的世界」的聲音空前高漲。去年七月，國際法庭(ICJ)提出了對使用核武的勸告，而 1994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這一要求，NGO的作用之大廣為人知。
這一勸告，回避了對於為自衛而使用核武的判斷，但對於以核武威嚇或使用作出了判斷，為「一般來說違反了適用於武力紛爭的國際法﹑特別是人道法」。我認為這一判斷的意義實在重大。在勸告中，全體一致地強調核國家有義務誠實地履行核裁軍。而這一點並非回答聯合國大會的諮詢，表示了ICJ獨自的見解，值得注意。
同時，通過審理之中的意見陳述等，對於核武的違法性這一問題，全世界熱烈地進行了議論，是巨大的成果。
和以往通過的聯合國大會決議一樣，ICJ的勸告不備有法律約束力，但在促使徹底銷毀核武的意見達成一致上，今后給與國際社會的道義的﹑政治的影響力是不可忽視的。
實際上，在聯合國大會圍繞CTBT的通過所進行的討論中，不少國家言及ICJ 勸告，如今正成為要求核裁軍的新的論據。去年十一月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決議裡也注意了這一勸告，要求今年開始談判「全面禁止核武條約」的早日通過。
這樣，時代著實已開始走向「沒有核的世界」。為使這種動向更為確實，我呼籲，必須把保核當做「必要惡」的「國益」優先觀念，變為無論什麼理由也不允許使用核武的「絕對惡」想法，把「人類利益」放在第一位。
「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四十周年
今年是我的恩師戶田第二代會長發表「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四十周年。該宣言指出核武是「絕對惡」，尖銳地糾彈其惡魔本色。
恩師去世之前的1957年9月，病狀略見好轉時，他以最后一分力量向青年發出遺訓。核武威脅越來越嚴重，甚至令人預感到「世界末日」的到來。對此，恩師迎面挑戰，為世界所有民眾的「生存權利」如獅子一般吶喊：
「我們世界民眾是有我們生存的權利，侵害這權利的就是魔﹑魔王﹑ 怪物.... 如果有一個國家欲使用原子彈氫彈來征服世界，這民族﹑使用的 人就是惡魔---把這思想宣揚到全世界的，就是全日本青年的使 命。」
清楚明暸的是，恩師無條件地全面阻止使用核武。為實現這一遺訓，需要努力提倡設立具體條約來禁止開發﹑儲存和使用核武。我認為，這一宣言不囿於意識形態和國家利害，不被「以核抑止」或「局部核戰」之類「以牙還牙」的政治理論迷惑，把視線放在「人」的身上，是發自肺腑的吶喊，閃耀著永恆不滅的光輝。
宣言貫徹著恩師的深邃思想，就是必須確立人根本的生存權利，使每個人都能享受和平生活。他切實希望，不僅把人類從核武造成的破壞﹑犧牲的悲慘裡解放出來，而且使備受戰爭折磨的民眾不再遭受戰火。
對「人類安全保障」的先見
「要把悲慘二字從地球上抹掉！」這一宣言凝結著戶田先生的熱望，其充滿先見的思想和今天呼喊的「人類安全保障」的核心息息相通。同時我要強調，恩師曾大呼「要把隱藏在核武背后的魔爪除掉」，而宣言囑托我們青年，與「看不見的敵人」---產生核武的「生命魔性」，進行絕不妥協的鬥爭。
廢除核武，不單是從物理方面銷毀就了事，還留有一個重大的問題，那就是如何處理人類一度掌握的核武製造「知識」。所以，從本質上解決的途徑，唯有與威脅人類生存的「生命魔性」不斷地對抗。為此，必須把「生命尊嚴」的思想提昇﹑推廣為時代精神，恩師將這一后事托付給接班的青年們。
我們信奉的日蓮大聖人說過：「生命為一切財寶中第一之財寶」(御書1596 頁)。恩師的宣言正是以這種生命尊嚴的思想為基礎。所以我們SGI要通過每個人的內部變革，即「人的革命」，使「生命尊嚴」的思想---「生命」是此世的「最高之寶」，世上不可能有值得以犧牲「生命」來保護的更高價值---確立為人類社會的根本規範。
SGI以此運動為基調，一直以「核武威脅人類展」﹑「戰爭與和平展」等國際性宣傳啟發活動，擴大民眾的團結網絡。這完全出於不能坐視危機的純粹心情。
無論是「無核的世界」，還是「沒有戰爭的世界」，構築的主導權完全在每個人民的手中，這種確信和責任感是不可以放棄的。
實現廢除核武的現實方法，專家集團的「廢除核武堪培拉委員會」於去年八月提出了最富啟示的報告。我認為有必要把這個方案作為一個基礎，進而在下一階段努力廣泛地喚起輿論，結集世界的「智慧」，討論調整使核武化為零的更仔細的順序和具體的時間。
