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屆「SGI之日」紀念倡言

希望與共生的精神復興

池田大作，國際創價學會會長

1992年1月26日

　　從世紀末的混亂到秩序以海灣危機的騷亂開始，在蘇維埃聯邦解體、獨立國家聯合體誕生之中結束的一九九一年，確實是歷史上罕見的動盪、劇變的一年，由此的確能聽見「民主」時代的跫然走音。但何止於此，在宣告新時代來臨的激動人心的音色之中，又混雜著很可能破壞一切秩序的、幾乎震耳欲聾的轟鳴。正如激化的民族對立、糾紛所象徵的那樣，去年一年的「餘震」會以多大規模繼續到何時，無法預測，稍有差錯，這幾年世界史的地殼變動就很可能化為一個「初期微動」，而結局將成為慘不堪言的「大災禍」，尤令人擔心。

　　從世紀末的混亂中邁向必然到來的新世紀途中，橫桓著一個誰都不能繞過的人類史課題，就是如何創造出一個新的世紀秩序。

　　海灣危機、戰爭使人重新注視聯合國的存在及其界限（加爾布雷思等人認為海灣戰爭的主角並不是美國，而是聯合國），但不管怎麼說，其特色終究是一個在國際社會蠻橫無忌的獨裁者的野心。所以，與其說是某種構造性的歷史因素，不如說是種「一次性」的因素。

對啟蒙性合理主義敲響警鐘

　　與之相比，蘇聯的滅亡誠然是世界史現象，蘊涵者足以影響數世紀的、恒久的、普遍的意義，因為這一事件給作為歐洲主導型近代文明之特徵的某種傾向性明確打上了句號。構成那傾向性骨架的，一言以蔽之，是十八世紀以來的所謂啟蒙性合理主義，其形式是信奉遵循某種法則的歷史進步、發展理論的歷史主義和理想主義，或是以作為歷史動力的革命（常常是伴隨暴力的革命）為必然的政治激進主義。蘇聯的滅亡，即俄國革命的終結，給這種合理的、進步的、樂觀的觀點猛烈地敲響了重大的「警鐘」，可幸還不至於是「喪鐘」。

　　去年八月舊蘇聯保守派政變失敗後，法國新銳歷史學家菲雷說過：「俄國人使法國革命結束了。」這句話象徵地指出了來龍去脈，即法國革命屬於資產階級革命，俄國革命屬於無產階級革命，遵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史觀來看時，俄國革命是法國革命的繼承和發展。

　　由此視之，共產黨解散所帶來的蘇聯滅亡，也否定了其未完結的母體法國革命的意義。更確切地說，甚至是否定了基於階級鬥爭理論的法國革命觀本身。因為從法國革命到俄國革命的變革，被塗上一片「進步」的色彩，而這樣的歷史發展被認為是「必然的歷史」。

　　菲雷說：「他們（俄羅斯人）想重搞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中略）他們並不沿襲法國革命的實例，而是要從它的原則重新起步，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終結了法國革命。」所謂?原則」，不消說，是指「自由」、「平等」、「博愛」等理念和?人權」概念等，而這一原則在法國革命到俄國革命的「實例」中絲毫未被驗證。

　　誠然，歷來，尤其是俄國革命後，居於領導地位的畢竟是濃厚反映左派階級史觀的法國革命史觀。不論是少數精英集團的先鋒理論，還是由他們來代行權利的代行論，抑或靠暴力和恐怖支撐的獨裁論，無一例外，列寧、托洛茨基等俄國革命領導者大都是重複法國革命時羅伯斯比爾等雅各賓黨的足跡和現象。

失去威望的階級鬥爭思考

　　而且，不能否認，資本主義矛盾的擴大，其反作用使得這種階級史觀具有魅力。這樣，把布爾什維克主義置於雅各賓黨主義的延長線上，由此看歷史上「必然」的進步與發展的這種觀點，除了蘇聯以外，在法國、日本等地亦曾風行一時。

　　據說，這樣的階級鬥爭學說近二十年來威望逐漸衰退。無庸懷疑，其背景在於社會主義陣營的相對的地位低墮（順便一提，?蘇聯侵略捷克斯諾伐克事件」發生在距今二十四年前）。

　　並且，在新思維的風潮裏迎來的法國革命二百年的議論中，誰都了然的事實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已不再是解釋歷史的主角。時過二年，蘇聯倏忽冰消瓦解，給社會主義七十年歷史打上休止符，吹散了「進步」的幻想，是決定這種趨勢的最後一擊。

