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屆「SGI日」紀念倡言
偉大的人類世紀的黎明
池田大作，國際創價學會會長
1991年1月26日
作為紀念第十六屆「SGI之日」，我想就最近國際情勢的變化，發表一點感想。
一九九○年代的出發，令人感到「民意時代」到來的歷史性變化，人們對將來的一片光明充滿希望。然而，今次國際情勢的激盪，令人痛感到要在冷戰結束後重新創造起新的世界秩序，絕對不是一條易走的道路。
持續了長時間的嚴酷的冷戰狀態，好不容易才得以擺脫，但自一九九○年夏天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以後，世界情勢叉再次變得陰暗，最後更演變成為波斯灣戰爭的最壞局面。
在伊拉克的最後撤軍期限之前，我曾與作家欽吉思‧文特瑪托夫氏、物理學家巴納德‧邊遜氏、羅馬俱樂部的里卡杜‧迪茨‧荷夫拉多納會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費德里科‧梅耶‧薩拉戈沙爾事務局長、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胡爾‧索因加氏等，聯名將一份緊急的提案呈交伊拉克的侯賽因總統。其中懇請伊拉克有勇氣地撤出科威特，從而迴避戰爭，並為解決以後的中東問題而召開國際會議。
作為信奉說出生命尊嚴的佛法的信仰者，我是應該作出這樣的呼籲的，但無奈不得不面對戰爭這悲慘的結局，實在感到十分遺憾。只有祈求停火之日早日到來。
而且，在祈求早日停火的同時，我強烈地希望聯合國能起看領導作用，召開中東和平國際會議。希望能為中東和平打開一個概括性的展望。
沒有超越「人」的課題
描畫出戰後世界輪廓的雅爾塔體制，雖說有種種矛盾，但其中可以說是存在一個危機管理的架構。然而，作為從桎桔中解放的結果，世界上增加了混亂的因素是毫無疑問的。在這種混沌的時代裏，各國即使有程度上的差別，但對拚命維持國家利益的狀況卻是一樣的。
即使說東西方的冷戰已結束，可是，新的世界秩序卻並不會自然而然地形成。以歐洲為中心，軍事力量的意義正在不斷下降，但在地球上另外一些地方，依存於軍事力量的獨裁體制卻仍然存在。早已因民族性、宗教性、經濟性對立的激化，而出現地域紛爭有增無已的先兆，作為地球社會全體和平發展的展望就變得更加渺茫。
尤其是波斯灣戰爭的爆發，可說是使人重新痛感到，不解泱南北問題便不能繪畫出新世界秩序的構圖來。國際社會現已迫切地需要在集思廣益的情況下，對包括怎樣防止地域紛爭等有關新世界和平的問題，尋找具體的解決方案。這迫切的需要，和越來越備受重視的環境問題等一樣，已成為人類為保護我們這個獨一無二的地球，而必須面對的共通課題，相信這是前所未有的吧！現在，最切實地需要的是對新世界和平的構想力，以及要實行那構想的人的積極性的意志。
在世紀末的今日，種種悲觀或樂觀的論調也紛紛湧現，為了要令這數年來的「民意時代」、「民主潮流」的巨大歷史性趨勢得以穩定起見，我希望我們能回顧肯尼迪總統在一次經典性的演說中的說話：「人只要希望變得怎樣偉大，便能怎樣偉大。無論命運為人定下怎麼樣的問題，也始終是無法超越人的存在的。」只要祈願和平的世界民眾能團結一致，一定能夠堵截混亂的逆流，使新世界和平的門扉得以打開。
「神聖的狂信」所持的問題點
對於逆流，美國的未來學者艾雲‧杜夫拿氏，在其去年被譯成日語出版甚至成為焦點話題的《權力轉移》一書中，有著值得注意的剖析。
眾所周知，這本書將「權力」這種「對人起作用的力量」，分為三個層次：（1）「暴力」，是所謂低等的權力。（2）「財富」，是所謂中等的權力。（3）「知識」，是所謂高等的權力。據杜氏分析，現在正處於「知識」的比重正顯著地高漲的「權力轉移」時代的黎明中。
為甚麼「知識」會是高等的權力呢？據杜氏說，「暴力」及「財富」很容易被強者和富者所獨佔：相反，「知識」是民主性的，是弱者和貧者也能掌握得到的。然而，杜氏卻提醒人們並不要因此而過分樂觀，他提出警告：「任何民主主義團體即使重新繫結同盟也好，勢必面臨世界規模的十字軍所急速凝累的三種巨大勢力，如果我們不留心的話，相信很容易會被衝向新的黑暗時代去。」那三種巨大的勢力就是：（1）神聖的狂信，（2）環境神權政治，（3）新仇外主義。
其中，「神聖的狂信」可以從伊斯蘭教團及基督教團為中心，廣泛地觀察到，那是對世俗化社會抱看敵意的原教旨主義。「環境神權政治」則是借環境保護為名，對人權作出不合理的限制。所謂「新仇外主義」就是指現代正向全世界擴散的負面的民族勢力。
