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屆「SGI之日」紀念倡言
萬年遠征 從混亂到秩序
池田大作，國際創價學會會長
1998年1月26日
二十世紀行將開始之際，人類相信能無止境地發展下去。現在二十世紀快將告終，與當初充滿理想的熱情截然相反，整個時代被偏狹的意識形態所佔據，戰爭和殺戮接連不斷，環境遭到破壞，貧富差距擴大，相信再也找不到如此多悲劇和愚蠢行為的世紀。
在三年前的今天，我在夏威夷的東西中心講演（題為「和平與人類的安全保障」），開頭便提到：「一言以蔽之，二十世紀的人類實在經歷太多的自相殘殺。」愈臨近世紀末，這種想法愈強烈，越令人感到悔恨不已。
以前面臨全面核戰爭危機時，曾到處盛行「殺戮過度」（overkill）此可怕的字眼。幸而由於原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 等人努力，冷戰構造打上終止符，帶來世界末日的戰爭(Armageddon) 的惡夢遠去了。然而，「殺戮過度」一辭猶如舊約聖經創世記中該隱（Cain）的詛咒（注解1），仍然像惡夢般纏繞著我們。
去年逝世的伯林（Isaiah Berlin）曾說：「在人類毫不寬容地相互殺戮此點，沒有任何世紀能趕上二十世紀。」這種說法引起很多有識人士的共鳴，如美國歷史學家施菜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即表示完全贊同。
修正時間觀念的軌道
我們到底需要什麼來推進人類的歷史，使它由「暗」轉「明」﹑由「失望」轉向「希望」﹑由「相互殺戮」轉向「共生」呢？人們正在嘗試種種符合世紀末的摸索和展望，而我認為，應以更加宏大的觀點和規模﹑以更長遠的時間距離來回顧人類的歷史。
日蓮大聖人曾說：「日蓮慈悲曠大，南無妙法蓮華經，萬年之外，必流布至未來而無盡。有為日本國一切眾生開盲目之功德,遮斷無間地獄之道。」
釋尊滅度後，時間三分為「正法千年」﹑「像法千年」和「末法萬年」。這裡所說的「萬年」就是指「末法萬年」。所謂「萬年之外，必流布至未來而無盡」，是說日蓮大聖人佛法如慈雨浸透枯渴的大地，恒及未來永劫，滋潤末法之世。這是基於對本佛確信無疑的宏偉而壯大的展望，是一種遙遠的瞻望﹑對未來的預言。
我們絕不應簡單以「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萬年」這種形式性﹑範疇性的方法來把握「佛法史觀」的精髓。也不應只是追尋人類精神史上逐時的單線流程，局限於理解表層片面。大聖人一生大難接二連三，但他從未屈服，為生存搏鬥﹑與時代交鋒。通過他驚天動地的生涯，從中所得出的警世金石良言，源自人類精神的深處，是不言自明之理。
我們應該以如此誠懇之心拜讀大聖人之金言，然後養成敏銳的眼光洞察歷史的去來，這才能如大聖人所言「與日蓮同意」，有資格加入地湧菩薩之列。
首先需要整理對時間的觀念。我們平常毫不在意地使用的「時間」一詞，完全忽略了其深不可測的含意。本世紀有名的哲學家如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代表著作《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和柏格森（Henri Bergson）（代表著作《時間與自由意志》Time and Free Will）對這一問題寄與非同尋常的關心。在此，為便於理解，我引用一下去年的倡言裏也曾提及的俄國哲學家別爾嘉耶夫（Nikolai Berdjaev，1874～1948）關於時間的區分。
在題為「歷史與終末論」的論文裏，別爾嘉耶夫把時間分而為三，即「宇宙時間」﹑「歷史時間」﹑「實存時間」。
所謂「宇宙時間」，也可稱作「物理時間」，即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這些能夠靠曆法和表計來測量的﹑按照太陽系規則性運行的時間。
所謂「歷史時間」，是人們所說的二十世紀﹑紀元前幾世紀﹑第二個千年之類，意味著通常頭腦裏描繪的某一段的時間。就身邊來說，我們漫然在昨日的延長上想到今日，今日的延長線上想到明日，即屬於「歷史時間」。
別爾嘉耶夫把「宇宙時間」和「歷史時間」都歸入為「遺棄的時間(fallen time)」。「宇宙時間」無關乎我們的主體，是獨立和自我完結的，所以別爾嘉耶夫的說法還可以理解。但「歷史時間」為什麼又會是「遺棄的時間」呢？
他作了生動的形容：「歷史時間就是未來吞噬了現在，把它變為過去的一種遷移。」這是非常敏銳的﹑值得我們注意的見解。 回顧日常生活，昨日﹑今日﹑明日，假如是處於漫然度過的狀態，我們往往會以為無須特別努力，明日自會在今日的延長上來臨。我們會忘卻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有充實的今日，才會有成果‧‧的明日。所以被稱之為「遺棄的時間」。
打破這種「日常的慣性」，努力爭取機會，感受到達成「人的基本使命」時的喜悅和滿足，這種就是「實存時間」。
永遠的現在
別爾嘉耶夫說「實存時間」是一種含義深刻的時間觀念，不能以任何數式計算出來，是永遠的現在，是種７W時間ㄐC「實存時間」的瞬間能擁有超過其它兩種時間長年積累的充實感和意義，使人感到時間好象停頓了，只能以這瞬間所感受的喜悅或苦惱的強弱來衡量 。人沈浸在創造的恍惚瞬間，還有死亡的瞬間，就是「實存時間」的好例子。
當想像從「宇宙時間」﹑「歷史時間」到「實存時間」，從「遺棄的時間」到「超時間」這令人目眩的飛躍時，我馬上聯想到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名著《伊凡‧伊里奇之死》(The Death of Ivan Ilyich)。
這部小說描寫一個平凡的官吏，說他的人生觀是通過工作來滿足自尊心，通過社交活動來滿足虛榮心，不曾做過值得一提的壞事。有次因事故而瀕死，在和死的恐怖搏鬥中，終於獲得內面的永恒光輝和真正的幸福。從「遺忘的時間」飛躍向「超時間」，被文豪的無與倫比的筆觸鮮明而生動地刻畫出來。伊凡‧伊里奇窺見「實存時間」的「深處」，誠如別爾嘉耶夫所言，是在彌留之際。
別爾嘉耶夫也好，托爾斯泰也好，不消說，培育其思索的土壤是是基督教傳統，但卓越的洞察對於深入思考佛教的時間觀和歷史觀也極為有助。