去年二月，以恩師戶田先生的和平思想為原點，設立了研究機構「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在「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四十周年的今年，我強烈希望該研究所把廢除核武的研究作為最優先的課題。
鼓勵人民以自己的手畫出更美好的世界建設藍圖，創出實現人類利益的和平方案，齊心一致共同把它實現。我認為，只有使這樣的人民團結在全球擴展開來，才是構築「無核的世界」﹑「沒有戰爭的世界」的唯一道路。
我在二年前的「倡言」中強調，應強化和確立一種「國際和平法」，來引導社會走向二十一世紀。指出以進一步發展﹑強化的形式，把現行的國際人道條約發展為具有約束力的「國際和平法」。同時，需要與聯合國緊密地聯繫，確立使國家間維持和平關係的制度。
近年，如CTBT締結和ICJ勸告所象徵的，這種潮流已見其萌芽，而推動的正是民間的各種運動。從這一意義上，我認為，確立「國際和平法」所不可欠缺的，不但是國家之間整備和控制國際法，更是構築新和平秩序的主體---民眾的「草根」力量。
以前的國際法有助於問題的事后處理，但國際法的的最終目的是廣義上實現和達成「和平」，因此絕不能說已充分達成任務。從憲章上也一目瞭然，聯合國成立之初還未曾想到環境﹑核武之類的問題。
如今「和平」的概念不止於「沒有戰爭的狀態」，廣義上的「人類安全保障」越來越成為焦點。我呼籲，打破現存國際社會的界限，為了實現能成為新千年的基礎的「和平制度」，應該鼓勵民眾自身起來挑戰。
奔向第三個千年，制定地球憲章
我想提出的課題是，以民眾為主樹立人類新規範。也可稱之為「地球憲法」，顯示邁向「第三個千年」的明確藍圖。
「世界人權宣言」是以不能再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悲劇的決心﹑和必須保障所有「人的尊嚴」的思想結晶而成的。我認為，應該以不把現代文明所帶來的危機留給下一代，作為以「生命尊嚴」為基調的共生精神的結晶，來制定「地球憲章」。
當然，其實現將伴隨著巨大的困難，但只有立足於「人類團結」的精神，不斷進行堅韌的「對話」以增加信賴，才能開著道路。
曾參與草擬「世界人權宣言」的以故阿泰德（Austregésilo de Athayde,原巴西文學院總裁）先生在和我的對談集裡回顧當時的辛苦，說：「『世界人權宣言』是經過對立的教義﹑信條﹑利害和主義主張的激烈衝突才創造出來的，將作為人類走過的苦難道路的里程碑，永遠留存。」
他還強調，「經濟和政治關係的確很脆弱，不能把人連結起來。必須更高遠﹑更廣泛﹑更牢固地結合人類，結下決定人的命運的紐帶」。制定「地球憲章」之際所要求的精神，想來也在於此。
我呼籲，以整個人類的參與來樹立「地球憲章」，證明人類有「勇氣」﹑「智慧」和團結精神，來打開自己的命運。我呼籲SGI也為了實現此崇高的目的，以設在美國的「波士頓二十一世紀研究中心」等研究機構為中心推進今后的作業。
靠「民眾的團結」揭開新世紀的帷幕
總之，地球環境問題也罷，核武等大量殺傷武器問題也罷，產生威脅「人的尊嚴」﹑「生命尊嚴」的文明危機的最大元凶是盤踞在人的心裡的「分裂」能量。我一貫指責使人分裂的力量是「惡」，而使人團結的力量是「善」，為了不重蹈直至二十世紀的人類史上發生的悲劇，鏟除此「惡」是最大的關鍵。
我一直在和世界各界人士反覆「對話」，培育友情，從中摸索團結人類的道路，也是這一信念的表露。這也是我們SGI紀念成立二十周年，於1995年制定的「SGI憲章」所貫徹的基本精神。
關於這一點，在去年的「倡言」裡論述甚詳。可以說，我們信奉的日蓮大聖人佛法的核心精神也是在於構築「人的團結」﹑「人道的團結」，來對抗分裂這種「惡」的力量。
回顧歷史，「善」的民眾經常被分裂，使變革社會的「正義」行動不能發揮切實的力量，經歷挫折。我無論如何要制止人類史的這種流轉。不然，照此下去，人類會越來越感到乏力和絕望，將永遠失去集合敢然面對危機的勇氣和智慧的機會。
人類此刻正站在運命的歧路上，就是重蹈以往歷史的覆轍，等待「自滅」之日，抑或開啟「第三個千年」的新天地，創造出「地球文明」﹑「人類文明」。
這裡重要的是，作為搭乘同一條船的人，是無憂無慮地完全任憑他人帶領，還是親自注視著前方，懷著掌舵的「船長的責任」。
羅馬俱樂部的霍赫萊特納(Dr. Ricardo Díez-Hochleitner)會長去年二月和我會談時強調，現實越深刻，人們越需要「希望」，並且重要的是不止於「找出問題之所在」，而要努力「找到解決的方法」。他接著又說：「我相信，解決一切問題的智慧來自民眾之中」。這句話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