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倡言

第20屆「SGI之日」紀念倡言

通過人類團結建設和平世紀

池田大作，國際創價學會會長

1995年1月26日

　　首先，對一月十七日發生的「兵庫縣南部地震」（又稱阪神大地震）去世的人們表示沉痛的哀悼。身為佛法信徒，我虔誠地為他們追善供養。同時，同受災的各位由衷地表示慰問。我向來把關西地區視為第二故鄉，在接到廣泛的受害報告時，我感到無比的痛心。
　　面對戰後最大的慘劇，我相信政府等行政機關正全力以赴地採取救援措旅。我們也站在民間的立場，付出最大的力量，如派遣昏生部急救臀療隊伍，青年部義務進行物質支援，開放會館作緊急避難所，同公共救援組織捐款等。
　　縱使遇到親屬遇難或住屋倒塌等不幸，但仍在災區裏拚命進行救援活動的人們，其真誠的意志，是無比高尚的。
　　約七十年前的關東大地震（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之際，身為白金小學校校長的創價學會首任會長牧口常三郎先生曾率先為救援受災者而奔走。他那奮不顧身的救援活動深深刻印在小學生的心底裏。這次學會會員可貴的捨己為人的表現，正是遵循看牧口先生這種精神，我要再一吹向他們致敬。
　　學會本部也收到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前智利總統艾爾文（Patricio Aylwin）等眾多世界有識之士，以及全世界SGI同志的慰問和豉勵，我要向他們深表感謝。
　　聖訓中說：「大惡起則大善來。」（《大惡大善御書》）「災來亦變之為幸。」（《道場神守護事》）
　　我衷心期望受災者能克服悲痛，早日重建家園。而且，我確信在這艱苦時刻中，我們關西學會員必將成為希望與復原力量的模範。

邁向希望與和平的世紀

　　在世紀末的今天，冷戰結束，長期把世界分為東西兩方的「圍牆」總算拆除了。但現在的狀況是，人類距離找到明確的「和平藍圖」還是很遙遠的。而且，接連不斯的民族對立和地區糾紛不斯激仇、日趨惡佔的地球環境問題、大量的難民流徙等，全球性問題堆積如山，給我們的前途投下了陰影。
　　距二十一世紀只剩下五年，人類已走到了十字路口，我們究竟應把世界的這種狀況視為「世紀末」而灰心，無所作為呢?還是勇於面對課題，共打開新世紀的大門呢?現在正迎來整個人類能否把命運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的關鍵時刻，即告別被稱作「戰爭與暴力的世紀」約二十世紀，而開啟「充滿希望和沒有戰爭的世紀」。
　　今年（一九九五年）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五十年，近來在日本各地，不斷地以各種形式去回顧這半個世紀。此時，我們不正應該重新回憶起當時處於水深火熱之際，怎樣像乾涸的人求水一樣，對和平充滿渴望的心情嗎?
　　那是對美好和平與生命尊嚴的一種新鮮的感情，以及從心底希求和平，而知道現在能夠把它實現的一種熱情。一言以蔽之，就是積極的、如火餓般的理想主義。重要的是，立足於反省過去，明確我們現在應當做甚麼，集思廣益，提出對將來的確實理想。可以說，戰後五十年這個日子給了我們絕好的機會。
　　現在不能忘記的一點是，最初使用恐怖的核武器也是五十年前的一九四五年。這半個世紀，科學技術的迅速進步同時增加了人類滅絕的危機。龐大數量的核武器，在東西嚴重對立之中，始終像「達摩克里斯之劍（Sword of Damocles）」一樣懸在人們頭上。冷戰結束，人類滅絕的恐怖暗雲被驅散，人們期待看明媚陽光的來臨，但民族對立等頻頻發生的地區糾紛粉碎了這些美夢。
　　對於人類來說，消滅戰爭是自古以來的課題，很多先哲為解決這一難題而付出絕大的努力。特別是隨看兵器殺傷力增加，戰爭的災害也加速地增大，「和平」早已成為有良心的人們不能避而不談的課題。順便一提，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晚年曾寫下著名的《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其時正是距今恰好二百年前的一七九五年。在戰爭連綿的時代，康德開出使多少世紀烽煙不斷的戰爭完全結束的處方，並提出警告，只要各國不改變以戰爭為中心的政策，人類終將滅絕。但是，康德的警告他終於徒勞，這兩個世紀間，戰火不停，人類未能實現他所描繪的「永久和平」的理想。
　　可以說，現在是從舊時代走向新時代的「大過渡期」。過渡期帶有過渡期特有的混亂，絕對不必悲觀。能否滿懷希望地掌握利用這個時機，關係到我們人類的未來。
　　我們必須接受本世紀的痛苦教訓，做好邁向「第三個千年」的精神準備。爲此，現在需要的是一種有確實哲學的理想，以及推進和實現它的既樂觀又強而有力的行動。哲學家阿蘭（Alain，1868-1951）所說的「悲觀主義出自情緒，樂觀主義出自意志」（《幸福論》）給我們以勇氣。我們絕不能放棄相信人能解決任何面對的困難而前進這種能力。
　　因此，在這剩下的短暫時間裏，我們要徹底看清楚對於人類甚麼是最優先的課題，來做好迎接二十一世紀的準備。在這個意義上，必須說今後五年是極其重要的時期。
　　讓我們回顧一下，在十九世紀末，人類基本上完全缺乏了迎接二十世紀的準備。勉強算引人注目的活動，是一八九九以世界和平為議題召開了「第一次海牙和平會議」(1st Hague Conference）。但眾所周知，由於沒有認其討論裁軍，終於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悲慘結局，結果讓人類兩次經歷了世界大戰這種難以言狀的悲劇。
　　在這一點上，現在可以說與二十世紀的批紀末情勢是不同的。首先，國際社會有聯合國這一國際機構作為全球的討論場所。二十世紀最後十年間的九０年代也有一些顯著的活動。以聯合國為中心，從全球性視野，召開過「環境與開發」、「人權」、「人口」等會議，今年（一九九五年）也預定舉行「社會開發高峰會議」、「世界婦女會議」等。相信這些問題一直會延續到二十一世紀，但總算我們已經開始了尋找解決的頭緒。我從中強烈感受到有別於十九世紀末人們的積極意識，問題是我們能否把獲得的結論付諸行動。