日蓮大聖人著名的《開目抄》引用了《心地觀經》一段：「欲知過去因，見其現在果，欲知未來果，見其現在因。」這段文字絕不是意味著例如由氫和氧化合（因）而得到水（果）這樣的因果關係（宇宙時間），或者資本主義（因）依從歷史的必然法則向社會主義（果）發展（歷史時間）這種因果觀念。以上所舉出的都是「因果異時」的關係。佛法時間觀的精髓指出決定「未來果」的最關鍵所在並非是種種外在條件，而是「現在因」，即借用別爾嘉耶夫的說法，就是立足於「實存時間」底流的強盛確信和一念。
因此，和「未來吞噬現在」這種「歷史時間」觀念相反，「現在」﹑「此刻」就是基軸，沒有了此基軸，無論怎樣說過去談未來，也如同夢幻般不切實際。佛法「因果俱時」的時間觀，否定那樣迂遠的道路，強調在「自己這一瞬間」﹑「堅強的一念中」包涵了創造歷史的決定性因素。
當別爾嘉耶夫以「實存時間」來形容「永遠的現在」，「超時間」畤，我不禁覺得其指向與我在《法華經的智慧》一書裏探討的「生命時間」非常接近﹑共鳴，有相合之處。
十九﹑二十世紀是一個猖獗的歷史主義橫行時代。在科學萬能的名目下，人類忽視了「實存時間」﹑「生命時間」，委身於「吞噬現在的未來」，一味追求烏托邦藍圖，帶來屍骨‧‧的悲慘後果。
前蘇聯變成了歷史主義中最受人唾罵的布爾什維主義殘酷鐵爪的實驗場所。在與我數次的對談當中，原總統戈爾巴喬夫和作家欽吉茲‧艾特馬託夫(Chingiz Aitmatov)曾一再表示對其深恨痛絕之心情。
這一點暫且不說，大聖人遠矚未來永遠，就「日蓮慈悲曠大 ……」這段御書也可窺見他的無比確信。這和戶田城聖先生（恩師，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在獄中親身感受到御文「靈山一會﹑儼然未散」這偉大體驗同樣，都不是能以「宇宙時間」﹑「歷史時間」的規模所能把握的。戶田先生的體驗成為了創價佛法運動的基點，若沒有此一體驗，大聖人的聖訓只是一種非現實的夢幻﹑或豪言壯語而已。只有在囊括著﹑交錯著歷史潮流表層的「實存時間」﹑「生命時間」的深層，才會使這樣的一字一句蓬勃搏動，令人產生共鳴。
佛法提倡對人類精神史深層的參與，正如別爾嘉耶夫所說的「所體驗的歡喜和苦惱的深度」所表現的那樣，只有通過偉大人格與苦惱的博鬥才能實現。那正是從人類史的深層對所有宇宙生命發出的信息，是柏格森(Bergson)所說的「完全無缺的道德中的呼聲」﹑一種「英雄的呼喚」。
「創造歷史的是底層的緩流」
我在開頭指出要以「更加宏大的觀點和規模﹑更長遠的時間距離來回顧人類的歷史」，是因為人類正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轉折點。為了解決各種問題，當然無法忽視一系列「地球問題群」代表的緊急課題，同時也需要嘗試認識時間﹑歷史的深層，來達到一個以百年﹑千年為單位的遠大展望。否則，就會像已故諾貝爾獎得主洛倫茲 (Konrad Lorenz)警告的那樣，「地球已經越過了無法回頭之處(point of no return)」，會敗於世紀末所呈現的種種令人灰心喪氣的難題和悲觀狀況。
二十世紀偉大的歷史學家湯因此(A.J.Toynbee)博士，果敢嘗試全面性地記錄研究人類歷史，披荊斬棘開拓道路，留下輝煌的足跡。我也知道，對於廣角鏡似的湯因比史觀，許多專門領域的史家就其細節提出過很多異議。但是，通過在1973年和博士長達十天的談話（收錄為對談集《二十一世紀的對話》），我認識到博士對歷史深層的探究態度：不被近代的膚淺事實影響，總是從深層次元分析﹑綜合﹑展望現象。博士的透徹眼光，遠遠超過細節的當否，毫無疑問，那才是世界史家應具有的視野。
湯因比博士並不信奉特定的宗教，但只要翻閱一下其著作，就非常清楚博士片刻不曾忽視宗教在形成歷史過程上起到的深層作用。他向往往流於只注意表層次元的世人敲響警鐘：要看本質，勿忘大局。博士認為人之所以為人﹑文明之所以能夠形成，其根本條件在於宗教的存在。
對於我這樣一個來自東方的﹑無名的佛教徒，湯因比博士也殷勤接待，真摯而謙虛地傾聽年輕一輩的意見，由此可知博士對宗教的非同尋常的關心。我仍然能回想起他那溫和的風采。正是在這種地方，即把歷史觀﹑文明觀密切地與人連接起來此點，可以窺見文明史家湯因此博士的特色。
這不只是我個人的感觸，當年湯因比博士訪問日本(1956)時，日本歷史學家林健太郎親眼目睹他和許多日本學者交往，曾如此述說自己的感想：「對於博士來說，文明的數量或其興亡不是一個大問題，重要的是創造文明的人的精神狀態，和拯救現代世界文明免遭破壞的人類心態。」（《歷史的教訓》）
在此，讓我們從湯因比博士的論文《文明的試驗》中，簡潔地觀察一下他的史觀。
博士認為，為了不被現代這些接二連三的衝擊事件﹑瞬息萬變的現象所擺布，必須以「時間透視法」觀照，來把握底流的時代脈博。他嘗試站在未來的歷史學家立場，考察他們會把現代置於什麼位置。他說：
「可以作為新聞好題材的事情，由於顯現在人生的表層，能輕易地吸引了我們視線，使我們忽視了歷史底層的緩流。這些眼看不見的活動滲透著﹑影響著﹑創造著歷史。當引人矚目的表面事物消失後，我們就會發覺到這些底層緩流是如何的重要。」
作為面對歷史的關鍵，湯因比博士著眼於「底層的緩流」，我從中看到他那過人的眼力。「底層的緩流」這一描述雖然曖昧卻非常微妙，作為一個史家的歸納來說，是無與倫比的巧妙比喻，我覺得那樣的形容甚為接近「實存時間」﹑「生命時間」的觀念。
我相信博士在他的精神深處，不斷聽取著歷史各個重要時刻的「英雄的呼喚」。反過來說，假如宗教的理念，不能呼應補充如此優秀史家的倡議，那簡直不值稱為演繹，只能說是教條而已。
我想起在倫敦我們二人暢談時的事情。在對談中，正值電視隆重報導某國總理訪問英國。博士看了之後，超然地說了一句令我至今難忘的話：「我們的對話也許很不顯眼，但這是為後世人類的對話。為了未來，讓我們努力地交談吧！」
西洋文明的影響
博士在論文中，以「時間透視法」提示出一百年後﹑一千年後﹑甚至遠至三千年未來的歷史眼光。
在這篇1947年發表的論文中，博士指出：「也許未來的歷史學家會說，所謂二十世紀的大事件，無非是當時西歐文明對地球上其他一切社會的衝擊影響。」
他繼續以一百年後的2047年的歷史學家眼光寫道：「關於這一衝擊，他們大概會說那是太強大，太富有浸透力，使所有受害者的生活陷入史無前例的混亂狀態。」
