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屆「SGI之日」紀念倡言
邁向第三個千年－－世界市民的挑戰
池田大作，國際創價學會會長
1996年1月26日
吸取二十世紀的精神教訓邁向克服「分裂」能量之道
一九九五年，時值「戰後五十年」，是我們這個世紀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也在各種意義上，為我們提供了回顧和反省二十世紀的難得機會。
近年來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之間正進行這種研究，也是因為冷戰結束已六年有餘，形成了一個能冷靜地審視過去的環境。
已經有幾本著作問世，它們共通的見解，就是假如要詳查冷戰後出現的種種問題，就不能不考察二十世紀這一時代本身。
英國歷史學家E•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um）於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大著《極端的時代》即為其一。他以前出版過三部曲，即《革命的時代》、《資本的時代》、《帝國的時代》，概括了十九世紀的歷史。
他說，自法國革命開始的一七八九年，直至一九一四年，「漫長的十九世紀」在物質、知識、精神層面都不斷地進步。接踵而來的是「短暫的二十世紀」，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終於一九九一年蘇聯崩潰。他進一步分析「短暫的二十世紀」的特徵，就是在所有領域裏，過往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基準開始倒退，反之，興起的卻是走向生產與破壞的兩個極端。
極端的世紀
確實地，二十世紀的極端化從量和質來說都是十九世紀所不能比擬的。兩次世界大戰固不待言，納粹的大屠殺、舊蘇聯的集中營、巴勒斯坦等地的大量難民、柬埔寨的大屠殺等等，二十世紀的歷史不斷反復地演著悲劇。
以前在倡言中，我曾多次論述過如何跨越這「戰爭與暴力的二十世紀」。但真正成問題的，不就是人身受其害卻絲毫不能跳出苦海這種愚蠢態度嗎?
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前蘇聯總統正在和我通過書信進行對談。他也指出：「本世紀最大的悲劇，就是人總是到了為時已晚，才想到傾聽他人的意見。」除非人類替走向極端的趨勢加上休止符，否則，人類便會走向滅亡。
冷戰後在盧旺達、舊南斯拉夫等地還重演著慘不忍睹的慘劇。面對這一現實時，我不單作為一個人而痛心，並深深感到，這問題簡直可說是人的「業」，不從正面挑戰，就無法克服這些二十世紀「不人道」的惡夢。
二十一世紀將要揭開人類歷史「第三個千年」的幕。我強烈呼籲，不能和以往一樣，用暴力和流血來浸染這未來的世紀。不能讓「狂信」橫行，使非人性的行為正當化。每當這種悲劇重演，人類都付出巨大的代價。為此，人們不要忽視二十世紀的慘痛教訓，要努力克服再度抬頭的「分裂」能量，在二十世紀最後這短短幾年裏，積極構築一個「人類並肩作戰」的基礎，去處理如「環境」和「貧困」等堆積如山的全球性問題。
想到「人類並肩作戰」這個難題時，我的腦海裏浮現出已故的羅馬俱樂部創始人貝恰博士（Dr. Aurelo Peccei）。在和我的對談集《二十一世紀的警鐘》裏，他號召說：「必須用責任和慈愛，為下一代準備生存之道。」
想解決哪一個全球性的問題群都需要長久歲月和極大的辛勞，沒有他人從精梆上強力支持「並肩作戰」就不能繼續挑戰。我認為，其動力正是博士所說的「對未來的責任」。我們要放眼注視對下一代和未來生命所負的全盤責任，正確無誤地採取行動。
我們一致認為，地球的病症完全來自人類的「疾病」，要治療這病症，最為需要的是「人間革命」。博士強調「惟有人的革命方能開發我們內部的潛力，使我們充分自覺本身的存在，和採取相應的行動。」可以說，他的話正表達了我們SGI向世界推行的「人間革命」運動的一大目的。
我曾懷著「人類並肩作戰」的想法，寄語一九八九年SGI在聯合國總部舉辦的「戰爭與和平展」，說：「不是坐視地球的危機，而是志同道合的人們擴大團結，證明人的勇氣和智慧能解決任何問題。這就是我們可以留給下一代的最好的財產。」