實現「不戰共同嵌制」的理想

　　那麼，我們最終應該把即將到來約二十一世紀構築為怎樣的一個世紀呢?直截了當地說，那就是人互相不拿起武器打仗的世紀，即實現「不戰的世紀」。為此，必須看手構築全球性「不戰共同體制」的作業。二十世紀最大的悲劇是出了許多陣亡者。有人估計，包括普通人民在內，第一次大戰有二十二百萬人喪生，第二次大戰有六十萬人喪生，以至某學者（豬口邦子）名之為「陣亡的世紀」。在「第三個千年」絕不能讓這樣的蠢事重演。
　　親眼看見過本世紀兩次大戰的荷蘭歷史學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把發動戰爭的軍國主義嚴厲斯言為「喪失固定文化的最有害形式」。因為被軍國主義統治的國家，「儘管那個國家的人們曾具有很高的天份和文化，但戰爭不僅把被該國征服的弱少國民，甚至連本國的國民也貶為平凡的奴隸」。而且，「世界能否逃脫這個巨大怪物的可怕魔爪，必將由下一個時代來證明。」（《被沾污的世界》）他留下這句話，寄望於後世的人們。
　　赫伊津哈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前夕（一九四五年二月）去世，終於沒有看到「下一個時代」。此後半個世紀，幸虧沒有再發生把整個世界都捲進去的戰爭，但戰爭這個「巨大怪物的可怕觸手」，仍使無數人喪失了寶貴的生命。
　　近幾年，縱觀世界，從軍事政權轉向民主制的國家增加，民主主義的潮流使人們感到一線新的希望。然而，並不能說戰爭的威脅往減弱，因為裁軍在世界上還沒有成為主流，而從制度上廢止戰爭還毫無眉目。現在最需要的，是去探究如何實現「沒有戰爭的世界」體系，即構築「不戰共同體」這一確實的理想。
　　我為甚麼如此關心戰爭問題呢?為甚麼每年用這種形式向世界發出和平的呼籲呢?為甚麼提議各國設立能專門致力於和平問題的「和平部」，而不是陸軍部、海軍部、國防部呢?為甚麼一直主張作為聯合國決議通過「世界不戰宣言」，並發展為具有約東能力的「世界不戰條約」呢?
　　那完全是因為我認為，這個地球上雖然有看種種問題，但戰爭才是萬惡的根源，是綿一目一於人類史的「業」。人如同蠔蟻一般被殺戮，戰爭使這樣的瘋狂行為日常佔，也毀滅了一切的人性，豈但如此，更殘酷地破壞環境，造成數不勝數的雞民。據去年（一九九四年）聯合國兒童基金（UNICEF）發表的《世界兒童白皮書》指出，這十年間的戰爭中，約二百萬兒童被殺害，其數量遠遠比士兵陣亡者為多，還有四百到五百萬兒童受傷或殘廢。木應肩負地球未來的孩子們卻往戰爭中受傷，甚至被奪去性命，沒有比這更不幸的了。
　　作為一個佛法者，我確實認為如不轉變「戰爭」這一人類的業，真正的幸福和安寧就不會降臨到每一個人的頭上。「沒有比戰爭更悲慘、更殘酷的了」，就是人類用巨大代價換來的教訓。為了孩子，必須走上通向「不戰世紀」的確實道路，這是我們首先應該完成的責任。
　　我們創價學會所信奉的大乘佛教中有「十界」之說，就是任何人的生命中都有十種生命狀態。按照此說，發動戰爭的人的生命狀態就是其中最低的「地獄界」、「餓鬼界」、「畜生界」、「修羅界」這被稱為三惡道、四惡趣的境涯。被本能和慾望所支配的人的行動是愚蠢的、是野蠻的。所以，從佛法的觀點來看，也認為比起任何制度原因，最關鍵的是每個人築起「心中的和平堡壘」，這才是建設世界和平的泉源。

聯合國的「國際寬容年」

　　今年（一九九五年）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憲章採用五十週年，其意義深遠。並且，聯合國確定今年為「寬容年」。這是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提倡，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的聯合國大會上獲正式通過的。
　　現在聯合國舉辦這種活動，是因為國際社會日益認識列在冷戰結束後，仍然因人種、民族、宗教問的「不寬容」而發生了許多對立和糾紛。就是說，國際社會上開始認識到以軍事力量為中心的方法已經不能處理日趨複雜的事態，也難於導致根本解決。我看到他們開始把寬容當為一種創造新的共生哲學的關鍵。
　　在這裏，為了想考慮一下寬容的意思，我首先引用一下日蓮大聖人的聖訓，因為這裹包含看許多對寬容的啟示。
　　「總而言之，縱使遭天捨棄，還遇上各種各樣的災難，但我仍會豁出自己的身命。身子從六十劫的菩薩行中退墮，因為不堪乞眼婆羅門的斥責。在久遠時值遇大通智勝佛的人沉淪於三、五塵劫，是由於遭遇上惡知識。不論是善是惡，捨棄《法華經）就是地獄的業。我在此建立大願：就算把日本的王位讓給我，條件是只要我捨棄《法華經），跟隨（觀經）等而期願後生：又或有如不唱念佛就斬掉我父母首級等種種大難出現也好，如果沒有智者能破折我的主張，我是絕對不會屈從的。其他的大難只是風前的微塵吧了。」（《開目抄下》）
　　這強烈的發言，表現了大聖人在距今七百年前寫這篇御書的鐮倉時代，承認信仰自由這一「寬容」概念基本土是不存在的。當時，統治日本的鐮倉幕府制定了（貞永式目），方針是不反抗幕府就予以積極的保護，若違背其意，即當作威脅幕府體制、擾亂治安，加以鎮壓。諸宗巴結幕府權力，受到庇護，貪圖名利，在這種情勢下，只有大聖人不卑躬屈節，本看自己的信念，始終對當權者不留情面地進言直諫，結果是兩次被處以流刑。
　　大聖人對庶民傾注了骨肉之親也遠遠不及的無微不至的愛情，但在與腐敗強權的對抗中卻寸步不讓。任憑殘酷迫害，他身上也不帶寸鐵，始終貫徹言論的一致和非暴力的態度。這種精神充分表達放上面的引用文段中。更令人吃驚的是，這篇御書是大聖人在被幕府流放遠島之時所寫的。