我們恰好處於1947年和2047年的中間，可以對博士差不多五十年前的推想完全讚同。與近代以前(premodern)各民族保持的多種多樣的共同體的秩序（好壞是另一個問題）相比，近代以後(postmodern) 現今世界的狀況，正是名副其實的「史無前例的混亂狀態」。
博士的推想一下子又飛躍到千年之後的3047，說：「我們及我們的先祖所認識的西歐文明，即脫出了『暗黑時代』以來近期的一千二百年至三百年的西歐文明，現在正受═我們以前曾吞併的﹑如正教基督教國﹑回教國﹑印度教國及遠東的影響，受到他們的反攻，變得不留一點原型。」
再飛躍一千年，博士推想4070年的歷史學家會回顧說「基督教紀元一千五百至二千年的時代」，西歐文明給予同時代各種文明的衝擊，是那個時代的劃時代的大事件，因為那是把人類統合成單一社會的第一步。到他們的時代，人類的統一恐怕已經成為人生的基本條件之一，甚至可說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博士認為，將地球視為「命運共同體」﹑「宇宙船地球號」這種「地球主義(globalism)」或「全球主義(globalization)」的潮流，雖然在冷戰後特別是經濟方面產生了一種全球統合化的潮流，但是要自然地落實「地球公民」的構思，則需要比較長久的歲月。
進而再飛躍千年，推想一下5047年，博士說：「紀元5047年的歷史學家會說，人類統合的重大意義，是因為它併不發生在技術或經濟方面，也不在於戰爭或政治方面，而是在於宗教的範疇。」
如此遠大而宏偉的展望，不愧被稱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
順便一提，1947年是動蕩不安的一年。美國發表「杜魯門主義」 (Truman Doctrine)和「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加強對蘇聯的封鎖政策。與之對抗，蘇聯也成立「歐洲共產黨情報局」(Cominform)，透露要研製原子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混亂中，很快就出現了東西對立的冷戰局面。在此誰都只注意眼前利害衝突的時候，博士的發言令我感到一種不可忽視的意義。
誠然，博士的預見規模過於宏大，也許有缺乏確證，過於夢想之嫌。實際上，由於其宏觀性，湯因此史觀常常遭到冷嘲熱諷的批判，博士被譏為「預言家」﹑「命運論者」。
當時，危及21世紀人類能否續存的核戰和全球性危機規模也比較小，不能和現在同日而語，這也是事實。
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這位大歷史學家﹑文明批評家的預見，當然與諾斯特拉達穆斯 (Nostradamus）之類預言家的空想產物屬於完全不同的層次。湯因比博士以1947年為起點﹑以千年為單位的設定，莫如說是一種修辭手法。是博士追溯過去歷史，檢證各種事例，從而得出的對「文明與文明間衝突所需要的時間」的結論和展望。
在冷戰趨於激化之際，博士做出了大膽的預測，說俄國共產主義形態（對西歐文明）的還擊，若以千年﹑二千年單位來看，比起印度和中國等悠久文明對西洋文明的挑戰，「意外地會是一件不足掛齒的小事」。五十年過後的今天，越來越多的人承認博士的預測不見得是誇大狂言。
世界公民的準則
我還想簡單地提及另一位我所敬愛的先輩的卓見，他就是本世紀首屈一指的小提琴家梅紐因(Yehudi Menuhin)。
六年前我在東京見到梅紐因，印象深刻，他遠遠超出藝術家的範圍，將整個文明收入視野，是卓越的人道主義者。他1962年發表的題為《世界公民》的小論文，提出了非常獨特的建議：「讓我們首先研究未來，考慮公曆五千年的世界公民將會是什麼樣的人，這樣就可以知道，我們在通向最終目的的各個階段上應怎樣起步。」
「公曆五千年」這一設定，和湯因此博士的說法如出一轍，令人極感興趣。他還說「世界公民必須是四次元的人」，舉出四個條件：第一，對歷史的責任意識，醒覺到自己是連結過去和未來的一個因素；第二，超越國境的一種對空間的廣大的責任意識；第三，對一切創造物﹑生命的共感；第四，對人類尊嚴的信念和敬意。
他的想法和湯因此博士的歷史洞察各異其趣，但他那微妙的描述表現了藝術家的智慧。我不打算在此詳述，不過，附帶說一句，在討厭「訂名堂﹑貼標簽」這一點上，近似佛法所說的「出世間」（超出語言的規定，限定）概念，簡直可以說是同義辭。
總之，湯因比也好，梅紐因也好，對三千年以後這種規模宏大的「透視」法，能幫助我們這些難以達到「出世間」境界的凡夫，增加對「日蓮慈悲曠大，南無妙法蓮華經，萬年之外，必流布至未來而無盡」此聖訓的理解吧。
至少今後考慮世界宗教時，必須立足於如此展望人類歷史的長期視野。為此，也使我們注意到現在必須採取的行動，因為決定「未來果」的是「現在因」。
在這種意義上，重要的是不能對政治﹑經濟﹑科學﹑軍事等層面的瞬息萬變和毀譽褒貶忽喜忽憂，要以千年﹑二千年的壯闊視點，平心靜氣地注視未來，充滿勇氣與信心地邁出現實的一步。要知道，只有如此，真正的樂觀主義才會大放光彩。
競賽的新方式
去年六月，在紐約召開了聯合國環境開發特別大會(Rio+5)（注解2），十二月在京都舉行了聯合國氣候變動構成條約第三屆加盟國會議 (COP3)（注解3）。兩個會議雖然都有少許進展，但難以取得預期的成果。不過我認為，假如以地球溫暖化為主題的COP3等會議能引起國際上的關心，能促使人類從運用管理地球的生態系方面來探究現代文明的應有狀態，則已經非常有意義。
環境問題等地球危機沈重壓在人類身上，迫使我們不得不作為超越國境和民族﹑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的鄰人，考慮「共同的未來」，和深刻地開始面對全球主義這一人類史上的挑戰。
然而，正如許多有識之士所指出的，現在進行的全球主義的特徵不是相互的積極影響，而是世界上被稱作「發達國家」的各國對其他國家的單向的影響。結果，民主化和市場經濟化的浪潮席捲整個世界，另一方面隨之而來的，是各民族﹑社會﹑集團固有的文化和價值觀被連根拔起，做成新的不安定因素。我認為這是由於推進全球主義過程中欠缺有效的規則與基準。如此進行全球主義的話，情報科學的發展會增強世界政治﹑經濟層面的同質化與單元化，結果在「競爭」的號令之下產生落伍的國家和人群，增長歧視和疏遠之風。而隨═落伍國家人群的增加，會招致紛爭﹑恐怖活動﹑難民之類的增加，形成一種惡循環。這種現象在世界性經濟不景情況下會發展得更猖獗，人們不斷受到不安的折磨，這種負面會越發顯著。