出於對未來的責任感，SGI多年來曾舉辦過無數的展覽活動。作為聯合國NGO（非政府組織），為了啟發對全球性問題的關注，SGI曾舉辦過「核武器－－對現代世界的威脅展」、「戰爭與和平展」、「環境與開發展」等。又響應聯合國推進人權運動，舉辦了「現代世界人權展」、「兒童的人權展」、「安尼•弗朗克與大屠殺」等一系列的人權展覽。我們也曾在世界各地展開過各種人道活動，來支援UNHCR（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
我們SGI不止于這些以支援聯合國為基軸的和平活動，還在文化、教育方面廣泛地開展活動，以履行「宗教人士的社會使命」。
我們希望通過追求真正的「人本主義」和「為人服務的宗教」，果敢地以行動來解決人類所面對的難題。
近來世界上正重新審視宗教存在的重要，這大概也是因為接近世紀末，人們心裏的種種不安在加深。總之，我認為這證明了人們逐漸認識到，現代危機的根本在人的心中。
宗教如何回應人們的不安和根本要求呢?現代社會的「活的宗教」的任務是什麼呢?世界宗教的條件是什麼呢?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必須認真地考慮並回答這個問題。
綜合地觀察時代的各種狀況，我們去年（一九九五年）為紀念SGI成立二十周年，制定了「SGI憲章」。這一憲章以SGI一貫堅持的基本路線為原則，重新將基本理念和今後的行動規範明文化。「前言」中的一節表明其根本精神：
「日蓮大聖人的佛法教說人生命的無限尊嚴，能帶來遍及所有人的慈悲和克服一切困難的智慧。而且是『人本主義』之法，闡說這種智慧能開拓潛在人類精神中的創造性，解決人類社會所面臨的任何危機，實現和平、豐富的共生的人類社會。
我們SGI滿懷決心，高舉基於佛教這種『人本主義』的『世界市民理念』、『寬容精神』、『尊重人權』，以否定暴力和通過對話向這些人類課題挑戰，為人類社會作出貢獻。」
我們認為「世界市民理念」、「寬容精神」、「尊重人權」這三個支柱是世界宗教不可缺少的條件。同時，SGI憲章裏列出十條「目的及原則」，確定了今後的行動規範。其中有三條對於我們抵抗威脅人的尊嚴的「人類並肩作戰」行動尤其重要：
第二條：SGI基於「世界市民理念」，不歧視任何階層的人，保衛基本人權。
第三條：SGI尊重和徹底保衛「信教自由」。
第七條：SGI以佛法的寬容精神為根本，尊重其他宗教，就人類的基本問題進行對話，協力解決。
宗教人士的社會使命
距今二十二年前，我探索宗教人士的社會使命是什麼時，曾就這方面，在第三十六屆本部總會上作過如下的論述：
「我一有機會就主張，永遠守護生命尊嚴和人的精神自由的就是佛法，就是我們的使命。處於現今這危機重新加劇的時代，我要把視點推進一步，確認我們的信念是永遠堅持『生命尊嚴』、『人的精神自由』、『真正的民主主義』。
我們守衛信教自由是當然的，而且，即使是抱有和我們不同的思想、意見的人，如果他們被暴虐的權力剝奪椎利，遭受壓迫，那時，憂慮『人的尊嚴的危機』，我們將堅決擁護保衛這些人。無論他們是屬於其他宗教，或是完全否定宗教信仰的人。因為這才符合維護人的尊嚴的佛法理念。」
我在這次講演裏想強調的，是要超越一切宗派和立場，團結起來共同向危及「人的尊嚴」的因素對抗。毫無疑問，我們信奉的日蓮大聖人佛法的核心即在於這種「人的團結」、「人道的團結」。
日蓮大聖人的佛法由於教義嚴格，在歷史上往往被誤解為「排他」與「獨善」。然而，這種看法是極其片面的。日蓮大聖人說：「《涅盤經》雲：『一切眾生受異苦，悉是如來一人苦。』云云。日蓮雲：『一切眾生所受異苦，悉是日蓮一人之苦』。」（《禦義口傳》）充分地表現了他對民眾的痛苦充滿同情。這種精神，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一種普遍的人權觀念。因此，當人權從根底受到威脅，我們當然要超越宗派團結起來對抗這危機。
二十二年前我已明確地提出了這一點。其後我們進行的各種和平活動都是這一精神的具體表現。
可惜，至前幾年為止，我們一直被極其頑固的勢力（日顯宗）牽制。他們以聖職者微不足道的權威輕視信徒，越來越因循守舊，甚至連歌唱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也認為違背教義，愚蠢得不可想像。這使到我們不能決然地進行宗派之間的對話與連帶。
幸而通過這幾年開展的「平成宗教改革」，創價學會如今已經與宗門訣別，得以斬斷舊態依然的宗門的阻礙和束縛。
今後，將返回日蓮大聖人佛法的本義，指向開拓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宗教，活躍地進行開放的對話運動。要強調的是，「SGI憲章」的制定也是這一過程的結果。