把「悲慘」二字從世間消滅

　　日蓮大聖人宣稱他會貫徹他的信仰，無論是改宗就能當上日本國王的利誘，或者不改宗就砍掉父母的腦袋的威逼，都不能使他屈服；說假如有智慧的人能說服破折他，他才會死心改宗。從中我彷彿看見了對其理不容許任何妥協的，毅然屹立的人格。不僅如此，大聖人還堅決地相信宗教這種思想上的對立，應徹底通過對話和言論來解決。我堅信，對於我們現代人類要實現這個共同的課題——「寬容」時，「屹立的人格」和「開放的對話」不正是重要的關鍵嗎?
　　從「四箇格言」等印象來推測，每每有人指責日蓮大聖人佛法是「排他」和「不寬容」，其實這種見解是非常膚淺的。真正的寬容，與堅定的信念和堅持自己的主張決不是性質不同的東西。
　　關於這一點，著名的宗教研究家、牛津大學威爾遜教授在和我的對談集《社會與宗教》（《社會變遷下的宗教角色》）中指出：
　　「有意識地積極地倡導宗教的寬容精神，與那種多神教傳統或混融主義傳統表現出的無所謂態度卻有很大區別。」
　　過往的日本，由於宗教的不寬容而產生暴力事件的情形極少發生，一般都尊之為「寬容」，但照他的說法，這只不過是一種對宗教的漠不關心而已。在日本，精神性經營從來極少會創造出緊張的關係。
　　一般來說，在日本向來被稱作「寬容」的，其實大都不過是把互相的利害相加而除二，是一種「同床異夢」式的妥協、同流合污而已。
　　「屹立的人格」和「開放的對話」猶如車子的兩個輪子一起旋轉，能把我們引領向前。通過交流和對話找出宗教信念之間的異同，能排除對立而帶來調和，能除去佣見而帶來共鳴，能減少糾紛而帶來和平。因為進行真正的對話，即使發生對立，也不過是「聯絮」的一種表現。
　　過去一般說到「寬容」，往往有消極意味之嫌。而且也不能否定，在漫長歷史上宗教對立所帶來的悲劇性印象實在過強，每每有一種藉「寬容」之名，容許近乎毫無原則的妥協風潮。我認為，不看準這一點，而想去瞭解日本式的「寬容卜，不單會分辨不清，且孕育看巨大的危險。在公元六０四年，聖德太子制定了《十七條憲法》，第一條就強調「以和為貴」。這種精神風土一直根深蒂固地流傳在日本人的思想裏，而戰後的經濟成長被稱為是協調與寬容的結果，甚至有助長日本人傲慢之虞。想想逞兇於二十世紀的一元主義意識形態的兇暴，那麼，價值觀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應犯「懲羹吹齋」之愚。真正的寬容和漠不關心自有不同。
　　實際上，日本式寬容的內容粗陋拙劣。看-下最近的政治情況，起作用的不是理念、政策，而是利害盤算、個人感情。芸至教人聯想到戰前的狀況：沒有確貿的國策，輕率地開啟了太平洋戰爭的戰端。眉負下一代的青年們當中，大部分不單缺乏上進的精神，而且相反地趨於自閉、對正義漠不關心、有憤世嫉俗的傾向。而真正的「寬容」應該是一種更積極的概念。在這‧一意義上，與這種漠不關心的憤世嫉俗觀念截然相反，現代「寬容」的條件應該是一種對他人負責任的、積極的行動。
　　對日本史頗有造謂的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的希洛尼教授 Ben–Ami Shillony）去年（一九九四年）十月與我對談時曾這樣說：「人和動物的不同在於有無理想。人能按照理想，過一個自己能信服的生活。（按照那理想）讓他人也信服。折伏也是那樣。不能對他人毫不關心。封別人負責任，只有人才具有這種責任感。」
　　對於要解救全人類的大聖人來說，分清思想的正邪，消除折磨人類的一兇，是當然的行為。為此，正如《開目抄》所表達那樣，大聖人使用的是言論這一武器。我們SGI信奉大聖人佛法，以「對話」為根本，得到世界各方面有識人士共嗚。

