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屆「SGI之日」紀念倡言

世界精神的巨光－－人類史的黎明

池田大作，國際創價學會會長

1994年1月26日

對「共生」秩序的新設想　以聯合國活性化為軸展望亞太文明

　　冷戰結束後四年，世紀末的急流有增無減，時代正要面臨重大的轉折。世界形勢不穩的現象日益顯著，千變萬化，令人目不暇給。冷戰的終結，人類期待更具希望的新世界秩序的方向，可是這一期待很快便落空了，前途莫測，呈現出一片混沌。
　　尤其是不景的陰霾籠罩看世界經濟，各國都處於經濟困雞之中，苦苦掙扎。當此之時，人們往往目光如豆，只顧眼前，變得內向起來。所以，重要的是，決不要把自己的內心封閉起來，而要以地球規模的廣闊視野，摸索前進的道路。
　　在遺越來越需要相互依存的世界，縱想一國獨自尋求繁榮也是不可能，非採求互相協力，共存共榮之路不可。國與國的關係也好，人與自然的關係也好，可以說，共同生存、共同繁榮的「共生」乃時代的關鍵。當今需要是全球的「為共生的總體革命」，因此而需要人類的精神變革。我們推進的「人間革命運動」就是其基礎。
　　同時，時代的去向愈加不明朗，愈加重要的是，不要陷於悲觀主義，要有積極意義的樂觀主義，以「希望」為口號，充滿挑戰氣慨，勇往直前。
　　陷於泥沼的前南斯拉夫內戰，意大利、俄羅斯極右、右派勢力的抬頭，德國新納粹橫行，近來世界形勢的不穩定因素很多，但另一方面，也能看見光明的預兆。去年二九九二一年），簽署了巴勒斯坦臨時自治協定，中東和平邁出劃時代的一步。不過，‧遲遲未能付諸實施。可見，解開一團亂麻並不簡單。
　　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去年（一九九三年）曾訪問創價大學，在演講中談到，「最重要的是深思熟慮地結集人類的睿智」，「現在重要的是進步和漸進的改革。這種漸進性才是人本來有的特性，（中略）是打開新時代的最佳途徑」。正因為是嘗透急進主義思想之「惡」的過來人，這番話令人感到以新思維打開了困難時代的人道主義政治家的智慧光輝。就是說，除了結集人類的睿智，朝看和平、發展、共生，踏實地、頑強地、一步一步地走改革之路，軌別無他途。

亞太和平文化機構

　　我今年（一九九四年）的和平之旅會由亞洲起程。無須贅言，明年（一九九五年），日本將迎接戰爭結束第五十週年。戰後，日本以起超歐美經濟為口號而發展，對於亞洲各國，包括戰爭責任問題的關注，說不上是充分。在迎接戰後最大轉折時期之際，我國不得不從身邊的問題重新審視過往與將來。
　　首先必須作為亞洲一員採取負責的行動，贏得亞洲各國的信賴，這就是我的決心。有一句這樣的口號：「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意思是，著眼於整個地球，著手於身邊地域。我本人的決心，是把這「地域」擴展到亞洲，採取自己的行動。
　　距今八年前，我在紀念第十一次「SGI之日」的提言中，曾展望亞太時代，提出「亞太和平文化機構」的設想，並建議召開各國領袖聚會一堂的「亞太高峰會議」。
　　這一設想是希望創造一個讓亞太各國能在平等立場上，經常互相對話的場所，藉以解決地域性問題，即和平與人權、裁軍與經濟發展、推進文化與學術交流等。為了亞太各國之間平等互惠合作關係的發展，我認為這一合作機構是十分必要的。
　　那時我曾說過，漸進地從可能處看手，以錢活變化的精神，一步一步建立起基於相互信賴的值久的對話機構，開始時也可採取鬆散的「會議」形式作為起步。
　　當時我腦襄所描繪的構思，是在亞太地區也可效法歐洲建構新秩序的嘗試。即是說，亞太也需要歐洲CSCE（全歐安保合作會議）那樣的對話機構。CSCE並不是常設的地域機構，而是加盟各國會集一堂，連續召開會議，積累成果。
　　我提出了上述構想是期望在亞太地域能設實這樣具有靈活性的對話場所，也是出於這一基本認識。尤其是作為新的構想，使之與各國的NGO（非政府組織）聯繫，以「和平」、「裁軍」、「發展」、「文化」為基本座標軸，成為「反映民眾之聲的論壇」、「活用民眾聲音的組織」。
　　亞太是極富多樣性的、蘊涵看開拓新文明可能性的地域。我在此特別設定不只是亞洲而是「亞洲太平洋地域」這一結構，其一是對亞太文明寄予期望。
　　締結EC（歐洲共同體）之父卡雷爾基博士（Count Richard Coudenhove Kalergi）、歷史學家湯因比博士往和我對談時，基於各自的歷史觀，對亞太文明的到來寄予巨大期待，令我難忘。
　　其二是考慮到，撇開與亞洲關係甚深的美國的構想則不切實際。問題是美國、中國、日本，可能的話，還有俄國等，如何互相協調、合作，這是須曳不曾離開我腦際的課題。宏觀地說，這是「歷史」、「文化」、「民族」、「社會」不同的美國文明、中國文明、日本文明等等，各種文明「協調」與「融合」的大實驗。
　　去年（一九九三年）在西雅圖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使我感到推進我的這一構想的預兆。我特別注意到匕TEC聲明中提出了「共同體」。這是本世紀第一次亮出亞太為一個統一的共同體的旗幟，對其積極性，我要予以高度評價。
　　八年前，我曾強調召開亞太高峰會議的必要性，所以能明白卜PEG加盟國首腦聚會一堂，召開高峰會議的意義之大。各國的異見依然存在，但以「開放的地域主義」為口號，開始增進相互理解，朝看強化友好關係的方向前進。APEC以鬆散的結合體為目標，今年（一九九四年）也預定召開首腦會議，令人有趨向制度化之感。
　　今年（一九九四年）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那就是據聞將由日本主導，創設可說是卜PEG 文化版的「亞太文佔交流合作會議」（臨時名稱）。
　　聽說還建議發揮NGU的力量，組織民間層次的「亞太地域社會智能交流推進網」。作為歷來對不僅經濟、安全保障，而且要重視「教育」、「文化」視點的強調者，我誠摯地歡迎這一動向。