我認為，在某種意義上，今日的危機起因於用「進步」的尺度衡量人類所有的社會性活動，這是一種過於死板和片面的思考方法（「歷史主義」正是這種想法的產物）。
關於這一點，去年一月，以「向紀元三千年的挑戰」為題在西班牙舉行的研討會中，意大利思想家埃科(Umberto Eco)說過大意如下的話：
「過去兩千年的象徵是『箭』，源自猶太基督教一神論對『時間』的觀念，是單方向地突飛猛進，『進步』這一概念由此而生。與之相對，將到來的紀元三千年的象徵應該是『星座』，一個尊重多文化社會的象徵。」
「星座」這一比喻非常美妙，一顆顆閃射光輝的星集合而成星座，光彩奪目，卻又彼此無損於各自的美麗，編織成各種樣子點綴═天空。這種形象與佛法的緣起觀也相通（去年的倡言中提及帝釋天宮殿裏有用無數寶石裝飾的「網」，即其象徵），若用來比喻人類社會，那麼，星是每一個人，星座即人的集團所創造的文化，而天空是具有多樣性的地球社會。
想附帶說一句的是，在此主張的「尊重多文化社會」這一概念，並不表示要無條件地接納所有文化風俗之意，否則，縱然能保護某些文化集團不被劃一化的狂瀾吞沒，卻在「文化」的名義下，連非人的行為和習慣也一律認可，結果只會成為對人類的一種危害。
但是，其反面也令人擔心。例如把特定文化所具的價值觀絕對化，單方面地強制推行其「普遍化」，那樣會使文化與文化之間產生優劣的序列關係，使到整個體制不能維持健康與正常。
我想，我們需要的不是一種認同某種特定價值觀的世界秩序（弗蘭西斯‧福山，F. Fukuyama在《歷史的終結》一書中提示的世界觀），也不是一種文明不斷處於對立狀態的世界秩序（亨延頓，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衝突》一書中提示的世界觀），我們需要一種處於「中道」的﹑有忍耐和共存意識的地球文明。為了達到此一目的，首先要認清存在於一切文化底流的共同價值和規範。
關於這一點，捷克總統哈弗爾(Vaclav Havel)在一篇論文中說:「出現了一種囊括所有的全球單一文明」，闡述了現代的危機。他指出，把人從文明單一化這世界潮流所產生的糾紛拯救過來的唯一方法，就是「開始改變現存的文明，使它能真正成為一個多文化的文明，能使所有文化發揮其所長，能容忍異文化的共存，明確地界定彼此的關係，分享共同的價值和規範，使共存具有創造性。」他指出是最為緊要的課題是「基礎倫理的復蘇」。
在承認文化多元性上，我們要重視一些絕對不應相對化的﹑具有普遍性的價值。這些價值不是外在的規範，而是我一直以來指出的﹑存在於所有人生命中的「內在的普遍指標」。我認為，宗教信仰能強化這些內在的價值，但那也是需要一種名副其實的世界宗教才能辦到。
人道競爭
我在此想起創價學會初任會長牧口常三郎在《人生地理學》中提示的理想。這部著作問世於本世紀初1903，正值被稱作「列強」的各國在富國強兵，爭奪霸權，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席捲整個世界的時代。牧口會長銳利地看清這種時代狀況，將世界為了生存的紛爭分為四種形式，即軍事競爭﹑政治競爭﹑經濟競爭﹑人道競爭。進而提倡「現今已不是軍事競爭﹑政治競爭﹑經濟競爭的時代，人類應該志向人道競爭。」
我尤其注目的是，初代會長遠矚未來，預見軍事或政治之類競爭「形式」的變化，而不單是競爭「單位」的變化。可以說，他在大力促進從「對立性競爭」向「協調性競爭」的時代變化。
牧口會長指出所謂人道競爭，就是「將歷來以武力或權力（有時披上經濟外衣）擴張領土，使儘可能更多的人服從自己的威力這種競爭方法，用無形的勢力﹑自然的薰化來取而代之……把以威脅而使之順從，變為發自內心的樂意順從。」這就是一種來自文化和道德的精神影響力量，用今天的話來說，即軟能的擴張競爭。
牧口會長又說：「當然，人道的方式也不是單純的方式，政治的也罷，軍事的﹑經濟的也罷，都置於人道的範圍內，要而言之，其目的不在於利己主義。與己同時，也要保護﹑提高他人的生活。反過來說，就是選擇利他又利己的方法，有意識地進行共同生活。」明確提示了未來的理想，即通過人道競爭給其他競爭形式的影響，帶來變革，由競爭意識轉向共存﹑共同協力的意識。
這一點，積極對世界問題提出建議的里斯本小組(The Gronp of Lisbon)在近年編寫的《競爭的限界》(Limits to Competition)一書中有令人注目的指摘：「本來『共同努力(seeking together)』是競爭(competition)的原義，如今卻變成了『打垮他人』的意思。」世界各地對「競爭」概念的重新審視，正與日俱增。
湯因比博士在給一位日本友人的信裏也談到與牧口會長同樣的意思：「當具有大不相同的傳統﹑信仰﹑理想的民族突然需要相互密切地接觸時，人類生存的唯一道路就是各民族願意與他人共同存活，認識到能挽救世人的方法和真理是不止一種的。」
「願意共同存活」，和牧口會長所主張的「利他又利己」是具有同樣意義的。我相信，這一點正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宗教」無法避開的難題，而那樣的世界宗教是形成二十一世紀全球主義的「畫龍點睛」，是地球主義最重要的底流精神。
博士闡明了「認識到能挽救世人的方法和真理是不止一種」的必要性，指出不應固執於宗教教義，使人類﹑民族更加對立相克，重蹈過去宗教史血腥的覆轍。
博士並非不承認人應該有其獨自的世界觀﹑宇宙觀﹑和宗教信念。但認為那必須徹底遵循「願意共同存活」的精神，一種我們SGI稱之為「人本主義」的包容與非暴力的精神。所以他談到未來社會宗教流布的鐵則時，說：「或許早晚有一天，全人類會具有單一的宗教，但即便發生這種事，也將是通過無數個人的自由選擇而徐徐地發生的。」不消說，這和牧口會長所說的「發自內心的樂意順從」是完全一致的。
勝者與敗者
一直以來，我們以「南北」問題來討議貧富的差距。在世界經濟競爭日趨激烈之中，如今我們發覺到在「南」和「北」的國家中間，以及在一個國家當中，都出現貧富﹑勝者和敗者的差距。面對這樣的現實，我不禁懷疑，誇耀「進步」的現代文明到底在追求什麼？在這一意，牧口會長提倡人道競爭的理想具有先驅性，是我們人類在「第三個千年」應作為基軸的思想。