從蒙田的精神開始

　　在此，我要提起《隨筆集）的作者蒙田（Montaigne），一位對我青春時代非常有影響的作家。無須贅言，蒙田與荷蘭學者伊拉斯謨（Erasmus）等人並駕齊驅，是最能代表寬容的人物。而我要格外強調的是，他的精神與日本人特有的冷淡、不熱心、模稜兩可的作風完全無緣。「寬容的人」蒙田首先是「對話的人」，是反覆訴說通過人與人「對話」的衝擊、磨礦、錘鍊的重要性的人。
　　蒙田生活的十六世紀法國，宗教對立浩成許多慘劇，如胡格諾戰爭（Huguenots）期間發生的「聖巴託羅繆慘案」（St. Bartholomew Massacre）。他在（隨筆集）中這樣寫道：「我們的信仰，在助長我們的憎惡、殘虐、野心、貪慾、中傷、反叛的傾向時，發揮驚人的力量。相反，在助長親切、好意、節制方面，卻罕見得如奇蹟一樣。我們的宗教本應是為根絕惡德而創造的，卻經常哺育、培養、煽動惡德。」
　　蒙田生活在宗教動亂的漩渦中，幾度目睹人們為利害和狂信而自相殘殺，他訴說「寬容」，要制止紛爭。在他死後，他的主張結出果實，那就是承認異教徒有信教自由的「南特效今」（Edict of Nantes）。此外，他記迷以開拓海外殯民地為目的的基督教徒，他們的行為遠遠比崇拜偶像的土著殘忍，倫理也比他們遠遠低劣。他的報告經常被認為促使了宗教相對觀的發生，也給予了當時有良知的基督教徒深刻的衝擊和內省的機會。奧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也對蒙田的主義、思想表示強烈的共鳴，說他才是世間所有「自由人」的朋友，漬大概是至理名言吧。
　　總而言之，在那種混亂的時代，蒙出最重規的是「對話」這一行為。「鍛煉精押最有效最自然的方法，在我看來，是互相談話」。那是「比人生的其他任何行為都愉快的」。關於對話的絕對條件，就是一顆「開放的心」。他說：「任何信念，縱使它怎樣的與我的信念不同，也不會觸犯我。即使多麼無聊的、古怪的思想，對於我來說，也是一種人的精神產物。」「所以，相反的判斷不會使我憤慨或逃避，共會刺激我，使我得到鍛煉。我們討厭被人矯正，但其實我們應該勇敢地去面對和接觸，尤其是以對話的形式出現時。」（《隨筆集》）
　　「沒有反駁則議論不成立」，蒙田把西塞羅（Cicero）的這句話作為自己的信條，認為對話的目的在於探求真理。「無論在甚麼人手中看見其理，我都高興地歡迎。而且，如果從遠處看見真理走來，軌馬上投降，交出我被打敗的武器。」這才是精押王者的說話、才是「屹立的人格」和「開放的對話」的好榜樣。忠於驅使語言去探求人的最終的證明，這和大聖人說的「如果沒有智者能破折我的主張，我是絕對不曾屈從的」，立場是一脈相通的。
　　我還要指出，在「對話」的根柢，新鮮的批評精梆是不可欠缺的。當新教和舊教的對立把法國一分為二，瘋狂地不斷互相殺戮時，蒙田一貫保持看他那我行我素的生活作風。有關這種強韌的精神，茨威格在描寫他的評傳中寫道：「為了不讓激動時代混濁有毒的泡沫侵人自我深處的「頁髓」，而如此誠摯猛烈地抵抗的人很少。並且，能成功地從時代中永遠救出內在自我的人更少。」（《芡威格全集之八　三位巨匠》）
　　實際上，蒙田說過：「和沒有像樣的步調、走法的人去探究真理，會一無所獲。」指出了和沒有批判力這一理性所支持的人對話的無益。他進而還指出批判力伴隨著嚴厲注視自己的「內省」力。
　　我在前面曾提及希洛尼教授所說的「對他人的責任感」，從這精神出發的「對話」，就是要影響他人的思想行動時，正邪、善惡的問題不能避而不談。因為正如蒙田所說，既然對話的目的完全在於「探求頁理」，發揮互相的批判力也就是人類精押最高的表現。
　　我的恩師、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曾對年青的我們說：「青年是日本的關鍵，因為他們有猛烈的批判力。」恩師的熱切願望是把「悲慘」二字從世間消滅，他教導年青的我們，為了要和一切折磨民眾的惡對抗，要鍛煉批判力。
　　如上所述，寬容泱不意味無原則的妥協。只注意我妥協點，不辨清正邪善惡，失掉批判力，這樣的對話無論怎樣緞續，也不會產生任何創造性的東西，結果反而隱蔽人特有的對真理的採求
　　不過，只是反覆自己沒有止境的主張，就會變成「獨善」、「排他」，而人類史已經清楚地證明了此點。如何跨越這人類史的進退維谷的境地呢?我在哈佛大學演講時也曾論及，大乘佛教說的「大我」正是解決的鑰匙。
　　佛典中教示：應成為自己主宰。大力提倡不為他人唆擺，對自己忠實，自主地生活。但是，這裹說的「已」，不是利己主義的渺小的自己、「小我」，而是時間和空閒都無限地融合在因果所編織的宇宙生命之中的巨大的自己，即「大我」。「大我」是把一切眾生的苦當作自身之苦的「開放的人格」的異名，具有總是面向現實社會的人群、擴大拔苦與樂的行動的力量。這樣的生活方式，才是日蓮大聖人通過一生去證明的、我的恩師戶田不斷追求的榜樣。
　　我相信，「大我」正是實現寬容精神，使對話可能的關鍵。寬容能為我們創造新的「共生時代」，為世紀末覆蓋人類的悲觀主義帶來希望的光明。