新設「聯合國亞洲總部」

　　一九九三年九月，我訪問了哈佛大學，第二次在那裹演講。當時，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論文（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在哈佛大學正引起人們議論。
　　他認為，在冷戰結來後的世界，西歐、儒家文化、日本、伊斯蘭教：印度教、斯拉夫、拉丁美洲這七種文明的衝突是造成問題、糾紛的因素。其中西歐對非西歐的「文明衝突」，潛在看引起世界最大暴力糾紛的危險性。
　　的確，這個世界上，不同民族擁有各自的文化、宗教，形成文明。但是，這種文化、宗教的差異未必非對立、衝突不可。從歷史上看，同一民族裹宗教等雖然不同，而和睦相處的例子很多‧。問題是弄清在甚麼條件下會產生這種對立，從而找出解決方法。
　　所以，如何多層面地建造以協調思想為基礎的抑制機構，不使對立、衝突演變成糾紛，才是關鍵吧。道襄的關鍵詞是產生、維持秩序的「協調」，尤其是「抑制的思想」。
　　如借用約瑟‧奈（Joseph Nye）的話來說，「軟能不是競爭力，而是協調力」，那麼，這就是以迴避競爭引起的「分裂」，帶來「協調」、「結合」的軟能為基礎。為此，必須的是，看如何把自制力、抑制力作為國際社會的行動準則，置於共同體系統之中。
　　我從以前就考慮，亞洲地域需要一個聯合國的地域總部，即「聯合國亞洲總部」。作為聯合國機構，已經在曼谷設有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ESCAP），在東京設有聯合國大學。亞洲人口眾多，有十二億人口的中國，八億人口的印度;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等戰火不斷，現在也存在看地區糾紛、朝鮮半島的分裂、對立等威脅和平的問題;再加上人權問題、環境問題等日益深仇，不正應該在亞洲設立一個聯合國的地域總部嗎?
　　在歐洲，有全歐安保合作會議，對建立新秩序作出貢獻;在日內瓦有聯合國歐洲總部，確立了歐洲與聯合國各機構緊密相連約合作體制。同樣，亞洲也需要有「亞太和平文化機構」和「聯合國亞洲總部」這兩個支柱。
　　「聯合國亞洲總部」設在何處?我首先想到的，一是「精神大國」印度。那裹是釋尊和平思想的母國，誕生了阿育王，本世紀產生過偉大的聖雄甘地、領導不結盟國家的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總理。
　　另一個選擇是，象徵「戰爭與暴力世紀」——二十世紀悲劇的、分裂南北朝鮮的廣大的「非武裝地帶」。
　　當回顧這一地區的歷史，或看見一片荒蕪和對立之地的現實時，也許「聯合國亞洲總部」和「非武裝地帶」的聯想會讓人感到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
　　但是，立足於南北分裂半個世界的歷史長期展望，我所表露的這種為了二十一世紀亞洲的心情，希望能得到體諒。關於南北分裂的基本問題，下面再詳加論述。
　　一九九三年尾，我會見來日本訪問的聯合國秘書長加利時，也提出了關於「聯合國亞洲總部」的建議。明年一九九五年，聯合國將慶祝成立五十週年，加利秘書長也希望我們予以協助。作為之GO，我們亦願意盡力支持。現在，因聯合國總部所在地的美國為中心，正簿劃幾個慶祝五十週年，提高民眾意識的活動。
　　美國SGI計劃了各種慶祝活動，如在聯合國發祥地舊金山舉辦「紀念文化節」、在紐約舉行「聯合國復興會議」、在費城舉辦「世界民族文化展」、在佛羅里達舉行響應聯合國「世界兒童日」的活動等。還有，美國SGI青年和平會議預定以五十週年為目標，研討對聯合國的具體支持、聯合國改革方案，提出建議。
　　眾所周知，聯合國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美、英、法、蘇、中五國的意向為中心而成立的。爾來近五十年，國際局勢與當時已全然不同，參加國家激增，已到了必須徹底檢視聯合國的結構、作用的時期。改革的最好時機就是這五十週年。
　　從這一意義來說，今後的一年是尤為重要的期間。應該薈萃才智，使聯合國成為配合冷戰後的新時代的國際機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聯合國復興。
　　一九九三年，我訪問美國波士頓時，作為國際創價學會和平貢獻的一個根據地，在那裹創辦了「波士頓二十一世紀中心」。眾所周知，波士頓是世界一大學術、知識中心。我希望「波士頓二十一世紀中心」成為貢獻於二十一世紀的各種睿智的發信地。
　　藉助國際精英們的力量，逐步整備中心的體制，對全球的各種問題發表意見。作為一個嘗試，「二十一世紀中心」不妨依靠專家的協助，在聯合國五十週年之際，提出聯合國改革方案。
　　會見加利秘書長時，我談及了「聯合國亞洲總部」的設想，同時還談到聯合國應考慮更大限度地發揮NGO的力量。對此，秘書長也表示完全同意。我的建議是，為加強聯合國作為人類、民眾代表的聚集這一面，以創新的思考召開「世界NGO高峰會議」或「世界NGO總會」，紀念五十週年。‧
　　「反映民眾之聲的聯合國」、「發揮民眾之聲的聯合國」才是聯合國改革的基礎，這是我的基本思考。在這一意義上，「波士頓二十一世紀中心」將立足於超越主權國家框界的全球立場，從NGO的觀點提出聯合國改革方案。
　　實際上，聯合國改革動向的焦點是在於安理會的改革。在去年（一九九三年）九月的第四十八屆聯合國大會上，已開始研究增加安理會理事國、變更安理會結構的改革。與此相關，我想談一談日本的國際貢獻方式，特別是參與聯合國的方式。
　　這次，明石康先生擔任了前南斯拉夫問題的聯合國秘書長特別代表。同是日本人，對於他敢向希望渺茫、極其困難的職務挑戰的決心，我抱有強烈的共鳴。聽說那裏的人們在嚴寒中連食物也沒有，我殷切地盼望聯合國的努力取得成果，早日恢復利乎。
　　然而，日本社會及日本人對前南斯拉夫內戰的關心還遠遠不夠。當然，日本與糾紛地區地理上的距離基遠，也是一個理由，但問題在於積極參與建構和平秩序的意識，在日本人當中還沒有成熟。
　　這種不關心、消極的背景，似在於日本人被批評為「一國和乎主義」的心態。我一貫主張，必須改變那種只要日本人平安無事就好了、只要日本繁榮就滿足的利己的被動的想法。
　　一直至今，從經濟上與世界緊密相連，在世界貿易中繁榮起來，成為大國的日本，即使想走「一國和平主義」的道路，也終歸不可能。因為那只會是孤立於世界的道路。
　　一九九０年爆發海灣戰爭時，關於日本參與國際貢獻的問題，曾大大衝擊了整個日本社會。本應以此為契機，深人討論在和平憲法的理念之下怎麼樣的國際貢獻是可能的，但終於淺嘗即止，不能不說那實在是遺憾的事。
　　我認為，在冷戰結束，摸索新的共生秩序當中，日本的任務越來越增重。日本已到了必須有合乎和平憲法的明確的國際貢獻觀念的時候。