順便一提，前年美國國防大學教授桑蒂斯(Hugh de Santis)出版《超越進步》（Beyond Progress）一書，成為話題。他在書裏指出了從「進步」的時代移向「相互主義」時代的困難，把它歸納為三個因素，就是１對現狀不滿的國家發動戰爭的能力；２強大國家和有影響力機構的包容力﹑寬大精神﹑和對維持秩序的責任感；３窮國不排他，能以包容力來評價本國的利害關係。１且當別論，２和３清楚地說明了，未來的關鍵在於富國和窮國能否具備「利他又利己」﹑「願意共同存活」的精神。
我認為，要建設「地球社會」，需要富有正義﹑慈愛﹑希望的「地球文明」作為基礎，要首先從「弱肉強食」的競爭風氣轉向共存共榮﹑一種更接近「競爭」原義的精神。
在此，我想提議一種「共同創造」的意識，來作為新紀元的行動規範。具體來說，我提議重新審視主要國家首腦會議的方式。
1996年6月舉行的里昂主要發達國家首腦會議(G7)打出「為全民眾的地球主義」的主題，成員國的領導首次認真地檢討地球主義的正反兩方面。接═，去年6月的丹佛主要發達國家首腦會議(The Denver Summit)，實現了俄國基本上的全面參加，實際上成為會員國，令人感到主要國家首腦會議迎來一個巨大的轉機。會議上發表的宣言有如下一節：「我們的目的是要邊挑戰═各種難題，邊使全民眾能享受全球主義的所有利益。」
自1975年第一次舉行來，在東西陣營對立的「冷戰」下，主要國家首腦會議帶有強調「西方七國(G7)團結」的性質。冷戰結束後，雖部分承認俄國參加，但基本沒有改變其體質，因而近年的動向更為引人注目。有人認為由此次的G7變成G8，是主要國家首腦會議名副其實地邁向處理「全球性問題」的第一步。不過，我認為，為了使其方向性更確實﹑更理想，應促使中國﹑印度等國家參加，擴大現行主要國家首腦會議的範圍，將其發展為「責任國家首腦會議」，重新出發。
如此，新的責任國家首腦會議能無所忌憚地談論各種共同課題，同時能培養出一種共同責任感。我在此舉出中國和印度，是因為現在兩國的人口相加，將近占地球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估計今後還會增加，不能無視其動向，而且兩個國家都歷史悠久，同時面對═多民族社會的各種難題。
我取「責任國家」此名，是因為曾有人指出，現在的主權國家組織最大的缺陷，是「甚少聽到為世界公益的發言」。誠如斯言，我感到，只要世界的主要國家不再以自己「國益」為中心，志向於「人類利益」，才能有效地解決地球面臨的眾多問題。
多樣化中的統一，統一中的多樣化
在地球主義的不可逆轉的潮流中，我們面對著一個緊迫的課題，就是創建湯因比博士稱作「多樣化中的統一﹑統一中的多樣化」的世界文明。不僅湯因比博士，我會見的很多有識之士，例如原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故印度總理拉吉布‧甘地(Rajiv Gandhi)等，都極力主張這一點。
戈爾巴喬夫在結束和我對談《二十世紀的精神教訓》時，添加了一篇結束語，認為冷戰後的世界不應是清一色的自由主義或美國主義，指出創建「多樣化的世界」是當務之急。拉吉布‧甘地也曾強調，說印度社會是「多樣性中的統一」的好榜樣，是印度對世界文明的最大貢獻。
我認為，創建如此一種地球文明的關鍵在於廣義上的「教育」。真正的教育，不是把人塞進同樣的鑄型裏（像意識形態教育那樣），而是在人與人﹑老師與學生的精神交流和觸發當中，發掘出人的內在潛能，通過自我抑制和對他人的共感，發揮出每個人的各種個性長所。
佛法中有所謂「櫻梅桃李」的哲理，意思是櫻是櫻﹑梅是梅﹑桃是桃﹑李是李，即大家承認各自的差異，平等地發揮各自的所長，共同建立人類共和的世界，使不同的民族與文化能互相尊重﹑發揮﹑和平共處。
佛法哲理中還有叫「自體顯照」，意思是把自己內部的特長發揮得淋漓盡致，但並不與他人發生衝突，也不令他人犧牲，指出真正的生活方式，就是以慈悲之心，通過認識與他人的差異，學習到如何成長﹑改進自己，創造出一個調和與共生的世界。
關於這一點，美國哲學界權威之一﹑對牧口會長的教育哲學深有研究的已故諾頓(David L. Norton)博士曾在1991年的一篇論文裏，從教育的觀點談及「櫻梅桃李」這一佛法思想：
「為了迎接一個重組的世界，教育家應完成的任務是在學生中間培育對全然不同的文化﹑信條和實踐一種理解和尊敬之念。恰如櫻﹑梅﹑桃﹑李各有其美，其他的文化，信條和實踐也具有善和真實的方面。為了達到此目的，學生們要瞭解到並非他們最熟悉的文化﹑信條和實踐才有善和真實的一面，即放棄一種由無知所產生的狹隘思想。」
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在戰後，正當東西冷戰的意識形態激烈地對立═的時候，早早就提倡「地球民族主義」，與現今所說的跳出狹隘的民族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的「世界公民主義」同一根源，具有先見之明。
如「文明衝突論」那樣，有些人認為文明之間的對立是不可避免的。而我認為，即使有衝突，那也不是文明與文明間的衝突，而是各種文明中隱藏著的蠻性與蠻性的衝突。假如不同文化的民族能堅韌不拔﹑曠日持久地去建立一種互相包容忍耐的關係，而不是驀強倉促地勉強他人歸化，通過如此的接觸，定能產生豐富的人性和創造新的價值。
宗教的使命是賦予「能使自他成長的智慧」。佛典裏說「妙」就是「開啟」的意思，即人的生命具有不斷開啟提高自己的潛力與可能性的特質。現今最為需要的，就是一種能最大限度地發揮這種特質的宗教。
過往的人類歷史上，曾發生過不少由於宗教而引起的流血糾紛。為制止重蹈覆轍，正如日蓮大聖人御書所言，「佛道原即是世間事法」（御書1597頁），宗教首先要「因應民眾」﹑「因應社會課題」，成為和平競爭的精神基礎。
總之，為了開啟希望的未來，我們要實踐戶田第二代會長所指出的﹑即戰勝狹隘的自我中心主義，作為同樣活在地球上的鄰人，推進牧口初代會長所提倡的人道競爭。我們SGI（國際創價學會）指向的「人間革命」的精神即在於此。
邁向地球主義的潮流要是不能避免，那重要的問題就是重組的世界將會是怎樣的世界。從這點來看，是否朝著牧口﹑戶田兩會長所預見的﹑SGI所指向的「生命世紀」﹑「人本主義世紀」前進，全憑人的生命層面的變革﹑即「人間革命」的挑戰。這也是湯因比博士所舉出的創造歷史的最終關鍵﹑一種「底層的緩流活動」。