這些現象一時會單獨出現，一時則會以綜合的形式出現。身為佛法者的我，認為最需要注意的就是第一個層次「神聖的狂信」。在世俗化、大眾化杜會中迷失了自我的個人，為了尋求靈魂的治療、恢復靈魂的完全性而志向於宗教，在某種意味來說，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可是，在前面等待著的，卻並不一定是光明的道路，不但可能會遇上復活的原教旨主義的運動，更會有簇新的「民間的細小神教」等帶有濃厚新宗教色彩的反合理、反知識的傾向。對於阻礙時代及社會進步的宗教、或是想扭曲宗教固有傾向性的做法，我們是不能掉以輕心的。
我在去年夏天，有機會與著名的教育學者諾頓教授（美國德拉瓦大學）和柏賽爾教授（美國國際大學）親切懇談，大家不期然地意見一致的，就是宗教所持的這種危險側面。
教育的智慧和宗教的精神性
我坦率地向他們說出有關教育與宗教的關係。「如果教育無法打開『知識的世界』的話，『宗教』、『信仰』也會有變為『盲信』的危險性。相反，如果能夠以『教育』發掘的『智慧』作為光源的話，則宗教的『精神性』當會更加發放出光彩。」「在人來說，宗教是極為重要的。但歷史卻顯示出，宗教往往會變得獨善，甚至會成為一種對『人』的抑壓。至所謂『宗教教育』更常常存在看教條主義的可能性。」
柏賽爾教授對我的觀點表示完全贊同，作為回應，更有如下一段的敘述。
「我對池田國際會長在一面和宗教比較、一面述說出教育的重要性的說話，特別感到興趣。在這裏有著豐富的思想食糧。宗教無疑是十分重要，但如果宗教被制度化的話，則常常會容易失去客觀性的視野。只有教育和宗教兩方面的配合，才能使人持有展望未來、甚至永遠的目光。」
這裏所說的教育，就是指廣泛地在知識上和精神上的育成。宗教不但不應背向這種對人至為重要的培育，反而必須成為促進人類朝這方向進步的沃壤才對。這樣才能促使每一個人的「智力」向上和強化，能令「民意的時代」、「民主的潮流」增添力量。
對於過分的樂觀，我們是無力承擔的。這是一場在人類文明史上進行規模巨大的實驗的鬥爭，杜夫拿氏說：「橫恒在前面的權力轉移時代，根源性的思想鬥爭傾向，已不是介乎資本主義體制的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體制的全體主義之間，而是介乎二十一世紀的民主主義和十一世紀的黑暗時代之間！」而且，當我們把視點回到國際政治現狀的話，我們實在不能斷言民主主義的鬥爭是一定能優勢地前進的。
關於杜氏所提及的三種巨大勢力，過去也曾出現過與之相通的評論。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曾提出所謂「封閉社會」：最近則有去年才逝世的美國諾曼‧卡曾斯所非難的「部族意識」。可以說，這是有史以來侵入人類社會骨髓的閉鎖性的特質。在封閉社會中，生活於共同文化中的人會融洽地相處，但當接觸到其他文化及社會時，便會頑固地將心閉上，往往會拒絕人道上的言論及對話，最後更不惜使用暴力。當相互間不能容許不同文化及生存方法，而磨擦又超過一定限度的話，那衝突就無可避免地發生了。
由「封閉社會」通向「開放社會」
波斯灣危機及蘇聯戈爾巴喬夫總統的新思維改革的難以推進，就顯示了這種閉鎖性特質在人類社會是多麼根深蒂固。
特別令人憂慮、痛心的是前途極不明朗的改革政策，作為改革旗手的戈爾巴喬夫總統是位歐美作風的寬大的理性主義者、體現出資訊公開、言論自由及民主化理念的人物。在蘇聯國內，曾經在起著主導作用的意識形態，現在已完全失去了權威，甚至出現了聯邦崩潰危機，以及人心荒廢的無政府狀態。據著名作家普爾哥夫說，厭惡已變成支配的情緒，就像一種錯誤的宗教思想在發揮作用一樣。在這樣的情況下，民族沙文主義以及宗教教條主義很容易在人的原始感情中滋長，要以商討或對話的形式來解決問題，就有著超乎我們所想像的困難了。
關於戈爾巴喬夫總統對波羅的海三國所採取的一系列保守的對應措施，我感到極大的關注（雖說對於動武的決定，總統是直接或間接，抑或有何種程度的參予，仍然不大清楚）。但我始終認為，戈爾巴喬夫總統並不是一位傾向於依賴武力來解決問題的領導者。我曾聽到多位蘇聯要人這樣說：「他（戈爾巴喬夫）就算不踏出新思維改革的步伐，像布里茲尼夫那樣安坐於緩和外交的權力寶座上，也同樣是做得到的。」去年，在和我會見的席上，他曾說：「使用暴力不如首先對話。」「改革政策的第一要點是給予『自由』。但，怎樣去使用這種自由？就是今後的課題了。」從戈爾巴喬夫總統所說的話，我感到他絕對不是個權力主義的獨裁者，而是位正在為解決問題而苦惱的哲人政治家。正因如此，我一直在祈求，他能維護著改革政策而毫無錯誤地把舵。
戈爾巴喬夫在蘇聯面對著的現實提示我們，人在精神上是多麼容易被「封閉社會」及「部族意識」所支配，這個冷酷的事實不單強烈地扎根在人類的歷史上，而且直至現在也還繼續著。這正好是文明史、人類史的重要課題。在這個相互依存的時代，對於日本來說，已再沒有可以「隔岸觀火」的事情了，故此應該放棄偏狹眼光，與世界各國及各民族進行真正的交流。
柏格森認為，要將「封閉社會」轉變為全地球性的「開放社會」，那並不是由國家及民族向人類的「對象順次性擴大」從而達到「感情累進性膨脹」的結果。中國古代儒家所倡導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正好是達至「感情累進性膨脹」的步驟。