安理會與日本對和平的國際貢獻

　　所以，日見重要的是參與聯合國的方式，是當前成為聯合國改革焦點的安理會改革，尤其是日本加人常任理事國的問題。從日本在國際社會所虛的地位來考慮，日本是無法繞過這個問題的。因為今天國際社會看日本的眼光，與其說是「期待」，不如說是要求負起與國力相當的「責任」。
　　從結論來說，日本應在聯合國安理會中更積極地發揮自己的作用。因為那可使日本發揮在戰後擁有和平憲法的經驗。作為一個經濟大國，日本在戰後保持（和平憲法）、不擁有核武器，努力於裁軍、銷毀核武器，為世界和乎作出不少貢獻，這是眾所周知的。
　　在視戰爭為違法，主張「國際協議主義」這一點上，日本的（和平憲法）與（聯合國憲章）可說是同出一轍。要把（和平憲法）的精神向世界推廣，日本當然必須在聯合國襄積極活動。
　　不過，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時，有一點必須留意，那就是日本如何在兼顧（和平憲法）下，回應聯合國的軍事行動，這個基本姿態必須考慮。
　　近來，聯合國從單純的和乎維持機能踏出一步，逐漸強化容許行使武力的和平執行機能。冷戰結束後，世界對於聯合國維持和平作用的期望不斬高漲，對於聯合國所作的積極回應是應予以高度評價的。但是，實際上聯合國還未具有這樣的力量和體制，卻朝前邁進，弄得不好就很可能成為糾紛的當事者，所以希望要審慎行動。
　　聯合國秘書長加利在日前向安理會提出的關於PKO（和平維持活動）是歷史上最初的「和平執行部隊」——第二次聯合國索馬里活動的報告中勸告，應放棄通過聯合國部隊行使以武力強制解除武裝，轉回執行歷來把重點放在人道援助物資運送路線的護衛活動等的PKO任務。急於行使武力未必有效，這可說是一個例證。
　　有了索馬里這個例子，並不能判斷今後聯合國PKO的所有方式。聯合國今後也必須隨機應變地處理種種事態。但在那種情況下，如把「軍事力量」作為硬能，也不可忘記聯合國的基點始終在於協調各國、調和行動的軟能。
　　所以，作為萬不得已的選擇，如果必須採取一定的軍事措施時，也應該徹底認識到那是「必要的惡」。說來就是有無對行使武力的抑制心。
　　在和我會見時，加利秘書長談到他喜愛讀的書，少年時代他曾崇拜拿破崙和亞歷山大，但長大以後變為尊敬甘地和湯因比。由此也能推想，即使是迫不得已而行使武力，秘書長也完全清楚聯合國的本質是作為系統的軟能。
　　日本若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當然也必須考慮最小限度的軍事參與，而這種場合，保持（和平憲法）的日本的行動、發言他會具有相應的分量。
　　現在的安理會被批評為大國主導型，容易傾向於行使武力。在這種情況下，我期望由於日本加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小國家的意向也得以反映，從而作出更平衡的選擇。作為積極意義的「抑制力」，日本要發揮抑制大國橫暴的力量。這也關係到提高聯合國本身的正當性。
　　在和細川首相的會談中，加利秘書長也談及日木進人安理會的問題，他說:「派遣PKO人員不是進人常任理事國的條件。負擔PKO財政是所有加盟國的義務，但沒有規定必須參加PKO」。並表示，日本應該在人道援助、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作出積極的貢獻。我覺得，這是秘書長的期望的坦率表明，提示了重要的視點。
　　種種因素糾纏在一起，現在各地頻頻發生紛爭。實際上，總是在紛爭深刻化以後聯合國才採取行動，但如何防患於未然，也是聯合國的重大課題。 紛爭的背後，是貧困、飢餓、壓迫、歧視等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構造問題糾纏一起。尤其是經濟問題如能解決，相當一部分的紛爭就會解決。無視紛爭的根本原因，採取傭重軍事的解決方法，終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怎樣解決各個地區的社會問題，使整個地球生活得到改善、安定，當然是經濟社會理事會的課題。
　　所以，這裏需要的不正是安全理事會和經濟社會理事會的緊密聯繫嗎?安理會擁有執行權，強而有力，與之相比，經濟社會理事會不具有採取強制措施的權限，被視為軟弱的機構。從其重要的使命來說，強化經濟社會理事會是聯合國改革的重要一環。今後，如何建立聯合國總部內、以及聯合國系統裹各機構之間有效率的聯動，將是一個重要課題。
　　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後，若能朝這個方向發揮調整的作用，可說是重大的國際貢獻。
　　大約二十年前，作為初步的構想，我曾向世界提出是否可能成立「保衛聯合國世界市民大會」的類似組織。雖然距具體化似乎還甚遠，但不管怎麼說，如何大量培養超越一國、一民族限界的、具有世界性眼光的人才，是從長遠觀點來看的使聯合國活化的生命線。