去年的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將2000年定為「和平文化國際年」。我們應借此機會，重新面對「人」這一切的原點，認真摸索創造「和平文化」的堅定理念。
我無比堅信，如果人類堅持不斷地真摯對話，找尋共同的信念；如果所有的人都作為創造「和平文化」的伙伴，同心合力，那麼，我們一定能夠迎來一個全人類能享受幸福的輝煌的「第三個千年」。
抱著這種想法，我在去年的「倡言」裏訴求：「作為人類的『勇氣』和『智慧』的證明，作為人類團結一致的證明，應以人類全體的意見制定『地球憲章』。」現在，以「地球憲章委員會」為中心，得到美國研究機構「波士頓二十一世紀中心」協助，正在從各種角度深入論議，商討即將完成的草案內容。我由衷期待這「地球憲章」能成為通向地球文明的重要基石。
人權與NGO的任務
無須重提，今年適逢「世界人權宣言」發表五十周年（1948年12 月）。該宣言在前言裏強烈主張：「承認人類社會所有成員的個有尊嚴和平等﹑不能出讓的權利，是世界的自由﹑正義及和平的基礎。」
「宣言」只有三十條不具約束力的決議，是一種「寬容的法例」。雖然如此，半個世紀以來，在國際社會上成為判斷人權的基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時也產生了不少如「國際人權規約」等許多人權條約，僅聯合國等為中心制定的條約就多達二十三種（至1997年9月止），還通過了為數更多的各種權利宣言。
「世界人權宣言」在聯合國管理的範圍裏發揮═像國際法律一樣的重要作用，在國際社會上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曾參與制定工作的巴西文學院已故總裁阿塔伊德(A. de Athayde)在和我的對談集《談二十一世紀的人權》裏，也曾和我討論過「宣言」在人類史上無法估量的意義。
這些人權條約在國際法中有═特殊的性質，它們不具有所謂「相互性原則」（以對方遵守條約為自己遵守條約的條件），就是說，人權條約以普遍的人權保障為目的，是超越國家間契約的規範，「不干涉國內問題的原則」一般也不通用，具有與傳統國家主權原則相對化的性質。
作為具體的制度，設置國際法廷﹑成立擁護人權委員會﹑制定通報制度的條約接二連三地產生。儘管範圍有限，但正在形成一種超越國家框界的保護人權狀況，這也是一個特色。不過，這項條約和法制制定自體併未能馬上強化人權保障，非常遺憾，悲劇在世界各處仍然不斷發生，「世界人權宣言」的精神在地球上尚未均等實現，是可悲的現實。
不少有識人士在呼籲，指出設定人權基準的時代已經過去，該進入實施的時代了。但遺憾得很，要實施起來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此我想提出一個方案：在各國成立獨立於政府的﹑公平的「人權機構」，通過報告人權條約實施情況﹑啟發人權和救援活動等，在國內負責實施人權條約。進而各國的「人權機構」互相協作，和NGO （非政府機構）﹑聯合國各組織聯繫，確保人權條約的效能，以形成更牢固的結構。
聯合國以前就提倡過各國獨自的「人權機構」這一設想，在一些國家已經形成了行政監察專員和人權委員會等，設立了法廷以外的國內擁護人權機構。我的方案是依據美國哈佛大學史諾特(Anne-Marie Slaughter)教授提倡的國際合作新方式---「超國思想」（transgovernmentalism）概念，再加上確保民主性的視點，重新擬定。
史諾特教授提倡的「超國思想」，是超越一個國家的政府，但又不同於多國機構的一種複數國家政府機構。他的論說把主權分化也納入視野，說：「分化國家機能，就能由特定的國內政府機構，通過參加超國體制而獲得權限和地位，進而導致主權分化。」在考慮確保機構所需要的獨立地位和公平性的現實措施上，富有啟示。
當然，我對教授的主張並非全面贊成，特別是以此取代「自由國際主義」和「新中世主義」的提議，令人不無擔心。我覺得，不是取此而捨彼，而應該是取長補短﹑互相彌補不足之處。雖然如此，教授舉出「效率性」和「說明責任」作為國際機構解決地球問題群的必要條件等，提出了不少重要的觀點。這些條件對於設立人權機構來說，都是必要的條件，但其本身並不足夠成為成功的所有要素。
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作為人權機構指標的「巴黎原則」中，特別強調要發展「和NGO的關係」，由此可見，正如我所提倡的，要正確認識NGO在人權這一領域一直起到的巨大作用，各國人權機構應努力建立和NGO的建設性合作關係，從中摸索更有民主性和正當性的理想「人權機構」的方式。
現今政府所採取的對立或甚至敵視NGO的態度，已然是逆時代的。政府應承認彼此的作用，相輔相成，在一種有創造性的緊張關係下，共同推進人權運動。同時在推進合作中需要嚴加注意的是，NGO不應是「承包」所有政府不願幹的工作的地方。
我提議，把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事處主辦的，以政府公務員為對象的人權研修技術合作計劃加以擴充，對各國「人權機構」負責人和NGO人員進行定期培訓，使這一研修制度成為各國負責人和NGO人員經常交流的場所，同時能加深對聯合國理念的共同理解，協助實行聯合國各組織推進的政策。
除了建立這樣的結構之外，重要的創造一種「人權文化」，即在人們日常中培養意識，使他們瞭解到人權並非什麼特別的因素，而是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應該考慮和實施的當然的規範。許多有識之士指出，為填埋理想和現實的鴻溝，除了這種踏實的辦法之外，別無他途。
為此而作出的努力已徐徐開始。1993年6月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人權會議」上決定了實施「聯合國人權教育十年」（1995～2004年），還有成立新的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事處，由此可見國際社會對人權問題的認識日見高漲。