「世界市民」

　　正如南非共和國的人種共存與中東和平所顯示的，國際社會正腳踏實地向「和解的時代」邁進。其中，「對話」起到了不p低估的作用。我歷年主張，「硬能」有時確能通過外壓把人推動往某一方向，但對話可以促進內發的相互理解和贊同，把握看國際交涉成功的關鍵。實際上，為求共存而去實現每一個得到贊同的事項，也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而且，不僅是交涉的當事人，如果沒有支持他們的國民對實現和平的積極態度，達成和平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和平本身無非是一種堅強意識的積極狀態。所以重要的，是去創造一種一般乎民也能理解的共生哲學。
　　當分裂的離心力在國際社會增強時，為了不使「共存」落空，也首先要使各地所達成的和平更加堅固。為此，國際社會廣泛的理解和協力是不可缺少的。讓好不容易才萌生的和平受挫，也會帶給其他地區不小影響，很可能造成「歷史的倒退」。面臨今年的聯合國寬容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準備了「寬容宣言」草案，結尾的話是「寬容應成為表現和平的新名稱」。為了達成此目的，一定要一代一代地出現像蒙田提到蘇格拉底時所比喻的「世界市民」。我早就提倡世界各宗教在培養一代代的世界市民土來作一個競賽。也是如此，我要再一次強調，在競爭中，「屹立的人格」和「開放的對話」是不可缺少的。
　　其次，讓我們討論一下如何構造一個全球性框架去實現沒有戰爭的世界。聯合國今年（一九九五年）創立五十週年。本來是應該由衷地慶祝一番的紀念之年，但圍繞聯合國的客觀環境卻好像愈加嚴峻。眾所周知，對冷戰結束後頻發的地區紛爭感到棘手的國際社會，指望聯合國的和平維持活動（PKO）來解決問題，但最初的執行和平部隊在索馬里的活動受挫，在波斯尼亞一籌莫展等，未能償眾所願。聯合國秘書長加利今年（一九九五年）初向安理會提出了報告，表明當前不宜派遣和平執行部隊就是一個象徵性的事例。
　　這是秘書長親自修正了聯合國「要以武力強化PKO」的路線，證實了擁有行使武力權限的和平執行部隊的派遣，超過了聯合國的能力。和平執行進展得不理想，而一味膨脹的PKO難以展望，在這種狀態中，這反倒是明智的選擇。本來未得到紛爭當事國同意，聯合國就介人，並訴諸武力，聯合國自身就很可能變成紛爭的當事人。這一點是本應處於中立的聯合國必須非常慎重地去處理的。雖然路線經過修正，但聯合國在維持、創造和平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北投有絲毫改變。
　　重要的是，不是單純從PKO的狹隘框架，而是從廣闊的視野，重新審視聯合國在和平與安全保障方面的使命。聯合國的基點，就是使各國協調，使行動調和，以這樣的「軟能」為基調，創造和平的體系和法則等。正因如此，聯合國應該考慮最大限度地發揮其「軟能」作用。五十週年，對於聯合國加盟國和支持聯合國的非政府組織（NGO）來說，正是去認真考慮這問題的極好機會。
　　聯合國成立以來，一直以五個大國擁有否決權的安理會為支柱維持和平。在嚴峻的冷戰下，安理會始終不能發揮作用，冷戰結束，東西嚴重的對立消失，對聯合國作用的期待大大高漲。但是，現在應如何因應這種期待，聯合國御進退維谷。聯合國現在的構造，即以少數大國為中心的安理會一手處理世界廣泛的安全保障，顯然已達到界限。這問題不是日本、德國當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類的改革就可以解決的。
　　問題在於安全保障的觀念需要徹底改變，而安理會不能因應這一時代潮流的需要。最近，人們對「安全保障」在摸索新的構想，不再停留在以往那種由國家進行的、為國家的安全保障，而是立足於「人道的安全保障（human security）」。現代的人道與人權常常遇到各種危機，所以更應該把人的因素放在制度因素的前頭。聯合國一直被認為是受到主權國所支配，但從今開始要完全地改變這種觀念，要把「人」或「人類」這因素作為代表聯合國的新形象。
　　所謂安全保障，絕對不能無視居住在當地的人們的生存、福利、正義和自由。現代經常把人這些和平生活的基本權利置於種種威脅之下。不能否認，迄今為止，由於過於優先考慮國家利益，這些基本權利都被輕視。歷來的安全保障體制只會考慮採用軍事力量這一硬能，已經落後於時代。我們現在要盡快集結人的智慧，在聯合國設立一個「人道的安全保障」制度，來全面處理人類的各種威脅。
　　人道的安全保障這一廣義的概念，靠呆板的和平觀是不能達成的。它也和「開發」緊密聯動。去年（一九九四年），加利聯合國秘書長向大會提交了以「開發的議程」為題的報告，其中打出了把「和平」、「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社會正義」、「民主主義」等相互關聯的五個領域作為「開發」的推動力。這報告在預定於今年（一九九五年）三月召開的「社會開發高峰會議」上也將成為焦點吧!
　　立足於這樣的基本理念，聯合國應該以新的構想來領導世界和平。對於解決民族紛爭，待事態進人白熱化之後再分人的一貫做法也到了界限。為了不使這樣的紛爭發生，各國必須在本國強力推進上述的開發五項目。為此，應該徹底加強處理開發問題的經濟社會理事會的任務和權限。只有被強化的經濟社會理事會和觀念一新的安理會聯動，聯合國才能發揮因應環境變化的安全保障機能。
　　今後，為從世界上消滅紛爭，如何實現和保護在國家裏處於不利地位的少數民族的人權和福利，是非常重要的。只發展發濟，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如何聽取他們無聲的控訴是極其重要。聯合國有託管理事會（Trusteeship Council)，是在聯合國的監督下，提高託管地區（多是殖民地）居民的福利，推進自治和獨立的機構。
　　由於多數殖民地已經獨立，一般認為託管理事會的使命已經結束了。既然如此，為何不給託管理事會換新裝，賦予新的任務，用它來保障特別像舊南斯拉夫那樣處於紛爭下地匾的文化、民族的多樣性。我提議應該讓這個理事會與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和人權高級專員緊密配合，發揮作用。