對青少年問題的觀點

　　面對這一課題時，現狀決不容樂觀。尤其那些我們必須把二十一世紀寄託給他們的青少年的眼光，怎麼也說不上是明亮地朝向未來和世界。所以，我在此不得不改變一下角度，談談近來的、特別是發達國家的青少年問題。況且今年（一九九四年）是聯合國定下的「國際家庭年」，青少年問題也可說是與此相關的最當前課題。
　　「孩子是社會的鏡子」，青少年的心能夠最敏銳地把握時代的動向，作出反應。即使從這一點來說，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崩潰的意義也是很大的。籠統地說，從俄國革命到蘇維埃聯邦崩潰的二十世紀大半時期，社會主義幾乎一直佔據看人類史理想之位。
　　儘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東西方國家對此有看微妙的差別，以所謂「紅色的三十年代」的一九三０年為中心，社會主義成歷史進步、發展的標誌，抓住了眾多不能容忍邪惡與不公平的人的心，特別是充滿理想的年輕人的心。這種趨勢到了本世紀最後的四分之一世紀以後，才總算開始褪色。
　　雪崩似的前蘇聯、東歐圈的崩潰，給那種衰退傾向加以最後的一擊。從此，那種噴發看朝氣蓬勃的青春能量的、驕傲地高唱（國際歌）的、英勇不屈的、獻身的、眼睛襄閃爍理想光芒的青年群像，從世界史舞台上幾乎消失殆盡。
　　青年們獲知「理想之鄉」並不是在彩虹腳下的烏托邦，而是一個相距段遠的、充滿壓迫與隸屬的荒蕪世界。他們被極其迷憫的價值觀漩渦所翻弄，沉溺於只相信金錢的拜金主義風潮，可說是極其自然的。
　　即使是「冷戰」的勝利者——自由主義各國也不例外。社會上無處不裸露看與勝利者的榮譽不相稱的荒廢面目。青少年的失足和犯罪增加，可說是典型事例。
　　憂慮今後並為此敲響警鐘的人多得不勝枚舉，例如，波士頓大學的約翰‧西爾伯（JohnSil- ber)校長認為，「最大的威脅存在於我們國家的內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他這樣闡述說：
　　「我們不折不扣地帶著自我放縱的痕跡。由於在舒通史富的生活中養成的習慣，我們的生活方式即使不是最壞的狀態，也遠不是最好。當必須以討厭的自制和克己作出角自身和子孫的幸福所不可欠缺的決定時，我們卻似乎沒有這種能力。缺乏自制能力的證捉，不佳表現在個人生活中，而且表現在社甘的I$方面。」（《甚麼使美田衰退》）
　　這並不是特別新穎的主張，只是隨意從手頭的書裹引用的、可謂「常識」而已。盧梭有一句經典名言：「你們知道使孩子不幸的最可靠方法嗎?那就是給孩子養成想要甚麼都能到手的習慣。」（《愛彌兒》）糾正為所欲為，是養成良好習慣的第一步。相反，沒有自制的自由、放縱，招致不幸、混亂以至壓制，此事古今同理。
　　但首先的問題在於這樣的常識和道理現在已難以讓年輕人無條件地接受。對於亨樂主義和物質主義的不滿在美國國民中蔓延，西爾伯校長由此看到時光轉換的希望，他的努力經營是可敬的，但事情恐怕並不那麼簡單。
　　因為這裹被質問的是一直作為現代文明推動力的原理本身。不消說，現代文明以便利和效率為發展的第一義，帶來了一味追求快樂這難以去除、難以抗拒的習性，享樂主樂形成了至上的價值觀。
　　所以，籠罩世紀末的物質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陰霾，可以說是忘了給人的慾望套上籠頭的現代文明的半必然的歸結。而且，工業社會的發展所帶來的都市化、信息化浪潮，吞沒了歷來青少年教育的重要場所　　家庭、學校、地域共同體，明顯限制了其原來所具有的「教養」機能。