站在這一基本精神上，SGI今後也要以「開放的行動」在社會推進以佛法為基礎的和平、文化、教育運動，在世界上擴大基於「新人本主義」的聯合範圍。如今，人類應努力克服世界上的「不人道」趨勢，積極採用充滿希望的選擇和堅決的行動。「SGI憲章」就是立足於這種精神，因應時代的要求而制定的。
從這一意義出發，下面我想以構成「SGI憲章」根幹的三個理念，即「世界市民理念」、「寬容精神」、「尊重人權」為基軸，論述現代國際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問題。
滅貧之戰
聯合國把今年（一九九六年）定為「撲滅貧困國際年」，一九九七年將開始「第一次撲滅貧困十年」，現在國際社會已出現全力解決「貧困」這一老而新的問題。去年（一九九五年）三月，還以這個問題為主要內容召開了「社會開發高峰會議」。
聯合國秘書長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於一九九四年五月發表了《發展的議程》，指出各種紛爭的根源在於地球上有著超過十億的絕對貧困層。據世界銀行去年的報告《開發的社會指標，一九九五》，這種連最低限度的營養和生活必需品也得不到的人數多達十一億。現在世界人口約五十八億，所以至少地球上六個人之中就有一個人是處於極度的貧困狀態。問題更在於這個數量還在不斷增加。據世銀估計，如果對這個事態置之不理，到二０００年將達到十三億人。
WHO（世界衛生組織）也在去年（一九九五年）的年度報告中強調「最可怕的病痛是貧困」，就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兒童營養不良的狀況提出警告。
正如我剛才把貧困問題形容為「老而新」那樣，儘管各國以及聯合國和其有關機構已盡力採取行動，但那種努力沒有充分取得成效，解決遲遲沒有進展，以至於今。冷戰後的今天，貧困助長對立，對立引起糾紛和暴力，進而使貧困更加嚴重。索馬里、盧旺達等地都呈現看這種惡性循環的現象。
據國際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去年（一九九五年）的報告，世界各地最近發生了五十六次武力糾紛，使一千六百萬人成為難民，約二十六百萬人在國內無家可歸。世界近百分之一的人被趕出家園，生命、自由、財產受到威脅。
另一方面，也由於世界性景氣停滯的影響，非常遺憾，先進國之間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疲憊」日趨明顯。實際上，調整先進國政府開發援助金（ODA）的經濟合作開發機構（OECD）開發援助委員會在去年（一九九五年）五月已打出今年後逐漸削減物件國家、地區的方針。
有些學者指出這種現狀正是「沒有系統的系統」走投無路的結果。除非能確立一個新的國際機構，把比重從「兩國問援助」這從來的處理方法移動，減少獨斯蠻橫的影響，否則絕對不容易阻止事態的惡化。世界人權宣言明確地指出「人類的熱望，就是一個能夠享受言論信仰自由，和免除恐懼與貧困的世界」，而國際社會需要從法律和組織兩方面認真尋求有效的對策，來實現這一精神。
我認為，這種新概念的核心不應放在「國家」上，而首先應該是保護「人」的一種「人類安全保障」。
已故湯因比博士也在和我的對談中指出，援助是否具有正確的長期目標，關鍵看「物質援助是否與精神援助相連」。正如博士所指，以往的援助未免過於把重點放在如何發展一國的宏觀經濟目標上。
以矯正畸形地球社會為焦點
從這一意義來看，現在的援助沒有真正注視到深受貧困之苦的人們，沒有真正注視到教育、保健衛生等優先「人類開發」的領域，所以改變這種援助方式是先決的問題。
我認為人一旦滿足了最低限度的需要，得到謀生機會，就能開發自身的能力，而通過發展這些能力，能參與社會。「人類開發」的援助一旦上了軌道，就能使人產生自信與自律，而引至杜會和國家的安定。所以我們要認真地考慮如何把援助轉移向「參與式開發」。
「開發」一詞功利色彩很濃，但「人類開發」這一概念在廣泛的意義有更為積極的意思，把重點放在誘發人的無限力量。以聯合國為中心，我們要創造一個環境，共開發人的內在潛力，一種能夠再生和增長的資源。如此，就可以防武力紛爭于未然，阻止此悲慘的惡迴圈。我確信，人類從正面處理「撲滅貧困」此難題，是矯正這畸形地球社會的第一步。
「撲滅貧困國際年」
現在世界正開始摸索作為基礎的「新倫理觀念」。去年（一九九五年）一月，由二十六位世界有識之士所組成的賢人會議「全球管理委員會」（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向世界發表了報告《我們地球上的鄰居》（Our Global Neighbourhood），構成其核心理論的是「確立地球市民的倫理觀念」和「實現全球性的市民社會」。