對戈爾巴喬夫改革的評價

　　即使如此，成立時也好，後來的過程也好，如先天的斑紋一般烙印著暴力與恐怖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未見血流成河的慘狀而壽終正寢，回頭想來幾乎是奇蹟。菲雷等人也說：「與預料相反，實在驚訝極了。」關於帶來這奇蹟般事態的巨大因素，若舉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這個人物的存在，他對新思維決不退縮的信念，大概任何人都沒有異議。不打破蘇聯的框框而要取得改革果實的新思維，在某種意義上不能不說是遭到了挫折。從對於黨官僚長年積怨重重，苦於經濟困難等國內情況急劇惡化的人們當中，幾乎聽不見對如今走下權力交椅的戈爾巴喬大的惋惜之聲，這恐怕也是可悲的事實。

　　然而，只要多少是頭腦冷靜、目光長遠的人，就決不會忽視儘管一再失誤，但新思維的七年路程，如東西德國統一等，是以眾多資深的蘇聯觀察家誰也未能預測的戲劇性速度進展的。雖然有時被超過自己的時流所播弄而進退維谷，卻決不改變致力於改革社會的初衷，如此的戈爾巴喬夫，誰有資格敢去批評？例如捷克總統哈維爾說過：「戈爾巴喬夫作為典型的官僚上任，卻作為真正的民主主義者離位。」我相信，後世的史家將證實這一評語的正確。

法國革命與俄國革命

　　不愧被稱為罕有的文人政治家，哈維爾總統以短文明晰而溫存地回顧曠代的哲人政治家戈爾巴喬夫的足跡。像篇動人的安魂曲般的短文，其中有這樣一節：

　　「共產主義失敗的根本原因大概就在於這極具野心的思想意識的本質，即主張意識形態能夠說明一切，因而要管理一切。共產主義致力實現這種（事實上不可能的）沒有矛盾而十全十美的思想體系。由此產生共產主義的最顯著特徵，即全體主義性質。」

人的傲慢與理性的神化

　　這樣的主張，其他論者也提出過，並非鳳毛麟角。而且，在英明之光隨處閃爍的總統的文章中，這一段落可能也不會給人留下突出的印象，但其含意是怎樣反覆強調也不為過的。因為它通連著一個古老而新鮮的主題，那就是人的傲慢?? 一切要從心所欲。

　　驕矜、傲岸，在近代用「理性信仰」裝扮一新，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這信仰創造出一種對歷史天真爛漫的樂觀看法，認為它會受神聖的理性所引導，穩健地向著烏托邦前進。這樣的近代啟蒙合理主義，雖然以哈維爾所說的「十全十美的思想體系」為目標，其實，如蘇聯共產黨七十年歷史所證明的那樣，招致的只是與烏托邦毫無共同之處、一種異乎尋常的「理性信仰」。

　　欲從善而作惡，這樣適得其反的情形，不僅布爾什維克主義，雅各賓主義也體現無遺。關於這點，當初支持法國革命，但被斷頭台的血刃嚇壞了，並轉向保皇派的文豪夏多勒里昂把雅各賓主義稱為「惡名遠播的至善論體系」，與上文所舉的「十全十美的思想體系」一語如出一轍。

　　把這種理性的倨傲視為人的「抽象化精神」帶來的災禍，一生與之「戰鬥不止」的人有法國哲學家馬塞。據說他相當年輕時就直覺到在「自由」、「平等」、「博愛」等抽象口號背後潛藏著的對平等主義的狂熱盲從，和恐怖主義有著不可分開的關係。

　　所以，他無所顧忌地斷言，不論用怎樣美麗的口號來裝飾，也從不曾對血腥的革命劇有共鳴，與恐怖政治帶來的罪惡相比，莫如說還是舊制度較好些。

　　誠然，馬塞的態度從某種意義來說也許是極端的。「人權宣吉」為人所高歌的諸權利，內容且不說，原則上總算作為人類共有財產，正取得市民權。法國革命對這一點的貢獻是不容置疑的，但同時也不可忘記，這是革命二百年後最近才爭取到的立場。直到二十五年前，把俄國革命作為繼承法國革命衣缽的左派意識形態還極其猖獗。請別忘記我們還是剛剛從沉醉於法西斯主義等風靡二十世紀的意識形態中蘇醒過來。