　　在這種現狀下，原封不動地用從來的常識和道理來說教是困難的，弄不好的話，甚至很可能成為滑稽的材料，這是在（廣義的）實際教育中工作的人感受最深的。
　　對於青少年，只強調物質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現代文明的「負面」恐怕是不夠的，還應該提示取而代之的新的規範和價值，控制慾望、約束自己的人格形式的模範。若非由此信念所支撐的自制、自律，軌不會有確實的說服力，要推廣世界市民的道德風氣等也沒有希望。
　　往昔，置身於時代潮流的混沌中，果敢地向艱巨事業挑戰的，是「人類的教師」、偉大不朽的青年教育家蘇格拉底。當時，正處於雅典民主政治衰退期，那個時期所特有的價值觀混亂無可否認地覆蓋看當時青少年的心。柏拉圖的全部對話錄就是佐證。而一手執掌迷憫無助、校時代潮流激蕩的年輕靈魂的教導，財富與名聲皆能隨心所欲的是普羅泰戈拉斯（Protagoras）、戈爾哲斯（Gorgias）、普羅迪科斯（Prodicus）、希皮厄斯（Hippi－aas）等被稱作智者派（Aophists）的人們。
　　這種教導的其中一個典型就是苞諾芬（Xenophon）的《蘇格拉底言行回憶錄》（Memorabilia）中出現的普羅迪科斯所說的「赫拉克勒斯考驗」（Trials of Heracles）。因為它表現了一個古今東西共通的道德教育教科書模式，所以引文略為長些。
　　赫拉克勒斯在其從少年成長為青年時，面前擺有兩條道路，他當時不知該走哪條。這時兩位女性出現在他跟前。「一位容貌端麗，氣質高貴，身上裝飾自然清爽，雙昨含羞，穿看潔白的衣服，文質彬彬」。「另一位柔嫩肥胖，臉上塗脂抹粉，使肌膚看來更紅潤雪白，外形刻意裝扮，使身材看來更修長」。顯然，前者是要把赫拉克勒斯引向美德，而後者要把他誘向惡行。
　　惡行的誘惑就是盧梭所說的「使孩子不幸的最可靠的方法」，因文太長而在此割愛，只聽聽對赫拉克勒斯說教美德的女性的說辭。
　　「我決不會以愉快的樂曲欺蝙你，我牢可如公地、完全按照神所安排的這現宵，把真宵告訴你。因為世間善而美的東西，哪一樣都是不經辛苦、不經努力，神就不會把它給人。要想得到神的恩抗，就必須尊崇神;要想被朋友愛裁，就必須給予朋友善;要想在哪個城受到尊敬，就必須為之盡力;要想得到全希脫的歌功頌德，就必須竭盡全力為希臘謀幸福；要想使你的土地果貲紊扶，就必須耕作那土地。……」
　　這不但是與盧梭，更是與孔孟之流的儒家道德精神也相通的青少年教育的古典美模式，是任何人也不得不首肯的道理，是常識，也是正論。「世間善而美的東西，哪一樣都是不經辛苦、不經努力」就得不到，這種自覺的欠缺，正與西爾伯校長的慨歎如出一轍。
　　前面也曾論及，問題是現在我們所面對的社會狀況並不是處於如此說教而通用的階段，譬如用增加道德教育時間對應就可以的輕而易舉的階段。
　　順便說一下，最近，御茶水女子大學藤原正彥教授輸日本人品格的文章令人饒感興趣。根據自己的體驗，他注意到相比於英國騎士道、紳士道的日本武士道。為了恢復曾經使歐美人看迷的日本人品格，他痛感到有重看武士道之必要，並試圖讓大學一年級學生讀新渡戶稻造的名著（武士道），但年輕人拒絕之強烈反應超乎想像。
　　他寫道:「對於受過歐美型個人主義洗祖的他們來說，忠我、孝道、家庭責任等，不過是令人噴飯的東西，在近來的貲利伍先的風潮中，名巷、恥辱只是第二位。名巷重於生命之類，甚至有人憤慨言其荒謬。」
　　在這種風潮支配下，要使青年領會有價值的東西不是「不經辛苦、不經努力」就能得到的，恐怕是困難的事情。況且現代文明的價值基準在於便利、效率、快樂，口裏宣揚傳統道德規範的大人們，本身正完全沉浸於那種風潮之中，如此，古典的道德觀又怎可能照舊通用。不瞭解這一點，即使從高高在上之處自以為是地說教，也只會招致年輕人的掃興和拒絕反應。