去年（一九九五年），SGI的和平研究機構「波士頓二十一世紀中心」舉行了三次「聯合國復興會議」，討論了為使二十一世紀成為有希望的未來，必須使地球市民團結起來，從基礎上改革人們的思想和制度。並明示了這樣的視點：為了真正的社會變革，首先需要顯示鮮明的理想；為了變革聯合國等世界性機構和制度，首先需要從變革每個人的心開始。
時代最需要的，是如何輩出有勇氣面對現實的「世界市民」，以豐富的想像力去阻止蔓延全球的「人的尊嚴危機」。思考這一緊要的課題時，哲學家雅斯貝斯（Karl Jaspers）的話浮現在我的腦海裏。
在一九八八年的SGI十三周年紀念，我曾著眼于雅斯貝斯的「樞軸時代」這一歷史結構，論說了沒有任何時代像現代這樣需要有能「覺知人類的個人」。雅斯貝斯在說如下一段說話時達到了真實的頂點：「我們要在現實的世界裏找尋哲學思想與哲學家。真實並不存在於抽象的空氣中。」（《哲學的歷史》）他的態度就是以不變的洞察力與廣闊的關心，積極地參與和追究時代的問題本質。
在納粹掌握政權之前，他撰著了《現代的人》（Man in the Modern Age），在納粹政權崩潰之後，又立即撰著了《德國人罪過的問題》（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還有論說現代的《原子彈與人的未來》（The Atomic Bomb and the Future of Man）。對於他不斷推出論說時代問題的著作這種態度，他的弟子阿倫特（Hannah Arendt）曾滿懷尊敬地評價：「起碼在一九三三年以後的全部著作，雅斯貝斯著述時總像是對全人類作答似的。」
雅斯貝雅批評人類過於安逸于暫時的和平，強調：「我們可以在被允許的短暫時間內享受生存的幸福。但這只是一個最後關頭的延期。我們除了避而不看這致命的危險以外，只能準備接受此悲局吧。」他又留下如此警句：「今天人類正處於二者擇一的重要關頭：一是跳進喪失人性的深淵，然後使到地球上所有生命絕種；一是通過自我變革，昇華成為真正的人，擁有無限的可能性。」
正如雅斯貝斯所指，「最後關頭的延期」不過是個延期，人類總不能不正視周圍嚴酷的現實。「世界市民」絕不是指遙遠世界的居民。雅斯貝斯指出把自己昇華成為「真正的人」，正是向「世界市民」邁進的確實一步。
漠不關心為現實的種種問題而苦惱的、或尊嚴被威脅卻不知所措的人，如果我們的精神或生命是如此荒廢，那怎麼能論說人類的未來呢?
「世界市民」必須把其觀點放眼到「人類利益」上，但除非我們通過每天現實生活的種種經驗來陶冶自己，否則這種觀點的改變也絕對幫不了我們去決定時代的方向。
這也是我們SGI現正通過「人間革命」運動去挑戰的課題之一。簡單地說，這運動是要促使每一個民眾覺悟到自己無限的潛力，而負擔起對「人類利益」的行動和責任。或許顯得間接，但我確信，把內在變革放在第一位的「人間革命」，才是實現「地球革命」的正道。
寬容與和解
除了制止貧困所象徵的「寒冷和平」的進展以外，當前在國際社會上成為重大焦點的，是在這所謂「內戰時代」，如何解決世界各地現今仍在繼續的紛爭和對立，實現安定的和平。
對立的根源是人種、民族及宗教之間的「不寬容」，去年一九九五年的「聯合國寬容年」成為提高這種認識的契機。然而，發生了極其遺憾的事件，令人更深切感到問題的根深蒂固。
十一月，實現中東和平的主角之一的以色列總理拉賓被暗殺。而且，兇手是以色列學生，屬於反對與巴勒斯坦和解的猶太教極端分子，這一事實使我們的心情為之黯然。我也把中東和平進程視為「和解時代」到來的象徵，長年對其實現抱以關心，曾呼籲雙方為和平而協力，因而受到的衝擊非常大。
波士尼亞紛爭也長達三年半，造成許多犧牲和慘劇，去年（一九九五年）末終於見到一線曙光，但和平的前途並不可觀。儘管國際輿論不斬予以譴責，紛爭卻陷入僵持狀態，原因在於兩點：簡單地把民族差異和宗教差異絕對化起來，又錯誤地把一切問題都輕率地歸納為民族或宗教的對立。
此外，在前蘇聯地區，民族問題現仍不斷醞釀，「後冷戰」、「後雅爾達」的世界史明顯地呈現著狂信和非寬容的倒退現象。
事實上，半世紀前卡爾（E. H. Carr）在所著的《民族主義的發展》（Nationalism and After）中預見被認為不合潮流的「陳舊的分裂繁殖性民族主義」在冷戰結束後復蘇，成為在背後操縱民族和集團的動力。有鑒於此，我認為有必要重新研究聯合國憲章和國際人權條約所保障的「民族自決權」，看是否仍然應該把它放在第一位。縱然「民族自決權」在國際法上以各種形式被承認，但是否仍應允許無限制地把它濫用呢?