發揮NGO的力量藉以貢獻人類
然而，由「封閉社會」邁向「開放社會」的過程裏，其實最重要的，是要使人們由「封閉的靈魂」邁向「開放的靈魂」這樣本質上的轉換。在這裹雖不詳述，可是柏格森認為，「動態宗教」是不可缺少的要素。雖然我和柏格森的宗教觀，特別是有關其佛教觀的見解有所不同，可是，對於時代所要求的世界市民，一定要經常打開心犀這方面，卻表示贊同。同時，需要某種形式的宗教推動（並非來自「神聖的狂信」，而是世界性的宗教），從而使人達至靈魂的解放這一點，也正好是我的信念，以及繼續努力的方向。
再說，波斯灣戰爭的爆發，可說是向冷戰的結束澆來一盤冷水，使期待「和平分配」的人們的希望歸於幻滅。在執筆寫本稿時，戰爭發展的方向，完全不能逆料，稍一不慎，甚至會有擴大為第五次中東戰爭的可能。
然而，就像雅斯貝斯所說：「無論是怎麼樣的狀況，也並不是絕對地沒有希望。」最重要的，就是世界能從波斯灣戰爭得出怎樣的教訓了。如果向遠處著眼的話，那可以歸結為怎樣推進聯合國的改革、強化，以及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安全保障、危機管理、世界秩序的問題上吧。
今次，聯合國以德‧吉爾拉秘書長為中心，指向和平解決努力調停。結果，最後卻變成以美國為中心領導多國部隊，使用武力以求解決。雖然在聯合國來說，那是「可悲的事」（德‧吉爾拉秘書長），但卻絕對不能說是不名譽的事。聯合國也並不是萬能的。總之，在緊迫的狀況下，作為解決紛爭的機關，世界的最後依所也始終是聯合國。
聯合國所持有的力量，從今次美國沒有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錦旗」就不能使用武力的事實，得到了反面的證明。即使說是國際輿論也好，也只有在聯合國才能發揮結結實實的約束力。由此可見就算在現代的國際社會裏，聯合國依然佔著那麼大的比重。
毫無疑問，現在聯合國能扮演一個中心的角色，主要是由於美蘇重視聯合國外交，全憑有美蘇的協調才得以形成。最明顯不過的事實，環視波斯灣危機，超過十個的決議案，已因安全理事會的成員沒有動用否決權而通過。
但在同時，我們從今次事件也可以看到，現時聯合國對世界和平的維持，並未能充分地發揮力量，這是個不能否認的冷酷現實。從這個問題出發，為了構築起新的世界秩序，怎樣改革、強化聯合國、克服像波斯灣戰爭般的悲劇，就是人類不能不認真地站在各自的立場上去認真關注的第一課題了。
第三期國際機關的構想
今日世界的現狀，和聯合國創立的時代已有著根本上的不同。世界的多極化和複雜化，已帶來了質量上的改變，國際機關也必須彈性地對應這種變化。雖然聯合國憲章無疑是國際社會的優秀規範，可是，無論如何，由於是在將近半世紀以前的設計，也確實到了應該予以檢討和強化改革，藉以配合時代前進的時候了。
去年，我和諾曼‧卡曾斯氏就強化改革聯合國的問題深入地交換了意見。那時卡曾斯氏說：「聯合國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到聯合國本身名副其實地持有力量。」「那種必要其實在聯合國憲章已預見到。」
如果考察國際機關的歷史的話，國際聯盟的時代是第一期，而聯合國則是第二期。以一九九五年聯合國創設五十周年為目標，構想第三期的國際機關以迎接二十一世紀，也真是正合時宜吧！我覺得有必要藉著這個機會，一面站在聯合國創設的原點上，一面站在長期性的展望上來構築起改革聯合國的方案。
聯合國是由主權國家組成的世界組織，要規劃第三期國際機關的架構，首先必須克服各參與的主權國家為自己設定的界限。戰後，聯合國的確得到很多成果，但同時也經驗過很多挫折。那些挫折主要的原因，很明顯，主要是由於聯合國是主權國家的聯合體，各國為了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不能站在人類整體立場來解決問題。
時至今日，看起來整個世界好像是主權國家的集合體，但倘若細心地觀察的話，就會發覺有不斷越出這個框架的現象。核子戰爭及環境破壞等的「地球性的問題摹」雖然是當然的，可是，今次波斯灣發生的戰爭，更證明了主權國家聯合的體制，有著不足的地方。在接近二十一世紀的這個時代，由主權國家向主權國家的侵略，為甚麼會那麼露骨地進行？為甚麼會解決得那麼費工夫？相信那正在於像聯合國這樣的主權國家聯合體，是無法處理像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大義」這樣的問題之故吧！