　　本來，簡單的比較是禁忌，但是在雅典被頌揚的智者派們也一定是從高處啤魄後進，自以為是。正如柏拉圖生動地描述的一般，甚至以「人是萬物的尺度」之督旬聞名的普羅泰戈拉斯那樣的人也決然脫不出那種氣味。
　　尖銳刺中這一點的是蘇格拉底。讚一下對話錄中論說青少年德育的《普羅泰戈拉斯篇》、《梅農篇》（Meno）就會發覺，幾乎佔全部篇幅的，不是「甚麼是德」，而是「甚麼不是德」的斟酌。不論是勇氣、節制、正義、虔敬，普羅迪科斯在「赫拉克勒斯考驗」裏闡迷的那些既成的德目，哪一個都未能逃過藤格拉底斟酌的利刃。
　　在問答的最後，所有德目的根據都被推翻，問題歸結於德育到底有無可能。「……以上諭議之後，我們進而轉向所謂德目是甚麼這個問題，並重新考慮到底德目能否教授。」（《普羅泰戈拉斯篇》）「斟酌人怎樣具備德這一點是其次，我們只有先弄清德目本來是甚麼這問題，才能知道關於它（德）的其實確切的事情。」（《梅農篇》）
　　我認為，在現代社會，對於暴露出古色斑駁的淒慘模樣的德目也要徹底予以這種蘇格拉底式的斟酌，若不經過熔爐重新鑄造，‧就不會作薦新的倫理規範而復蘇。疏忽這一點，即使怎樣落力訓戒，年輕人的困惑和拒絕反應也全然不會改變，只會擴大代溝。
　　就蘇格拉底來說，德目是甚麼，德育能否實行，這類課題從哲學上蘊涵與「理念論已（Concept of idea）或「神話」（mutos）相關的微妙問題。
　　這一點暫且拋開不管，從教育觀點來看，最重要的是這一事實，即蘇格拉底驗證「甚麼不是德」的論證，比智者派主張「甚麼是德」的論證更具有說服力，更能抓住年輕人的心。這一點，從統治者懼怕蘇格拉底的影響力而必須以死來鉗口，也可以明了。
　　那種罕見的說服力、影響力來自何處呢?來自蘇格拉底比任何人都敏銳地認識時代，比任何人都尖銳地、深刻地凝視時代，比任何人都更強烈地投身於時代。
　　這樣有魅力的生活方式、人格所放射的磁性焉能不傳達到青年們感受性蓬勃的心中。在靈魂深處，這種以認頁回應認真‧的態度，正是任何時代也不變的，年輕的實質和特權。
　　梅農把具有誰接觸都會感電的強大影響力的蘇格拉底比做電鯤，蘇格拉底對他說:「要是因為那電鱗自身發麻才使別人也發麻，那麼我的確像電鱗」。
　　自己發麻才使別人發麻，我相信，這正是人性教育、德育得以確立的鐵則，是千古不變的「金科玉律」。這襄毫無教導者從高處脾魄學習者的姿態，徹底保持平等公正的視線。由此發出的，是整個人的人格與人格的互相接觸、互相碰撞、親密而和睦的共嗚和弦。
　　這襄所形成的信賴的「形式」正是古來之所謂「德」。想來從欠缺這種整個人的觸發這一點，可以幫助我們找出失足或犯罪增加等現代青少年問題的遠因、根本原因。起碼不看清這一點，種種「對症下藥」也就不能充分發揮作用。
　　從這個意義上，我也要強調我們展開的SGI運動的意義。因為「電鰩」之喻，的確與大乘佛教的精髓——「同苦」精神一脈相通，「一切眾生受的異苦悉是如來一人之苦」（《涅槳經》），「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維摩經》）。秉持著這種精神，SGI運動具有卓越的人性教育的一面。因為撐簡在這一深流之中，我們昂然地懷著「創造歷史的確是這艘船」的信念，在人類史的大道上闊步前進。
　　蒙田（Montaigne）在（隨筆集）（Essays）裹說:「有人問蘇格拉底是哪兒的人，他不答『是雅典人』，而答『世界人』。他擁有異常充實面廣闊的思想，把世界作為自己的城鎮，把自己的友人、交際、愛情擴及整個世界」。
　　因此，我在以前（一九九０年）的「SGI之日提言」中說過，「真正的宗教，定能培養出有深度的、真正的世界市民」，呼籲與其在各宗教之間無原則地妥協、勾結，不如互相在培養世界市民上競爭。