當然，我並非否定「民族自決權」的重要，但要是不實現這點，就沒有自由與和平的話，那麼，現在還沒有形成民族國家的許多國家，就永遠無法達到目的了。實際上，在被視為「民族國家」的國家裏，各種目的曾否被達到，也不能一概而論。
我認為不應把「民族自決權」絕對化。我們需要冷靜及衡度地觀察，找出阻止「民族自決」達到目的（－－和平與自由）的障礙。我們要徹底檢證「民族言語」比「民族實體」先行的狀況，要除去一切虛偽的掩飾，找出什麼才是對人的真正利益。
我認為惟有「寬容精神」能帶來這種人類渴望的自由與和平的果實。能證明此點的，就是不斷向各種困難挑戰的，由曼德拉（Nelson Mandela）總統領導的新生南非共和國。曼德拉本人指出這是一種壯大的嘗試，說是把一個「大部分人過著沒有希望的生活的國家，變革為一個使他們能充滿自豪地生活和工作、對未來有自尊和自信的國家。」
各種各樣的人種、民族、文化猶如「七色彩虹」，各自發揮個性，並互相調和。朝著這樣的目標，新生南非這「彩虹之國」已開始挑戰了一年半有餘。要從長期的惡習中擺脫出來，雖然還需要克服許多問題，但我察覺到他們正踏實地在努力建設一個人種融和的社會。
其實，自一九六七年起，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一貫把「人種隔離問題」作為議題討論，直至去年（一九九五年）二月，宣佈了南非種族隔離時代的終結，才決定把這問題從議題裏削除。南非對「民主化」的努力獲得好評，得到重新加人OAU（非洲統一組織），正逐步重返國際社會的舞臺。
我曾有機會兩次會見曼德拉總統，也和德克勒克（de Klerk）副總統會見過一次，從和他們的對話裏強烈感到，在消除種族隔離政策方面，核心理念是「克服憎恨和猜疑」，還有「對話精神」。的確，理解對方的立場，反覆進行開放的對話，正是防止走向暴力與混亂，使「寬容」的人性生輝的最大關鍵。
一九九二年六月，當時的德克勒克總統曾這樣對我談過他關於消除種族隔離的想法：「我們希望能夠構築一個大家都是勝者的社會，不願為了利害關係的對立與威脅而產生勝者和敗者。」
這種「不產生敗者」的觀點，不正是克服氾濫在地球上各種內戰的不可缺的精神嗎?因為只要存在一部分「敗者」，就不能指望社會的真正安定，就不能徹底除掉下一次紛爭的萌芽。
我認為，要療愈過去的傷痛，創造未來的「大家都是勝者」的國家，惟有靠「教育」。在和曼德拉總統的對話中，焦點常常放在教育問題上。我確信，要培育人們的「寬容精神」，不被基於民族或人種等「集團」的價值束縛，總是能夠使人敞開心窗，教育才是直道，雖然看似遙遠。民族意識深深地紮根在人的潛在意識層，所以我們要不屈不撓地以教育來陶冶、來錘煉它，使它變為更開放、更普遍的人類意識。
南非的挑戰－－實現「不產生失敗者」的社會，除去「民族意識」的虛飾著重教育政策
曼德拉總統就任以來，作為國家事業，也特別著重於「教育政策」。SGI也予以支持，去年（一九九五年）以美國青年部為中心，發起了「向非洲贈書運動」，送給南非的大學和教育機構一萬冊書籍。而且不限於南非，在日本還以青年部為中心，支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亞洲進行的提升識字率計畫。
雖然我們的貢獻是微小的，但我相信，南非這「彩虹之國」的建設如能取得成功，一定能給其他非洲國家以及苦於民族分裂的世界各國帶來希望。我更認為，揭舉「寬容精神」不斷挑戰的南非，蘊含著時代所要求的「共生哲學」的可能性，而國際社會應該對這種「前人未曾達到過的挑戰」不遺餘力地支援。
每當注目南非的挑戰，我就痛感到，能給人們帶來幸福的絕不是民族或人種的分裂，而是他們的融和。人們從缺乏個性這種「精神不安」加強了向團體歸屬的意識。這種傾向很常見，或許是自然的趨勢。然而，我開始懷疑，所謂「民族意識」，只不過是近代史半有意圖地製造的「虛構」罷了。
印度詩聖泰戈爾（Tagore）既擁有能以敏銳的感性直覺地把握「永恆」的力量，又有能觀察「人的存在」的透徹眼光。他在大著《人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Man）中出色地道中了這一堪稱「人類史難題」的問題本質，說：