如果從相對的意義而吉，多國籍部隊對伊拉克使用武力，或許是迫不得已，但正如有些人士所擔心般，在聯合國的名義下，難免會出現泥足深陷的情況。就算將伊拉克逐出科威特，仍不能從根本改變事態。因為在阿拉伯民族中已有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南面邏輯」的觀念：那就是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為中心的聯合國，在處理包括主權國家架構內發生的糾紛時，首先著重的，就是各先進國家的利益。
要突破現行聯合國的界限，我認為聯合國在結構和運作方面，應該把「人的層面」凌駕於「國家的層面」之上。這正是我多年來的信念，如果具體地考察「人的層面」的話，更可以將之分為「民眾的層面」和「人類的層面」兩方面！
首先，把「民眾的層面」凌駕於「國家的層面」，已不單是聯合國、更是國際社會的時代要求。人們已習慣於把國界視若無睹地在地球上往來穿梭，把資訊、貨物和財富等四處流通。最近日本人往海外旅行已越來越旺盛，所謂國界的觀念已很明顯地淡化了。
從聯合國出發的時候開始，本可說是一同顧及「政府」和「人民」兩方面的。那在聯合國憲章的前文裏使用：「我等聯合國的人民」和「我等各自的政府」的兩句主語便很明白了。儘管這樣，聯合國在現實裏仍是政府間的機構，那就表示了聯合國所作出的種種決定，完全是向政府負責，於是民眾便經常被撞到舞台的後面去。
我強烈地希望聯合國能加強「民眾的層面」。因為在今時今日，民眾的力量和水平正不斷提高。例如，給NGO（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分配任務已變得日趨重要。特別是委托主權國家難於解決的困難和問題。
例如，在經濟協助方面，日本自誇成為世界第一的ODA（政府開發援助），但卻被批評為罔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只優先令日本企業獲得擴大業務的機會。相對而言，如果是NGO的話，相信一定會先站在受援國家的民眾立場上，從而對其作出貢獻。
現在，聯合國和NGO的關係，已超越了在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一條的NGO只是對經濟社會理事會提供資詢的規定，相互合作的關係也擴大起來。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NGO的活動已伸展至資助聯合國的環境及裁軍等會議，由於對地球性的問題展開了廣泛的參與，給予國與國之間外交不少影響。可以說，NGO對於解決地球性的問題，超越國家的架構而站在全人類利益上所作出的活動是不可缺少的。
本來民主制度的確立，就是要監察政府的行動，使其不至偏離正確方向。現在，讓NGO的主張直接反映到聯合國的會議上去的時候經已到來。我十分希望能夠透過不同的渠道，廣泛地匯集意見，使聯合國的制度得以朝看「民眾層面」而改革和強化。
其次就是「人類層面」的方向性，為了令聯合國由主權國家聯合體蛻變出來起見，我想就新綜合化制度的構想，說一說有關「聯邦制」的意見。
著眼於「共同主權」的構想
現在，作為多民族國家典型的蘇聯，正在苦於如何以一個寬鬆的主權共和國聯合體的形式來維持其聯邦體系。至於EC（歐洲共同體），則志向於成立「歐洲聯邦」，這正好是對國際社會新秩序的探索。
尤其是在歐洲展開的新挑戰，十分值得注目。如眾所周知，去年十一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和華沙條約組織共二十二個國家，在巴黎簽訂了結束東西方對立的「不戰宣言」，更締結了限期性的歐洲裁減常規軍備（CFE）條約。
這個「不戰宣言」，不單是意味著東西方冷戰的結束，更啟示著要永遠把戰爭的危險性驅逐出歐洲的成熟思想。
同時，我們更從而實感到十七世紀以來的主權國家制度，現在正被巨大轉變的浪潮所衝擊看。事實上，統一德國的魏茨澤克總統，在去年十月二日德國統一之日的演說內容中，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總統曾說：「建立民族國家並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地球性的問題是任何國家也不能自己去解決得到的。安全保障、社會生態、能源、經濟、運輸、電訊傳遞、科學研究等，任何事情也是一樣。今日的所謂國家主權，是在諸國共同體中才得以體現的。」
總統在這裏可以說是提出了一個「共同主權」的重要概念，那是和國家主權觀念的方向絕對相反的。現在，EC包含著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綜合動態，正在加速形成一個更大的架構。相信在最近的將來，一旦市場、貨幣兩方面實現統一的話，將會繼續向安全保障及外交兩方面發展，屆時各國主權主要的機能，實質上已委讓於EC的共同形式了！