邁向東北亞的悠久和平

　　不過，亞太安全保障方面目前最大問題之一，不消說，就是東北亞的和平問題，即大韓民國（以下簡稱韓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為北朝鮮）的分裂、對立狀況。
　　一九八六年一月，我曾就南北分裂和對立發表提言，當時認為最首要的是實現南北最高領導人的直接對話，表明「互不侵犯、不戰」。可惜，作為最高領導人的韓國總統和北朝鮮國家主席還沒達至直接對話。
　　但是，一九九０年九月，第一次實現了南北總理會談。翌年，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在漢城舉行的第五次南北總理會談上，南北的總理在「關於南北之間和解和互不侵犯及交流合作協議書」上簽署了各自的國名。
　　這協議書上，明確記載了「南北互不侵犯」、「不向對方使用武力，不以武力人侵」、「通過對話和交涉，解決意見對立和糾紛」，也表明了協商、推進關於非武裝地帶的和平利用問題。這協議書在一九九二年二月的第六次南北總理會談上，與「非核化共同宣言」同時生效。
　　由此構成了和平共處的基本架構，但其後韓國圍繞北朝鮮「核開發」而要求解消疑惑，北朝鮮則要求美軍撤出，雙方互相攻擊，陷人僵局。
　　去年（一九九三年），對於南北對話來說，是嚴峻考驗的一年。圍繞北朝鮮核開發問題，對話中斷，交涉觸礁，一直未見進展。
　　即使已成懸案的「核檢查」能夠得以實施，朝鮮半島通往非核化的道路還會留下許多課題，危機四伏。