我們SGI也和這種動向聯動，為廣泛啟發人權意識，1993年4月在東京的聯合國大學本部舉辦「現代世界的人權」展。之後，作為紀念通過「世界人權宣言」四十五周年的聯合國一系列活動之一，曾在日內瓦舉行的同展（同年12月），至今已在七國二十一城市巡回展出。此外，還巡回展出「孩子的人權」等展覽，並協助舉辦「勇氣的證言 ---安娜‧弗蘭克(Anne Frank)和大屠殺」等展覽，不斷地作出各種努力。
另一方面，作為實現人權運動軸心，聯合國現在也出現重新把人權作為最重要課題的動向。去年七月，秘書長安南發表的報告《聯合國再生---走向改革的計劃》中，談到「把人權與促進和平﹑安全保障﹑經濟繁榮及社會平衡結為密不可分的一體」，「聯合國的重大任務之一，就是要擴充人權計劃，將其與廣泛的聯合國活動完全統一起來。」人權被列為聯合國改革的一個支柱，值得注目，因為長久以來，人權在聯合國機構中有被半孤立之勢，證明了聯合國響應了各界的呼籲，採取了有效和總括的處理。
國際人權趨勢確實在高漲，今年剛好是通過「世界人權宣言」的十週年，而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人權會議也剛好過了五年，正是對各種目標中途評價的絕好機會。
我們在今年裏，也應對未來重新立下決意，開始行動。為了不錯過如此大好時機，我提議重新注目過去曾被提出的各種方案，其中我尤為注意的，是原西德總理施密特(H. Schmidt)和原哥斯達黎加總統阿里亞斯(Oscar Arias Sanchez)等世界各國擔任過首腦的人組成的「OB高峰會議」(Inter Action Council)所提出的方案。它主張，在值得紀念的今年的聯合國大會上，通過「人類責任的世界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esponsibilities)，以補充﹑強化世界人權宣言。在方案起首的第一條裏，說「每一個人，不分性別﹑人種﹑社會地位﹑政治觀點﹑語言﹑年齡﹑國籍和宗教，都有責任要人道地對待所有他人。」方案共十九條，貫穿其間的視點是自由和責任的均衡，從「漠不關心的自由」轉向「關心參與的自由」。
對於他們的主張，我可以共鳴的地方不少，但問題是，在現實社會中，如何確立這樣的社會倫理觀念。
實踐「利他主義」
這一點，使我想起了當我在美國克萊亞蒙特‧麥肯納大學講演（題為《探求新的統合原理》，1993年1月）後，今天已去世的鮑林(Linus Pauling)博士講評時談到，「如果問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我認為我們應該努力立足於人生命的『第九界』﹑即菩薩界的精神來行動。」
夏威夷大學教授查普爾(David W. Chappell)博士也同樣著眼於佛法教說的菩薩似的生活方式。在題為《菩薩在二十一世紀的公共作用》的論文中，他廣泛論說其現代意義，說所謂菩薩，正如日蓮大聖人所言，「度一切眾生之後，自欲成佛是也（御書433頁）」，可以解釋為是要使所有人幸福的利他的生命﹑慈悲的境界。
菩薩的特性可以眾各種角度來論說，但我要指出，從「人權」這一觀點來說，尤其重要的關鍵是菩薩本身立誓要挽救世人，而本═此目標來進行所有行動。而「誓願」此行為既非受他人強迫,亦非外在的因素，而是一種自發能動的內在精神。
所謂「誓願」，不是簡單的決心或願望，而是付出自己的所有代價也要實現的崇高的信誓。無論遇到什麼困難也朝著那信誓不斷挑戰，這就是菩薩道，正所謂「如蓮華在水」（《法華經湧出品》），決不逃離現實世界﹑對苦於不幸的人們不棄之不顧，而是率先投身於「狂濤惡浪」之中，把沈溺在苦惱中的人們全部救上幸福的「大船」，是一種最人道的生存方式。
佛典裏提到一個和釋尊同時代的女性勝鬘夫人的誓願（勝鬘經）：「看見孤獨的人﹑無理被拘禁而失去自由的人﹑患病的人﹑受災的人﹑貧困的人，決不視而不見，一定要使他們安穩﹑富裕。」按照這一誓願，畢生堅持利他的實踐，開啟人們的「善性」。
我要藉菩薩訴求的是，遵守作為人的權利和義務，不在於因為有外在的規範，而因為同樣是人，不能對威脅他人基本生活的危險視若無睹。這種發自內心的精神，才是使人權成為與生活不可分開的普遍因素的關鍵。
關於這一點，我要介紹印度法學家巴施(Upendra Baxi)在論文《人權教育---紀元三千年的誓約》中的一段話：
「人權最重要的根源，存在於不撓不屈地在世界上為其確立而戰鬥的人士的意識之中。這些不斷的鬥爭包括推進非殖民地化和民族自決﹑反對對人種性別歧視和威脅﹑使貧窮的人能達到人最低限度的生活﹑防止地球環境的惡化和破壞﹑向構造上對弱者與被剝削的人們（包括原住民族）『文明的冷漠態度』挑戰。」由此可見他的發言與勝鬘夫人的「誓願」是一脈相通的。
佛法以「心為切要」這句簡單的話來說出發自內心的重要，指出釋尊一生的目的在於實踐人道主義，挽救世人，所以磨鍊一己之人格才是修行的最大重點。這也闡明了，不聯結起人類內心自發精神的外在規範是脆弱的，只有結合兩者才能確立真正人權勇士的巍然屹立人格。
半個多世紀以前，在軍國主義橫行的日本，創價學會創辦人牧口常三郎初任會長曾堅決主張：「賞善與罰惡是一紙的兩面」，「只有能敵對惡人之勇士，才能成為善人之友」，「要成為不滿足於消極的善良﹑敢於主動地積極行善的勇士」。他和猖獗發動侵略戰爭﹑蹂躪人權的軍政權進行正面的鬥爭，置彈壓於不顧，堅持信念，在獄中結束了一生。對於牧口初任會長，我肅然起敬。今日SGI的人權運動，正起源於那種不惜犧牲的精神中。
二十三年前成立SGI時，我曾號召：「不是懷著為自己開花心情，而是在全世界播撒和平的種子，度過尊貴的一生。」那也是從心底發出的吶喊：正如「不幸並非他人的專利」一樣，「幸福也非自己的專利」，在他人之中發現自己，在自己之中看到他人，打破「小我」，沿著「大我」的菩薩道貫徹一生。
SGI會員在各國是好市民，開展和平﹑文化﹑教育運動，同時在日常生活中絕不無視最痛苦﹑最苦惱的人，「要鼓勵他人」﹑「要為他人分憂」，率先以菩薩的精神不懈地為他人服務。我認為這是我最大的光榮與喜悅，也正是現今所需要的「創造人權文化」踏實的實踐。
總之，我相信，如菩薩的「誓願」所顯示的，若能在每個人生命裏確立責任和義務等道德論理觀念，真正的人權文化定能開花，因為要克服人類尊嚴危機的自發能動精神，才是「人權最重要的根源」。