我雖然一面對這種新水準的統一化動態表示歡迎和欣慰，可是卻仍然抱著一點不安。因為地球性的統一化動態，並不能保證沒有地域性的危險，有可能會把地域性的利益放在首位，從而導致不公平的現象。為了打破這種危險，有必要一面進行地域性的統一化，同時構想全世界的聯邦體制。
雖說一直以來，所謂「世界聯邦」的說法，好像給人一個遙遠的未來問題那樣的概念，被視為不現實，但我想到，在所謂聯邦的形態裏是包含著打破現行聯合國界限的有益啟發。
對「聯邦制」有益的啟發
自核子武器出現，並成為了國權的保障後，人類就面臨滅絕的危機。我曾頻頻強調，不管人類願不願意，已被迫超越國家的框框，由「國家利益」過渡向「人類利益」：由「國家主權」過渡向「人類主權」般的想法改變。因此，離不開我思想意識的問題是：怎樣才能使聯合國以「國家主權」為主軸的支配制度轉變為「人類主權」為基礎的構想。
這一點，作為世界聯邦主義者而聞名的卡曾斯氏，在與我會談時，曾就這個問題雄辯地發言。他指出主權可以分為是有「絕對主權」和「相對主權」。「絕對主權」的核心是軍事力量，至於「相對主權」，則是指在國家範圍內生活方式和活動的司法權。
他認為「要把世界置於安全狀態，並不是必須要完全將國家的架構解體。最重要的只是使國家主權成為有意義的東西。」他的意思是：應把絕對主權予以取消。
即使說是聯邦制也好，如果認為那會使現在的國民國家一舉消失的話，這實在近乎妄想。卡曾斯氏也並非認為一元性的世界國家立刻可造，只是希望消除絕對主權國家的制度，把聯邦的管轄權和國家的管轄權明確地分離。即是說，他的意念是要在聯邦之中的共有主權外，明確地劃分出國民國家所仍然保持的主權。
由這聯邦制度作為出發，可以為我們提供廣闊的思考餘地，不單指向於消除國家主權的負面，更使人類不戰共存體制的建立成為可能，相信這正好是我們今後積極探討的方向。
以上就邁向新的國際秩序、環繞在長期性構想上，以聯合國為中心，提供了若干想法，以此作為起點，我認為有必要重新認識聯合國的安全保障體制以及維持和平活動。
現在，聯合國安理會在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全的維持上肩負著很大的任務。現代的世界，已不是手執世界牛耳霸權的特定大國才擁有領導權的時代。所以，美蘇英法中的所謂五個戰勝國，作為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而持有否決權的制度，不是已到了應該加以檢討的時候了嗎？已有批評指出，如果固執看這個形式的話，就難以阻止由特定的國家支配乃至利用聯合國的惡習，更談不上聯合國能真正地行使其職能了。
總之，怎樣正確地釐定成員體制，對於維持和平有著重大責任的安理會來說，意義至為重大。最近，有人建議日本及統一德國，應當被列為常任理事國，亦有建議將英、法、德合併為EC代表，以及除先進國家外，南方的主要國家也代表地域而作為成員國等，這都是同樣值得檢討的方案。
在日本國內，把日本列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要求越來越多。的確，以經濟為中心的綜合性國力，分擔聯合國開支數額之大（繼美國後第二位）等，提出加入聯合國中樞的安理會也未嘗沒有道理。可是，我仍然認為是勉強了些。
支撐著安理會的思想基軸，就是「集體安全保障」。然而，由於日本的憲法是禁止參與任何「集團性的自衛」的，如果將自衛隊派往海外，就不免有「違憲」之嫌了。
當聯合國像今次的波斯灣戰爭一般需要行使武力制裁時，無論是以「多國籍軍」的形式或被憲章所認可的「聯合國軍」的形式也好，如果作為常任理事國的日本也不參與的話，那在理論上就有些行不通的地方了。
單一國家的和平主義已行至盡頭
從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日益重要的事實，以及國際性相互依存的現狀來看，所謂一國和平主義的「如意算盤」已到了不能自處的地步。雖然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人提出為了「貢獻世界」而「修訂憲法」的建議；可是，我卻絕對不敢苟同。原因是這樣會對一個以和平作為原點的國家造成不良影響。我仍然贊同多位有識之士的提案，在自衛隊之外，另外籌組一個為了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PKO）的組織，才是正確的道路。
我更認為日本可以在軍事性的安全保障之外，從另一方面對國際社會作出貢獻，其中一個想法，就是地球環境的保護了。
就聯合國的改革、強化來說，我認為有必要改變安全保障本身的構想，將安全理事會一分為二：其一處理和平問題，其二則處理環境問題。
我這個想法，是通過與去年來日本訪問的蘇貝尼‧洛加德氏（奧斯陸國際和平研究所所長）的會談而得到的。他表示安全保障的想法，只在軍事方面並不充分。必須要有「環境安全保障」的觀念。