「任何時代的偉大預言者都意識到普遍的人的精神類似性，而實感到靈魂的真正自由。儘管如此，各民族由於外在的地理條件，在各自孤立之中形成了一種可惡的自私自利的思考方法。」
泰戈爾語氣強硬地指出，人的殘忍和不人道，假如遇到適合的環境，會隨時爆發，並提出如下的警告：
「今天我們所面臨的重大的人種問題，終讓我們放棄僅僅追求表面的處置，迫使我們不得不掌握精神的適應性。否則，由此而產生的各種糾紛的火種會使我們一籌莫展，置我們於死地。」
泰戈爾出自肺腑的呐喊雖然已經過了半個世紀，但在世界史倒退現象每況愈下的情況下，詩聖的話越來越放射光芒。政治的、經濟的「表面的處置」或許在對立的集團之間也能夠達成協定。這確實也是重要的，但不努力掌握泰戈爾所說的「精神適應性」，些微的誘發就會使紛爭死灰復燃。
「我們的宗教，只有通過人的存在才能在這現象的世界裏顯出價值。至高的神由於其所具的人性，才能在宗教史上取得高高在上的地位……創造出一個使『至善』融和著人的本性的永恆環境。」泰戈爾這樣向愛因斯坦說明貫穿於《人的宗教》一書的主題。
可以說，宗教本來應達成的作用就是用「普遍的人的精神」重新連結人們被分裂的心。我在哈佛大學講演時曾強調，「宗教」能支持、鼓舞、推動人去探求生活中的善和價值，能成為幫助自己改革向上的「內發的力量」，這就是泰戈爾所追求的，也是要為未來帶來希望的宗教其主要條件之一。
「寬容精神」不單是一種心態，應該是從生命深處湧出的「共生」秩序感覺、世界感覺。佛法教說的「緣起」觀，認為無論在人類世界還是在自然世界，是沒有一個單獨發生的現象。萬物互相關聯，相互依存，形成一個世界，流轉不息。紮根于這種世界觀的「寬容精神」，才能超越「文明對決」，構築真正的「人類共和世界」的「共生哲學」。
人權的普遍性
我在前面論述民族問題時強調，應該注意到政治主張是否真正關係到人民利益，和進行具體判斷時尺度應放在確保個人尊嚴和人權上。
從一九九三年世界人權會議通過的「維也納宣言」中可以看到，「人權的普遍性」現正得到國際社會承認，全世界一切的「人權尊重」正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關心的事項：
曾參與起草《世界人權宣言》的人權運動先驅、已故阿塔伊德（A. de Athayde，巴西文學院總裁），在和我共同出版的對談集《談二十一世紀人權》中說，人權是人所產生的最崇高的、絕不可剝奪的價值，所以其定義不能被國家和時代制約，要基於永恆的普遍性。現在，國際社會終於開始向確立「人權的普遍性」認真努力了。
聯合國也一直在作出種種努力去推動這一潮流。我特別注意它試圖鼓勵各國家把「人類開發」的程度詳細地分類和以數值顯示，作為實現「為人的安全保障」的前提，使問題一目了然，容易幫助改善狀況。這新準則名為「開發人的指數（HDI）」，不斷通過聯合國開發計畫（UNDP）更新和公開。
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一直注意著軍國主義所造成的瘋狂和悲劇，於一九四一年在他的著作（Brazil：Land of the Future）裏說：「我們給國家排順序，尺度不是產業、經濟、軍事的價值，而是對和平精神與人道的態度。」可以說，聯合國的HDI和他的想法是相通的。
我認為，廣義的人權，應確保人能過一個充滿人道的生活，這也是「為人的安全保障」的核心。人權是優先于一切的根本課題，沒有人權就沒有和平，沒有幸福。而且，人權是「人所產生的最崇高的、決不可剝奪的價值，它賦予我們人的特性，帶來精神價值。」所以我要強調，即便是國家，也堅決不容許對它侵犯。
創價學會第一任會長牧口常三郎先生在距今近一百年前的著作《人生地理學》中就已經明確指出了這樣的時代方向。當時（一九〇三年），帝國主義在全世界擴展，日本也從甲午戰爭轉向日俄戰爭，民族主義高漲。在國家對外侵略其他國家、對內加強統制國民的局勢下，牧口先生從地球和人類的觀點看「國家制度」，用《人生地理學》描繪了終將到來的新時代藍圖。書中強調，國家應完成的使命，是確保國民個人的自由，確保個人的權利，和努力使國民生活向上和幸福。
牧口先生指出國家的最終目的並非「統治」，而是「完成人道主義」。他進而提倡人類應該拋棄軍事、政治和經濟競爭，邁向人道主義競爭的時代。其卓越的先見之明如今正為時代所證明。