關心居日韓國人、朝鮮人的人權

　　其次，我想談一談戰後半個世紀的另一個最大的問題。那就是在日本居住的約七十萬韓國人、朝鮮人的人權問題。 　　
　　我認為，這一問題是日本國內的問題，但同時在改善日本和韓國、北朝鮮以往不幸的對立關係上也是重要的問題。當此國際化時代，日本為贏得國際社會的信賴承認，這是無論如何也必須解決的問題。
　　有許多韓國人、朝鮮人在日本定居。戰後移居日本的人也很多，但多數是一九一O年日本合併韓國以後，租先餡下的土地被沒收，為了生存而背井離鄉的人、因戰爭被抓來的人、和他們的後代。 　
　　我深為痛心的問題之一，是他們雖然獲得日本永久居住權，但並沒有得到作為基本人權骨幹的「參政權」。雖然和日本人完全一樣地交稅金，卻未被賦予權利。
　　在挪威、丹麥、瑞典，十八歲以上的外國人在當地居住三年以上，軌被賦予地方選舉權。在澳大利亞，交納不動產稅，軌獲得市鎮村的選舉權。在法國，幾個市鎮村正在考慮讓外國人可以成為諮詢議員，藉此開放參政權的道路。
　　旅日的第一代人固不待言，在日本生長的第二代、第三代，長年不被賦予作為基本人權的參政權，對於這種現狀，應予以更大的關心。戰後半個世紀，日本如果要一邊對國際社會作出貢獻，一邊謀求繁榮，那麼，重要的是首先在日本國內解決於戰後仍受歧視的人們的種種問題和賦予他們最基本的要求。　　作為一個體驗過二十世紀戰爭世代的人，目睹日本國內對那場戰爭的負債猶未清算，將近半個世紀過去了，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卻還沒有掙脫分裂的悲劇，從侄楷中獲得解放，我認為必須掀起新的改革浪潮。正是基於這一想法，我曾幾次發表提言。

加緊實行裁軍

　　最後，我要談一下在摸索國際新秩序當中，必須使裁軍得以落實。即使從世界性不景氣的經濟方面來說，裁軍也是迫切的課題。
　　冷戰結束之際，最被人們期待的是，不再像以往那樣把金錢娘費在軍備上。可是，實際上裁軍並沒有顯著進展。削減軍備投資，用於和平，即所謂「和平分配」也化為泡影。尤其值得憂慮的是，亞洲正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購人地域。
　　從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一年五年間，美國、蘇聯、法國、英國、中國這五個國家佔世界武器輸出的百分之八十六，這些武器使國際糾紛更陷人泥潭。特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聯合國安理會約五個常任理事國佔武器輸出的八成以上，與維持和平表裏不一。
　　第三世界各國購買武器，必然使本來就困苦的經濟狀況更加惡化，影響民眾生活的改善。冷戰的結束並沒有變成好的因素，實在令人遺憾。資金本應用於食物、臀療、教育等，卻被用來購買武器，這種現狀必須改變。
　　這個問題沒有一蹴而就的解決方法。首先，武器輸出大國要率先進行裁軍，把軍事產業改為生產民需品，減少輸出武器。在這一點上，如許多人所指出的，戰後的日本由於「輕武裝」而取得顯著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樣本。
　　一九九一年，在日本、EC（歐洲共同體）的提案下，聯合國大會制定了武器轉移登記制度。但這一制度沒有強制性，只能全憑各國自覺登記。靠這個不充分的制度來抑制武器輸出是不可能的。在這一點上，戰後與一切武器輸出無關的日本，有資格為制止世界武器輸出、抑制武器輸出制度化盡力。
　　與此同時，為使第三世界停止購買武器，有必要和經濟援助結合起來。嚴格檢查武器的購買，對於大量購買武器的國家不進行經濟援助，如果這樣的系統能在世界上制度佔，就會取得巨大成果吧。

全面禁止核實驗

　　明年，一九九五年，對於世界和平是極具象徵意義的一年。聯合國成立五十週年，同時廣島、長崎被投放原子彈也過了五十年。來年（一九九五年）春天，將召開會議，重新討論禁止核擴散條約（NPT）是無限期延長，還是一定期間延長。雖然如此，近來對核裁軍的關心卻日見冷漠。
　　冷戰結束，雖然沒有了過去核超級大國之間嚴重的核競賽，但對於龐大的核武器依然存在於地球上的關心淡薄，這是值得擔憂的。如北朝鮮的核檢查問題所象徵的，核武器擴散問題也是一大課題，但如何盡早減少、以至消毀核擁有國的龐大核武器，可說是全人類的課題。我認為，應該以明年作為一個段落，圍繞核武器的種種問題，走上解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