日益高漲的國際輿論

　　《聯合國憲章》第一條第一項寫看，聯合國的目的是「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為此，紛爭等的解決「要依靠和平的手段，並遵照正義和國際法原則來實現」。但是，縱觀戰後歷史即可明了，在《聯合國憲章》下，負有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這主要責任的安理會，並不能充分地實行這個任務。
　　考慮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社會，我認為，重要的是明確和加強「和平國際法」。具體地說，就是進一步發展和加強現行的國際人道條約（『海牙條約』、『日內瓦條約』），以這種形式擴充「和平國際法」，並確立具有約束力的制度，使國際法能被遵守。
　　儘管有種種問題，但聯合國的存在，和世界大多數主權國都加盟了它這事實是重要的。連冷戰時代激烈對立的美蘇也沒有脫離這個機構。重要的是把這個機構和國際法結合得更緊密，推進國家問的關係準則。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日本提案的「廢除核武器」裁軍決議，在聯合國大會上正式獲得通過。決議指出在冷戰結束後，創造沒有核戰恐怖的世界的可能性，呼籲未加盟國盡早加人核不擴散條約（NPT），要求核國家努力以廢除核武器為目標進行核裁軍，和所有國家履行裁減大規模破壤性武器，及簽訂對該等武器的不擴散條約。
　　此外，還有一個有關核武器的決議在聯合國大會上通過，即要求國際法庭(ICJ）提出關於核武器的使用、威脅性是否違反國際法的意見。關於這些決議，因為沒有約束力而經常被輕視。但我不那樣認為。因為核武器這問題蘊藏看滅絕人類的可能性，所以在國際社會上受到普遍的關心，需要找出合理的、人道的、倫理的判斷，而不應先把重點放在決議有無約束力這點上。
　　為充實「和平國際法」，最有效的是喚起人們的良心，逐漸製造邁向和平的潮流。雖然大會決議缺乏約束力，但我們要創造一個使到大會的決議能代表人類的意見而受到尊重的世界。因為雖說是國際法，但我們究竟不可能設立一個個太細緻的罰規。
　　同樣地，聯合國突出安理會而把大會放於次要這種做法也是不理想的。為使聯合國大會能保持「人類議會」這特色，我們要想盡辦法去加強和充實它。冷戰結束，中東和平的進展等使世界緊張局勢緩和，聯合國大會的討論從對立轉向協調，已見成果。在這個意味上，可說時機已經成熟。
　　為了遵照正義和國際法原則來維持和平，強化國際法庭是不可缺少的，而且需要一個新的國際法庭去裁判戰爭犯罪等。去年（一九九四年）聯合國大會上，通過了設置一個「國際刑事法庭」，可說是前進了一步。由於民族紛爭頻頻發生，這種法庭的必要大大增加。擴充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立法、行政、司法機能是二十一世紀的一大課題。