雖然聯合國的HDI實驗並不直接指使各國去改善人權狀況，但會成為鼓勵各國競賽提升人權的契機。只有使到這種人道競賽成為潮流，才能打開「人權世紀」的幕。
今年（一九九六年）是聯合國推行的「人權教育十年」的第二年。NGO大力在世界各地推展人權運動，希望使到人權能在各地逐漸成為理所當然的社會規範。以往也一直以「宣言」和「條約」的形式去規範人權，但實際將其具體化則需要各個國家和社會打下人權基礎，即在全世界創造「普遍性人權文化」。這裏，人權教育就是關鍵。
如前所說，SGI也一直以廣泛啟發人權意識為目的，在世界各城市舉辦「現代世界人權展」等，努力宣傳「對歧視的戰鬥」。
想到對歧視的戰鬥時，有幾句話不離我的腦際。那是一九九O年與曼德拉總統（當時任非洲民族會議副議長）會談時，我提議舉辦「反種族隔離」的展覽、攝影展、人權講座、文化交流等。他的秘書在座，說了如下的話，撼動我的心。
「這些提案使我們感受到被當做『人』。在南非，我們不是被登記為『人』，而只是『黑色人種』。」
不把人視為人，只用有偏見的標記來代替，這不只是當時舊南非的問題。壓抑人權的根底常常有這種錯誤和歧視的態度，成為中傷或迫害他人時所產生的內疚的遮羞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德國，法西斯主義猖獗，而人們無法制止大屠殺的悲劇。一位學者解釋其原因為「缺乏悲傷能力」。納粹德意志在國內容許「侵犯人權」，對外則採取「侵略政策」，這並非偶然的事。這兩種態度在輕蔑「人的尊嚴」這一點是表裏一致的。
這事實在同時的日本也一樣。當時軍國主義政府侵略亞洲諸國，作惡多端，在國內則不斬踐踏「信教自由」等精神的自由，把國民變為行政策的犧牲品，我們決不可忘記這段歷史。
「為人民」的世界秩序
從世紀末到新世紀，時代正迎來重大的過渡期，世界各地正處於過渡期特有的混沌。無須贅言，我們不能只等待國家去創出二十一世紀的新世界和平秩序。我認為憑國家去創出新秩序這種想法已經過時了，新的世界秩序需要依靠草根般的民眾力量去構築。
九十年代以來，聯合國把焦點放在環境、土著、人權、家庭、社會開發、女性地位等各種全球性問題上，召開全球會議等，認真地想去解決這些難題。明顯的觀點是，要建立起人能活得尊嚴的社會，不能只指望政府或國家，全世界人必須參與，發揮力量，而現正興起的「市民社會」可能引領我們走向解決問題的方向。
在前年（一九九五年）的倡言中，我曾提議SGI的「波士頓二十一世紀中心」研究並提出改革、強化聯合國的措施，以此紀念聯合國成立五十周年。去年（一九九五年）十月，他們完成了《來自民眾的建議》，遞交聯合國總部，令我非常欣喜。
其意義在於人民把聯合國的課題作為自身的問題來思考，通過公開對話而草擬的。是專家和普通的民眾以公開對話集思廣益的成果。我認為，假如這種民眾聯合的力量遍及全球，就能造成新世界的和平秩序。
出於這一想法，SGI決定今年（一九九六年）設立「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去年剛好是戶田城聖第二任會長遭受國家權力非法鎮壓後，被釋放出獄的五十周年。這研究所將會以戶田先生的「廢絕核武器」、「確保生存權（維持人的尊嚴的權利）」、「地球民族主義」等和平思想為原點，為世界和平做出適合時代的貢獻。
這所和平研究所將在世界優秀的專家的合作下，從事研究種種地球性課題，尋求解決的方法。其最大的特色在於專家和運動家的結合，為集結世界人民的力量作出貢獻。如此，體現了「民眾研究所」這一新想法，要把以往分散的活動力量在「民眾」這一層面上結集起來，用於解決世界各種問題。為此，也需要把研究成果公諸於世，以供大眾利用。進而與世界的學術、研究機關及NGO合作，推進組建國際連絡網路。
研究所應致力的課題很多、如安全保障、開發、人權、環境、文化、宗教、民族問題等。尤其是戶田先生在晚年的一九五七年發表「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將廢除核武器寄託于未來一代，所以，核廢除研究計畫將列在第一位。
去年（一九九五年）底，東南亞無核地帶條約被簽訂了。繼中南美的拉羅湯加條約（Rarotonga Treaty）、非洲的貝林達巴條約（Perindaaha Treaty，預定二月份簽署）等無核地帶條約之後，這一條約使亞洲這廣闊一帶第一次成為無核地帶，意義實在非常大。這樣的無核地帶在世界上擴展，擴大民眾的「無核包圍網」，那麼，「沒有核武器的世界」也並不是夢想。