的確，今日威脅著人類生存的並不只來源於軍事上，而是地球環境的破壞。
因此，作為國際政治最優先課題之一而又有其必要性的，我認為在安全保障的層面上，應將環境保護置於軍事威脅之上來想，相信這正是極之配合今日客觀環境的想法吧！
關於全球性環境問題的重要性，我早已提出過設立「環境聯合國」的構想。作為向「環境聯合國」推進的重要步伐，我提議新設擔當環境問題的第二安全理事會。定於明年在巴西召開的聯合國環境開發會議，在環境問題的配合上，可說越來越接近正確的方向了。
在維護地球環境的問題上，日本應該可以作出相當於經濟大國的貢獻。基於這點，我渴望日本對「環境安全理事會」的誕生，發揮起積極性的領導作用，果敢而有勇氣的踏出「一步」，一洗「瘋狂追求海外經濟利益者」的惡評。
以「世界評議會」結集人才
其次，有關先前提及國際社會中的「人的層面」，過去法國的思想家杰克‧馬里坦，在論述戰後「世界政府」的一篇文章中，提示出成立一個由傑出學者們組成的「世界評議會」的必要性。
這是超越民族界限的最高諮詢機關，其成員是作為世界市民而與任何政府無關，並且能夠完全獨立自由地達成自己精神上的任務。馬里坦期待著國際性輿論能夠由這樣的組織誕生。
邁向聯合國創立五十周年，要達成聯合國的強化改革，我認為有必要創設這樣的「世界評議會」，思考改革方案。一直以來雖然有像「賢人會議」一般形式的東西，但要更自由地站在全世界的立場，以世界市民的身份來設想，則必須集思廣益地設計一個在二十一世紀擁有新生力量的國際機關。
還不只此，在面對這種具體性課題的同時，更可以對例如「甚麼是正義？」等倫理性的課題加以檢討，這不正好配合「世界評議會」的性質嗎？
為甚麼我會這樣說的呢？考察今次的海灣危機─波斯灣戰爭的背景，橫恒著所謂「阿拉伯的大義」的問題。眾所周知，伊拉克的候賽因總統，把這個問題和要求他從科威特撤軍的問題連繫起來，企圖將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問題擴大成阿拉伯全體的問題，從而與不承認這種連繫的美國形成對立，最後導致災難性的結局。
在這裏不打算詳述有關「阿拉伯的大義」的問題。我只想就一般有關「大義」或「正義」的提法，談談若干感想。這確是些引人入勝、令人鼓舞起雄心壯志的詞彙，可是，像我這些在戰爭期中成長的人，一聽到「正義」或「大義」等的提法，就不禁會想起「悠久的大義」這句說話，從而不能不懷疑其背後的意義。本來，「阿拉伯的大義」，是不能和二次大戰時法西斯主義的軍部提倡的超現實口號「悠久的大義」一起談論的！可是，作為揭起「阿拉伯的大義」的代價而需要犧牲眾多的生命，那就應該相當慎重地對其實質加以了解。
是人類基本的冀求
在想到有關「大義」及「正義」的問題時，在我的腦海裏經常縈迴著奧地利的哲學家漢斯‧凱爾森的警告。
「根本沒有所謂絕對正義，要給予定義也不可能。這理想只是幻象。實際上存在的，只是利益、利益衝突以及為解決這些衝突而有的鬥爭和妥協。基於需要，和平的思想取代了正義而進入了理性的領域。然而，人對正義的渴求以及對至高價值的憧憬，實際上超過單單是妥協與和平，甚至不為理性所動搖。歷史證明這種信念是不可能被動搖的。倘若這種信仰是幻象的話，那麼這就是一個凌駕於真實的幻象。因為對大多數人，甚至整個人類而言，對一個發自理性的問題的解答，並不一定需要訴諸明晰的概念或語言。這也是為甚麼人類有可能永遠不滿足於詭辯學派所提供的答案，但卻會不惜一次又一次的付出血和淚，去尋找柏拉圖所走過的道路：宗教的道路。」
在這段以「柏拉圖的正義論」為題的論文結語中，雖然使人感到有點像改變態度的意味，但卻顯示出作為徹底價值相對主義者的凱爾森，在全體主義的威脅中，仍繼續擁護民主主義的胸襟。所謂「柏拉圖所走過的道路」，指的是作為絕對正義的價值之爭（譬如說是「義戰論」），有關凱爾森所傾向的柏拉圖的見解，因為在去年「SGI之日提言」裏也曾說及過，所以不再說了。
對於凱爾森的論述，我認為他想表達的第一件事，就是指出對正義的渴求，無論在好的方面或在壞的方面，都是源自於人的本性。
事實上，一個人的人格，其實可以說是被他對正義的標準所決定的吧！可是，日本人在傳統上對正義的觀念卻極之含糊。
特別是最近的十多年間，在邁向國際化時代中，日本人及日本社會常常被指欠缺「哲學」及「原理」，就正好是這樣的證明了。因為所謂「正義」，就是在不計算利害得失的情況下，在以「哲學」及「原理」為基礎的行動中表現出來的。
以日本政府對應海灣危機來看，絲毫沒有使人感覺一點「哲學」及「原理」的足跡。就像象徵性地向多國聯軍的提供金錢上的資助般，日本政府處理得極為緩慢，而且看風掌舵。至於必須用長時間研究和討論的修改國策問題上，卻突然提出「聯合國和平協力法案」（擬派遣自衛隊往波斯灣加入多國聯軍）。而且，在每次的討論中，不單議論的內容充滿矛盾，更提出了龐大的國防開支預算案。