擴大非核武器地區

　　為思考世界「不戰」的途徑，在此必須觸及包括核武器在內的武器問題。特別今年（一九九五年）是原子彈轟炸廣島和長崎約五十週年，我們要重新確認廢除核武器這一人類懇切的願望。
　　近來對於解決這核問題終於看到了一線的光明。其一，一直懸而不決的烏克蘭正式加人不擴散核武器協定（NPT）。進而美國和舊蘇聯削減核武器的第一次戰略武器削減條約（START 1)終於生效，現在，正努力期待美國和俄國之間第二次戰略武器削減條約（START 2）能得到批准，以及生效後能馬上促進核武器的解體。此外，前面提到的，在聯合國歷史上第一次標舉「廢除核武器」的核裁軍決議案在聯合國大會上得到正式採納，意義也很大。
　　今春，將對已經生效二十五年的不擴散核武器協定重新開會討論。這協定的目的不僅是防止核國家的增加（水平擴散），而且要防止現存的核國家的核擴軍（垂直擴散）。在核國家的核裁軍遲遲不進展的今天，多數參加協定的非核國家對「無限延長」表示遲疑。因為覺得現狀不能就這樣被固定下來。不擴散核武器協定中的第六條，指出加盟國要有效地實踐核裁軍，和忠實執行全面裁軍。當重新開會討論這協定時，核國家應明確拿出廢除核武器的清楚計劃，並許諾實行。
　　作為核廢除的階段性措施，重要的一環是擴大「非核地區」。「非核地區」一般指（一）那個地區內的任何國家都不進行核武器的試驗、製造、購買；（二）不允許地區外的國家在這個地區進行核試驗、配備，使用或以核武器進行威脅。以前訂立了拉丁美洲非核化條約、南太平洋非核地區條約，今後可能訂立的是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的東南亞非核地區條約、非洲統一組織（OAU）的非洲非核地區條約等。
　　「非核地區」需要地區內協議和地區外協議兩個協議，要使條約有實質，後一個協議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擔保的國際框架是關鍵。現在，作為有效的框架，第一個能舉出的就是NPT體制吧。NPT的第七條規定，該條約不影響各國締結地區性非核化條約的權利，但這未免過於消極了，倒是應該制定推進「擴大非核地區」的條款。
　　第二，目標應該是把比重從兩國問交涉移向多國問交涉，指向聯合國管理國際武器，最終締結禁止核武器條約。兩國間交涉無論怎樣也是局限於「抑制平衡」的思考方法，難以達到終極的核廢除。即使相互在減少數量上達成協議，卻不能阻止技術開發帶來的質量提高。實質上，威脅度和核破壞力完全沒有減少。我認為，和禁止生物、化學武器條約同樣，核武器也需要有禁止製造、保存和使用的條約。
　　其次我們要注意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常規武器的裁軍和輸出。
　　關於核武器和生物、化學武器等所謂ABC武器，國際框架正在形式，但對於常規武器的規制幾乎沒有看手。無論怎樣期待沒有戰爭的時代，現實的世界充滿看武器，期待只會變成夢想。要縮少、瓦解冷戰下一直大量製造武器的軍事產業，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美國、俄羅斯的軍產業轉民營化過程毫無進展，其理由是資金不足。另一方面，先進國軍事產業不再受到國家政府的庇護，只有另改門路，拚命試圖向發展中國家輸出武器。
　　一九九一年，日本和毆洲共同體（EC）一起提議的「武器移轉登記制度」在聯合國大會上通過，從一九九二年開始執行。但因為大會決議沒有約束力，武器輸出的報告任由加盟國主動提出。不盡早使制度本身義務化，就不會對武器輸出的抑制發揮作用。
　　伊朗和伊拉克的戰爭能延續八年，也是因為有外國供給武器。武器輸出使伊拉克軍隊強大，以至發展到海港戰爭。國際社會對限制武器交易無所進展，我認為先進國家的責任很大。世界武器輸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作為，這種事態並不能說是正常，對世界的安全保障負有責任的國家來說，也並非一個理想的形象。雖然聯合國並不能馬上使武器轉移登記義務化，但五個武器輸出大國之間，不應及早就限制輸出的問題達成某些具體的協議嗎? 禁止武器輸出的日本對這個問題應該在國際上發揮主導作用。
　　一九九四年九月，我和著名的拉丁美洲和平重要人物，哥斯達黎加共和國前總統阿里亞斯（Oscar Arias Sanchez）舉行了會談。他對我們SGI在世界各國巡迴舉辦的「核武器對世界的威脅展」予以高度評價，希望能在宣佈了非武裝中立的哥斯達黎加展出。他還談到了一貫主張的「世界非軍事化基金」構想。這一方案是把各國進行裁軍的結果——剩餘資金，用於第三世界克服貧困、推進教育等。這是我早就主張的，所以完全贊成。
　　會談申，阿里亞斯前總統對第三世界提出「非軍事化」、「非武裝化」、「軍隊解體」三點建議，高度評價哥斯達黎加鄰國巴拿馬的非軍事化。歷史上，相鄰約兩國都不擁有軍隊，這是首創。我們對現狀決不用悲觀。由於各種原因，戰爭已經是無益的東西，拿武器打仗沒價值，這種意識正在擴延開來。
　　當然，這主要是先進國家的情況，有人認為在舊社會主義圈和第三世界的貧困國家中，紛爭不會消失。的確，當聽到「民族淨化」等令人討厭的話題，軌不能不叫人懷疑人類究竟有沒有取得過進步。不過，在世界輿論監視之下，明目張膽的侵略戰爭等已漸漸變成不可能。假如我們對人類的未來持有信心，在意識上今後也繼續努力填補南北問的溝墾，前途一定會是光明的。在這一點上，我認為越來越需要非政府組織（NGO）的力量。NGO超越國家民族的框界，在擁護人權、援助人道、和平教育等各種領域展開活動，努力試圖創造一個地球規模的市民社會。

民族分裂的悲劇與亞洲和平

　　最後我想談談我對戰後五十年的感想，藉以結束這次的提言。戰後經過半個世紀的今天，還有很多如「從軍慰安婦」等問題未得到解決。多數人還體驗看戰爭的創傷，不能簡單地說戰爭已經結束了。
　　戰爭期間，由於軍國主義的鎮壓，創價學會第一任會長牧口常三郎在獄中結束了殉教生涯，第一‧一任會長戶田城聖也渡過了兩年的獄中生活。軍國主義實在是我們的敵人。同時，戰後從未離開過我腦際的問題，就是戰爭中被日本軍國主義加諸莫大災難的亞洲民眾。日本永世不可忘記侵略的歷史，應深刻反省，推進和亞洲民眾的友好交流，建立牢不可破的和平基礎，這是我一貫的觀念。出自這種決心，戰後我一直堅持實踐亞洲和平的主張與行動。
　　對於亞洲和平來說，尤其佔有極大比重的是中國、越南、朝鮮半島的局勢。讓中國回歸國際社會、確立日中之間的友好關係，始終是我最關心的課題之一。在這裏不擬詳述，但我按自己的方式行動，確實開闢了友好之路。
　　朝鮮戰爭爆發是一九五０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二年的五月三日，戶田先生就任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在就任之前召開的臨時大會（三月十一日，在東京神田教育會館）上，談及朝鮮戰爭，他談論到為了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民眾，一定要建立亞洲和平的強烈願望。我當時二十三歲，恩師當時的話，至今仍鮮明地烙印在我的腦海裹。淒慘的戰爭二一年後結束了，但直到現在，民族仍然分裂看，家族離散等猶未解決的問題還很多。
　　一九五三年七月簽訂的「停戰協定」至今還毫無進展。大韓民國（韓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朝鮮）的最高領導人會談，去年差一步就實現了，但由於北朝鮮金日成主席去世，現在還處於前途莫測的狀態。
　　另外，越南在第二次大戰後也是戰火不熄。越南和法國的長期戰爭造成了許多犧牲，當戰爭總算結東了，又開始了新的戰爭，民眾苦難無休止。緩恩師之後，我就任創價學會第一二任會長之年的一九六O年十二月，南越解放民族陣線成立，和政府軍的戰鬥更加激立。這一年，社會主義陣營中最具有影響力的蘇聯和中國進一步對立，展開了「中蘇論戰」。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我開始在留下悲慘戰爭創傷的、也成為了戰後和平基點的沖繩撰寫小說《人間革命》，這部作品一九六五年一月開始在《聖教新聞》上連載。二月，美軍飛機開始對北越進行拉炸，越南戰爭一舉擴大，不僅越南民眾，年輕美國士兵的犧牲者也不斯增加。 　　戰爭擴大，美國和中國、蘇聯等社會主義各國的對立關係加深，事態甚至發展到令人擔心美國和中國會直接開戰。無論如何要解決這樣的亞洲緊張情況，所以第二年，即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我在第十五屆創價學會男女青年部大會上，面對一萬數千名青年，為越南和平發表提言。內容是盡早停戰、百開包括南越解放民族戰線在內約有關國家的世界和平會議、美國從越南徹軍、向南北越南實施經濟援助等提議。