去年（一九九五年）也有逆時代潮流的動向，如中國和法國相繼進行核實驗等，受到高漲的反核國際輿論批評。聽說今年（一九九六年）將會迎接「全面禁止實驗核武器條約」（Comprehansive Test Ban Treaty）交涉的時刻。這條約是走向消滅核武器的「里程碑」，具有象徵意義，應該儘早締結。看情況，可以說廣島、長崎經原子彈轟炸五十年後，終於迎來消滅核武器的一個重要環節。
我本人曾經通過各種機會提出消滅核武器的種種具體方案。我的基本立場是明確的：核武器能于瞬間大量殺人，是「絕對惡」，對其使用必須以全人類的名義定罪。任何理由都不能使核武器正當化、必須消滅，這也是戶田先生的遺志。為此，需要能最終禁止核武器的開發、生產、儲存、配備等的「全面禁止核實驗條約」，而我希望和平研究所能找出達到這目的的具體方法。
同時，戰後經過了五十年，希望研究所能從長期的觀點來描繪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的宏大藍圖。聽說一九九七年還將召開第四次聯合國裁軍特別大會，所以該研究所也要充當中心，集結世界的智慧，就如何構築我一貫主張的「世界不戰共同體制」，提出立足於人類利益的代替方案。
從具體的方向來說，如果現在擴展的「無核地帶」能同時成為「不戰和平地帶」，那麼，廢止核武器的世界也不是夢想。反之，若不能實現這一點，是難以完全實現核武器的消滅。
去年（一九九五年）年底，我和哥斯大黎加共和國原總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阿裏亞斯•桑切斯博士（Oscar Arias Sanchez）舉行了第二次會談，圍繞戰爭與和平這一主題廣泛地交換了意見。博士特別強調「世界應削減軍費，用於發展教育和文化」的一貫主張。他呼籲撤除世界上所有的軍備。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復興歐洲，曾推行了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博士認為，現在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全球性的馬歇爾計畫，把資源用於「人類開發」，而非軍備。或許會認為他的理想不切實際，不置一顧，但哥斯大黎加本身在一九四九年制定的現行憲法中廢除軍隊，取得成功，由此也令人感到博士主張的說服力。或可說因為是小國，所以能實現，不過，人們一旦判斷為不合時代和無用之物，就會令其消滅，如奴隸制度、種族隔離一樣。所以大規模的裁軍也並非天方夜譚。
鄰國巴拿馬也被博士說服，于一九九四年十月修改憲法，決定從法律上也取消軍隊。雖然問題還很多，但海地也在解散軍隊，朝著廢除軍備方向前進。
博士建議，我們要教給下一代「和平的文化」，而不是「戰爭的文化」，對此，我完全贊同。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要綜合研究如何推進「人民的呼聲」，為世界性的裁軍和廢除軍備指出明確的途徑。
還有五年，「第三個千年」就將開幕了，但這並非表示時代會自然地更新變化，那完全在於打開「時代大門」的「人的意志」。人本來具備造新的選擇，並付諸實行的能力。眼前的所有困難，既然全都是人自己造成的，那我們方可以親手把這些困難解決。湯因比博士曾經指出，人一旦堅定了要向重大困難挑戰的決心，就能啟動最大的史無前例的力量。人本來具備這樣的能力，使眼前危機變得深刻的不是人欠缺能力，而是對自身的能力認識不足。
我的好友故諾曼•卡曾斯說過：「悲觀主義，用否定將來的希望來避忌將來。它縮小展望的視野，把『需要』和『可能』的關係變得曖昧。」如此，他告誡人們在還未全力以赴之前絕對不要感到絕望。
讓我們把他的話再一次銘記於心，絕不放棄樂觀主義，共同努力挑戰必須完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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