在這樣的情形下，以中國為首的亞洲諸國，怎能不回憶起過去日本軍國主義的惡夢呢！即使不是軍國主義的復活，可是「到底日本顯示出怎麼樣的意識形態呢？日本除了是非常富裕的工業先進國外，還是甚麼呢？」（印尼《指南針》報編輯主任雅谷‧奧泰馬）。「（日本的實業家）就算看似是一般市民也好，但那種趾高氣揚的樣子，和過去的「憲兵隊」沒有兩樣。」（菲律賓《菲律賓‧星》報社長兼論說委員會委員長麥克士‧蘇里雲）等質疑之聲不絕如縷。
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奉行一套明晰的「哲學」及「原理」的話，就會隨著不同的形勢而作出不同的行動，由於行動的不可預計，也就得不到別國的信任。正因如此，就像我一直強調般，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推進文化外交。雖則許多人相信，現在已是意識形態走到盡頭的時代，但如果他們就這樣手舞足蹈地歡呼「多神教的時代」的到來的話，相信很容易會掉進在他們前面的陷阱呢！
「為人類的宗教」的出現
像凱爾森鳴起警鐘一般，在「正義」和「正義」之間互相對比之下，人走上了在正義之名下被犧牲的道路。事實上，人類的歷史中正充滿了無數這類以血腥著色的顛倒構圖。特別是以基督教等將排他的一神教作為土壤的社會裏，這問題就顯得格外深刻，著名的思想家像聖‧奧古斯丁和聖‧托馬斯‧阿奎那等，在很久以前就已發展出一套所謂「正義的戰爭」的理論了。
然而，現代是核子時代。核武器正向我們展示著國家與國家間大決戰（最後的大決戰，將轉為全面的核子戰爭）的威脅。「到底地球毀滅後，宗教會變成怎樣呢？即使有人仍然生存，但也只像很健壯的動物，生存在滿是廢墟般的時代裏，教會做些甚麼才好呢？」（渡邊一夫）這種老幽默家式的提問，不單是指向宗教家，對於在正義的旗幟下，被不同的意識形態所蹂躪的現代人，是誰也不能逃避的問題。
正義與和平並非二者擇一
那麼，是不是像凱爾森所說般，正義與和平始終是二者擇一的課題呢？我認為並不一定。如果正義是人類本能的欲求的話，由於只有貫徹正義，才能夠獲得真正和平，故此並不是二者擇一，而是根本一定會打開一條調和合一之道。我認為最重要的只是慎重地檢討那正義的內容和實質。
對於這點，引起我濃厚興趣的，是德國慕尼黑大學的阿瑟‧卡夫曼教授提出：以「合乎正義的和平」替代「為了正義而戰」的概念。作為實現「合乎正義的和平」的基本要件，教授舉出如下六項問題。
第一，「平等原理」。在生命的根源性價值上，每一個人的尊嚴是同樣被保障著的。放諸國家的層面上，在可能的範圍內，透過經濟關係及文化關係，達至相互尊敬和機會均等。
第二，「金科玉律」。通常是指聖經的「希望別人施於自己者，自己亦必同樣施諸他人。」但教授將其道德層面更推廣開去，包括作為消極性表現形式的，「不希望別人施於自己，自己亦不應施諸他人」的訓言。
第三，「定言命令」。教授曾舉出有名的康德的一句說話：「無論在甚麼時候，也要以你的意志作為準則，使之成為普遍性的原理，適當地指導你的行為。」
第四，「公平原理」。就像運動的基本原則一樣，在國家與國家的關係中，在所有利益點、負擔點上，也給予同一程度參與和行動。
第五，「責任原理」。不容許採取對人的生活和其環境，造成現在或將來的破壞，或導致危險的行動。
第六，「寬容原理」。即使你鄰人的想法對你來說是不能接受也好，也要尊重他擁有他自己意見的權利。
雖然不能在這裏一一予以驗證，但如果是包含看這種種條件的正義的話，相信有可能構築「合乎正義的和平」，而不是單單處於暫時沒有戰爭的和平狀態，或是凱爾森所說的：「只是利益、利益衝突以及為解決這些衝突而有的鬥爭和妥協」的和平。這個主題，正是在「世界評議會」席上真正需要討論的課題。
如果在宗教或是意識形態的層面上忽視這種觀點，只是單方面主張自己的絕對性正義的話，到底會變成怎樣呢？卡夫曼教授援引了世界著名的動物學者康拉德‧洛倫茨（諾貝爾醫學‧生理學得獎者）的說話：
「不顧一切地維護被視為有著最高價值的社會規範及教儀的做法，最終只會導致在所有戰爭中最今人感到可怕的宗教戰爭。而且，那正是今日威脅著我們的東西！」
洛倫茨說這番話僅僅是十年內的事。我們要將這一點嚴謹地銘刻於心，送過恰如其份的「為和平的宗教」、「為人類的宗教」的每一日。我相信那將會為「合乎正義的和平」開拓出前所未有的沃野。
儘管如此，可是作為新世界秩序構想的一環，為了在改革聯合國的同時強化聯合國的維持和平機能起見，有必要盡全力構築起地域性和平的框架。
去年年初，我曾強調應以美蘇冷戰體制的休止符來迎接新的時代，為了人類能生存下去而構築起「不戰共同體制」。那將是意味著建設起一個地球性規模的和平共存制度。
像我在前面所述說般，希望看到的這種前進的姿態，已在歐洲出現了。緊接著歐洲而應予注視的就是亞洲的情勢了。
特別是去年，是東北亞情勢有著劃時代展望的一年。過去曾是敵對國家的韓國（大韓民國）和蘇聯，於九月二十日訂立邦交。戈爾巴喬夫總統和盧泰愚總統先在三藩市，繼而在莫斯科會面，為了結束韓半島（朝鮮半島）的冷戰與鞏固和平起見，簽訂了致力強化兩國協作關係的共同宣言。