在世界上築起確實穩固的和平勢力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在第十屆學生部大會上，因為美國空軍強化蝨炸北越，甚至將招致美中戰爭的危機，所以找提議：「第一、美軍立即停止蝨炸；第二、同時停止在非武裝地區等南越境內的軍事行動和軍隊派遣」。基於這一提言，我於一九七三年一月致函美國總統尼克松，呼籲結束戰爭。
　　一九七五年，舊南越政府的西貢（現在的胡志明市）陷落，統一的越南誕生了，但此後也面臨許多困難。去年（一九九四年）二月，美國總統克林頓決定全面解除對越南的經濟制裁，「美越正常化」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十一月，亞洲、西歐十五個國家在巴黎協議，為推進越南的經濟改革，提供二十億美元援助。今年（一九九五年），越南預定加人東南亞聯盟。今年一月，美越發表了邦交正常化。如此，越南在和平中飛躍發展，為民眾看想，實在令人高興。
　　在越南首都河內和胡志明市，去年（一九九四年）夏夭，SGI和越南心理教育學會、越南青少年保護委員會等團體共同主辦了「世界少年少女繪畫展：這是我們的世界」。當時，杜梅（Do Muoi）書記長發來賀詞，阮氏萍（Nguyen Thi Binh)副總統等各界來賓前來觀賞。
　　書記長在賀詞申說：「藉此機會，我祝願越南的少年少女和全世界的少年少女永遠幸福、和平地生活，實現自己的美好夢想。」戰後我們也一直企望看這一點，令人感慨萬千。
　　希望我們能共同創造和平的國際環境，推進教育、文化交流，以此加深相互理解和友好關係，我會更加盡力，藉此使亞洲、世界的未來更加光明。
　　第二次大戰後，越南、韓國、北朝鮮都走過遠離和平的漫長道路，也都體驗了同一民族南北分裂，以外國軍隊介人為背景，自相殘殺的悲劇。
　　越南在一九七五年結束了戰爭，翌年七月南北統一篇「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而韓國、北朝鮮現在還處於摸索南北間和平、交流、協調的狀態。對於成為最大障礙的北朝鮮「核開發問題」，美朝之間達成協議，但在美國議會之中卻受到部分議員的強烈反對，估計仍然是前途多難。但我認為，南北之間、美朝之間通過對話達成了協議這一點，是不可低估的。
　　不必為對話過程的迂迴曲折忽喜忽憂，也決不必為協議事項遲遲不能付諸實現市悲觀，只要踏實地積累對話，通過把問題一個一個確實地實踐過來，軌必定可以創造和平的未來。
　　現在成為最大障礙的‧「核開發問題」，正因為是重要的問題，所以需要較長時間來解決。美朝協議的「美國協助北朝鮮改裝輕水式核反應堆問題」和「拆除使用後的燃料棒問題」，也決非一朝一夕能馬上解決。除了這些要長時間來解決的問題以外，還有很多需要短期內實現的問題。像南北離散家庭的團圓這問題，從人道上，或考慮到當事人等的高齡和健康狀況，都是需要迫切處理的問題。
　　韓國方面也提出了具體方案，除了擴大學者和企業之間的交流外，提議共同進行武裝地區生態系統調查、共同進行黃海調查、科學技術用語標準化、共同開發南北大陸架、設立共同研究所、共同開發充分利用精煤等相關技術等。這些都是符合南北雙方的利益的。
　　總括來說，我們須要推進這些有合作可能的交流，同時迅速處理南北間已經達成協議的事項，如離散家庭的團圓。也要開始看手將來必需的事業，如鐵路、公路、海路、航路等設備。通過這些協力，希望能為將來打開新的局面。
　　我確信，實現「民族融合」的道路，就是在這些可以看手的、踏實的信賴、協力關係當中。

青年的力量開啟新時代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在日本福岡市的福岡體育館，為慶祝創價學會創辦六十五週年、聯合國創辦五十週年，舉辦了「亞洲青年和平音樂節」。其中，韓國青年跳了傳統民族舞蹈「農樂」。那充滿躍動感的歡快節奏，活潑矯健的青年身影，使我強烈地感受到像不死鳥一般強大的民族生命力和新時代的到來。也是為了青年們的光輝未來，我非常希望今年將成為向亞洲和平確實邁進的一年。
　　今年（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六日，SGI成立整整二十週年了。在世界各地，會員一直在貫徹各自的使命和責任，對於他們付出的巨大努力，我由衷表示敬意。同時，同看二十一世紀，誓將今後增強與各階層人士的團結，在世界上築起確實穩固的和平勢力。
　　在此，我要重申SGI的基本路線：
　　第一、SGI會員要尊重本國的文化、風俗、法律，作為好市民，為各自社會的繁榮做出貢獻。
　　第二、SGI會員要本看闡明生命尊嚴的日蓮大聖人的佛法，致力於實現永久和平，推進人類文化和教育的興隆。
　　第三、SGI會員要否定戰爭等一切暴力，為人類幸福和世界繁榮盡力。為此，把廢除核武器和實現沒有戰爭的世界作為兩大目標，並支持《聯合國憲章》精神，協助維持世界和平的各種活動。
　　以上述三點作為我SGI的基本路線，今後也要高舉人本主義的旗幟，同世界擴展友情的網路，共同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