「人權的普遍性」這一主題，正如在1993年的世界人權會議上也意見分歧那樣，需要人類以智慧來克服。我借用菩薩的「誓願」所介紹的生存方式，是一種自發地甘願實踐「誓願」的生活方式，只有如此，人權才能超越外在限界而變成內發的，成為能改變現實的真正力量。立足於這一觀點，推進對話，摒棄「普遍性」和「相對性」的對立，才是地球上平等地實施人權不可欠缺的首要條件。
終結核武器的時代
威斯特發里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注解4）是現行主權國家中心的國際政治體制的基礎，到今年已締結三百五十周年。現在人類已明白到，對解決全球性問題來說，這種以主權國家為中心的結構是有其限界的。例如，雖然一直呼籲應設置常設司法機關，來制裁集團殺害﹑戰爭犯罪﹑人道的罪行等國際犯罪，然而迄今無蹤無影。終於，出於對近年的前南斯拉夫紛爭等的深刻認識，今年六月在羅馬召開國際會議時，籌劃成立「國際刑事法廷」。該法廷是追究國際犯罪上個人責任的機構，同時也是對國際犯罪受害者予以救援的司法機構。我也一直希望其成立（如在三年前的倡言裏論述的那樣），以作為擴充「和平國際法」的一個巨大支柱。
人道已不再是一國的問題，需要廣泛地進行國際處理，雖然晚了一步，但體制上也開始整備了。該法廷的成立長期遭到來自國家方面的反對，因為他們覺得如此會相對地削減了國家的主權。但無論主權國家如何抵抗，也無法扭轉從主權國家中心轉為重視個人意識行動的世界潮流。
今後重要的是，作為一個人，怎樣能主動地過富有創造性的生活，自覺作為地球公民的責任，來迎接新的千年。在這一意義上，集合個人的智慧與力量的NGO，將成為不可或缺的存在。
近年，NGO結集的民眾熱情和精力，不僅表現在人權和人道方面，而且從廣義的「人的安全保障」觀點，逐漸形成了新的國際潮流，並波及軍備﹑安全保障等以往國家的專權事項，取得為數甚多的具體成果。
尤其是在1996年7月，「世界法廷計劃」活動導致了實現由國際法院（ＩＣＪ）審理核武器，以及在去年九月，「禁止地雷國際計劃」（注解5）導致簽訂我也一直在呼籲的全面禁止對人地雷條約，給世界帶來巨大的希望與自信。 我在此更進一步地呼籲，下一個重要課題，是參考渥太華方式 (Ottawa Process)（注解6），削減在冷戰後成為加速地域糾紛原因的自動步槍﹑小口徑炮等輕武器的氾濫和擴散。規制大量破壞性武器的同時，也應規制實際在糾紛中奪人性命﹑致人傷殘﹑造成恐怖的武器，否則，就很難實現創建「和平制度」。
我經常訴求：不要只靠國家來解決問題，事關全人類的生存與尊嚴，每個人民都應該自發地行動。從以上舉出的例子看來，近年這些發展，使人增加了不少的希望。
抱持此種認識，現在我們創價學會也以青年部為中心，支援「核時代和平財團」等NGO推進的消滅核武器運動---「全面廢棄２０００」 (Abolition 2000)，在全國展開募集簽名運動。
聽國際法廷（ＩＧＪ）的勸告，1996年9月在簽訂「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TBT）時，與會者一致贊同特別訂立一項目，即核國家有義務誠實地進行﹑完成一切與核裁軍有關的談判（2項F）。儘管如此，簽訂以來，並沒有取得值得一提的進展，令人憤慨。國際輿論必須掀起更大的浪潮，促使核國家迅速著手制定禁止核武器開發﹑保存﹑使用的「全面廢棄核武器條約」。
「全廢２０００」運動繼「世界法廷計劃」運動後，要實現國際法廷的勸告，並且更全面地要實現廢棄所有核武器。該運動要求所有核國家以2000年為期，簽訂全面廢棄核武器條約。
詞語解釋
注1：該隱的詛咒：
舊約聖經創世紀第四章描寫亞當夏娃的兒子們的故事。哥哥該隱因上帝接受弟弟亞伯的貢物而心生忌妒，終至殺了自己的弟弟，遭到流離失所的命運。---在「人類最早的凶殺案」的這篇故事當中，出現兄弟鬩墻（骨肉相殘）﹑該隱的悔恨﹑上帝的詛咒等主題，在文學作品當中經常被引用。
注2：聯合國環境開發特別大會：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辦的「地球高峰會議」之後過了五年，去年6月在美國紐約舉行的聯合國總會。會上除了檢討﹑評估當初在地球高峰會議達成協議如「議程21」的實行成效等，併研議今後方向。但是當初預定的「政治宣言」卻在最後未獲通過，僅將「聲明」添加在新議程的開頭。
注3：第三屆加盟國會議：
「氣候變動構成條約」是為了訂定原則，防止地球溫室效應等氣候變動導致不良影響的條約，在92年5月通過。第三屆在京都舉行的會議中，設定數據目標成為會議的焦點。最後，不僅先進國家全體削減率僅定在5%的程度，開發中國家的加入問題也未獲通過，而引起爭議的「排放權交易」竟被採納等，在質疑會議實效性的聲浪當中，留下諸多問題尚待解決。
注4： 威斯特發里亞和約：
十七世紀歐洲發生的「三十年戰爭」結束時所訂定的和約。此條約承認國家握有國境內的最高權力（主權），以來作為國際社會的基本原理，確立幾項原則：國家主權相互承認原則；不干涉內政原則；不經國家同意，該國不負有國際法上義務原則。這種傳統的國際政治體制就以此和約之名，又稱「威斯特發里亞體制」。
注5：「禁止地雷國際計劃」：
G1991年底發起的運動，全球約有一千個NGO （非政府組織）參加。借由各加盟NGO積極推動己國政府﹑定期公布反對國名單﹑促進各國再檢討等，喚起廣氾國際與論，此運動促成去年9月條約訂立。諾貝爾獎委員會肯定其「以國際性的努力為達成裁軍﹑和平立下先例」的貢獻，去年授與該團體及其協調人諾貝爾和平獎。
注6：渥太華方式：
96年10月以加拿大為首所提倡，「無例外﹑無保留無漏洞的禁止條約」，先由贊成此原則的各國形成國際性組織的嶄新方式。其發生背景乃是鑑於「全體通過的原則」使聯合國日內瓦裁軍會議等停滯不前的狀況。雖然地雷大量擁有國的加入問題懸而未決，但是為解決其他全球性問題上開闢了新次元，深受世人期待。
注7：「自由﹑安全﹑正義領域」：
歐洲聯盟（EU）1994年廢止區域內通關檢查等，在「物的移動」方面完成市場統合，但在「人的移動」方面卻進度落後。去年6月通過「新歐洲聯盟條約（阿姆斯特丹條約）」達成協議：借由強化國境管制﹑接納流亡人士移民﹑在防範國際犯罪上加強國際合作，在新條約生效後五年內設立「自由﹑安全﹑正義的領域」，保障人的自由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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