去年九月，我初次訪問漢城，強烈地感受到一股宏大的時代變化的潮流。另一方面，北韓（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也開始與日本磋商兩國關係的正常化。同時，分別在漢城和平壤，舉行自南北分割後初次的首相會談。在漢城方面，盧泰愚總統和北韓的延亨默首相會面，在平壤方面，則是金日成主席會見南韓的姜英勳首相。
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事。在平壤的南北首相會談裏，南韓提出「為南北和解與協力的共同宣言案」，北韓則提出「互不侵犯宣言案」。
在閱讀南北韓雙方的提案時，我感到雙方有著一致的主張。那就是順守著在七二年的七‧四共同聲明裏所揭示的：自主、和平統一、民族大團結的祖國統一等三大原則。同時，以對話來和平地解決意見的對立、紛爭等問題。互不侵犯、不干擾對方；削減軍備；為防止偶然性的武力衝突和擴大而設置熱線電話。我誠摯地希望這些方案能夠實現，因為這並不是只為了南北韓民眾，更是為了亞洲全體的和平。
我在一九八六年一月「SGI之日紀念提言」中，早已提及南北韓最高領導人有直接會談的必要性：「如果吟味一下南北雙方一直以來的提案，並檢視一下已達成協議的事項，雙方首先能夠做的事，就是訂立『「互不侵犯，不發動戰爭』」的誓約。北韓說『不南進』，南韓也否定侵佔北方的意圖。我覺得兩國首腦再次明確地向國內及國外宣佈這一意圖，就能夠成為一切談判的出發點。」
還有，「『互不侵犯，不發動戰爭』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前提：不應該探求更先決的條件。如果這一協議能夠進一步得到有關國家，即美國、蘇聯、中國和日本的肯定和支持，南北韓之間的緊張局勢就能夠大大地緩和。」
盧泰愚總統在人八年十月的聯合國演說中，曾提出過「互不侵犯宣言」的構想。此外，金日成主席在平壤的南北首相會談時，也向姜英勳首相等的南韓代表團談及期待會見盧泰愚總統。現在既已踏入南北韓首相會談的階段，雖說還未看見突破口，可是「互不侵犯，不發動戰爭」的意念早已在雙方的提案中出現，相信南北韓最高領導者直接對話已到了成熟時期。
南北韓的最高領導人已明確地向世界宣言。「互不侵犯，不發動戰爭」。如果能達成將半世紀多分割對立的歷史來一個大轉換的話，相信加上參予那次戰爭的美國和中國，締結和平條約的道路必定能夠打開吧！
同時，作為鄰國，有著密切關係的日本和蘇聯，倘若支持、協調這南北融和，發展友好關係的話，東北亞一直以來的冷戰架構不單只會作最後性的崩潰，更會作為亞洲、太平洋時代的中心，而增加在政治土、經濟上的比重。這樣，一直以來被看作戰爭導火線的危險地帶，將被預測為世界最具發展潛質的地域了。
在使亞洲脫離冷戰的情勢上，今年還有一個重要的動態，就是戈爾巴喬夫總統預算在四月訪問日本。去年七月，在克里姆林宮和我會談時，總統也曾說及訪日的事。我期望他的訪問會使日蘇友好關係出現一個劃時代的前進，更希望那會對亞洲、太平洋地域的和平作出巨大貢獻。
本來，亞洲是個多樣化的地區。柬埔寨和平的前途及中東情勢，還有著解決展望並不明朗的地域紛爭，不能不摒除樂觀。但我相信在這些地域裏，始終會有停息戰爭的一日吧！
還有十年便到達二十一世紀，現在要向民眾推廣的意識，可以說就是要和戰爭訣別。在核子時代的今日，對戰爭來說，早已沒有勝方和敗方了。更沒有比戰爭那麼不合理而不上算的東西了！應要在民眾之間廣泛地滲透著這種意識。
如果不戰的潮流徐徐地向世界擴大下去的話，邁向二零零一年，即二十一世紀出發之際，可能會在聯合國本部召開「世界不戰會議」吧！希望在NGO也參加的這個和平會議上，能蓋下指向「世界不戰宣言」的印章。同時，商討真正裁軍後的「和平分配」問題。以及消除南北間差異的方法。應該從地球上的規模來檢討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果斷的新政策吧！
如果以「世界不戰宣言」為基本，不久向看「世界不戰條約」而前進的話，要再加上現在的國際人權規約來構想「世界憲法」的草案，相信也就指日可待了。
但在實現這些目標之前，不單國際政治需要改革，人類思考的方向以及生存方法本身也應要有根源性的改革。在世界各國人民之間，加深作為「世界市民」的自覺是不可缺少的。為了這樣，一定要強力地推進「世界市民」教育，從而謀求向人類不戰共同體制的前進。
希望SGI會友能夠有真正負起領導這人類更上變革時代使命的自覺。今年我也以佛法作為基調，將「人道主義」、「文化主義」、「和平主義」的永遠指針存放於心胸，為實現新的和平構想，與世界上的有識之士進行對話。為了擴展和平的網絡，我正鞏固起全力行動下去的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