　　惟其如此，對馬塞那樣始終不渝地批判意識形態應予以關注。在他的著作（Man Against Society）的一章《抽象化的精神??戰爭的要因》中，他說：「從我必須準備滅絕對方（敵人）的那一瞬間，我必須忘卻對方的實在意識。

　　為把那人格變成蜉蝣一般，須將其存在變換為一種抽象概念，即共產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或非法西斯主義者……。」

阻斷人情的「自然流露」，墮入狂信

　　確實有道理。不限於戰爭，人若感覺到對方的具體人格，或甚至是親密的鄰人，就不會簡單地用武。以前我在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大學演講時曾引過名著《打赤腳的達利埃》中一位羅馬尼亞農夫的話：他被迫與平時互相來往的鄰居保加利亞人打仗。

　　「我們跟保加利亞人有仇恨嗎？不是朋友嗎？幸好伊凡和史丹都戰死了，要是還活看，和他們在戰場上碰頭，該多麼害臊！」這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自然樸素的真情，自古形成人們之間的紐帶。馬塞所說的「抽象化的精神」，強行阻斷這種人情的自然流露（不是宗教上的超越），而取代之以憎惡、怨恨、嫉妒等，以這些歪曲了的「感情」把人們驅向狂信行動。與法國革命同時代的英國思想家伯克，在被稱為保守主義經典的《法國革命隨想錄》一書中，屢屢用作關鍵詞語的是「自然」一詞，在伯克看來，法國革命的激進方式悖逆「自然」，所以才會背負上反人性的命運。對於伯克的漸進的典型英國式思考、見解，不曾為「保守對革新」那食古不化的思想體系所禁錮，值得重新注視。

　　抽象思維的確是人固有的能力，沒有它，我們一天也不能生存。但是，必須不斷以現實來驗證。如果疏於此，抽象概念孤行、狂奔，那就會在人與社會上留下不可彌補的傷痕。不幸地，不論法國革命還是俄國革命，受到大肆宣揚的光榮足跡背後，亦持有這種「抽象化精神」帶來的陰暗淒慘一面，而現今我們已到了必須認識這痛苦教訓的時候。雅各賓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階級鬥爭形態恐怖政治，以抽象概念掩蓋無數犧牲者的慟哭，這種重視意識形態而蔑視人的歷史觀，與從克里姆林宮塔尖上降下的舊蘇聯紅旗一樣，遲早必定會消逝，成為過去的遺蹟。

生動描寫兩個革命的黑暗側面

　　為確認以上所述，同時也進一步證明人之業──欲從善而作惡、想要支配卻經常被支配之業，在此略為談及兩部逼真刻劃出人被風靡的「抽象化精神」所播弄的情形的文學作品，一是法朗士的《諸神渴了》，一是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據我有限的讀書經驗，認為這兩部作品很出色，分別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的負面和黑暗的一面。我確信，不傾聽他們的述說，就不能正確地繼承兩個革命的遺產（以何為遺產，議論亦將會分歧）。

　　《諸神渴了》的梗概是一個叫埃瓦里斯特‧加默蘭的青年人，滿懷革命理想，當上革命法庭的陪審員，不徇私情，以嚴峻的裁判把許多敵人送上斷頭台，但因果循環，最後自己也和老師羅伯斯比爾化為斷頭台上的朝露。

　　與很多革命家一樣，加默蘭也並不是天生的冷血漢，恰恰相反，他是心地善良的青年，不忍著看母子飢餓，雖然貧窮，卻能把麵包分給她們，自己泰然地忍飢挨餓。他一片純真，有獻身精神，雖犧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可怕的是，這樣的純真、理想主義往往會成為「抽象化精神」魔力的俘虜。作者這樣描寫加默蘭專心聽羅伯斯比爾演說時的內心情緒：

　　「聽賢哲羅伯斯比爾的演說，他發現許多更高更純粹的真理。他能理解革命的形而上學，把自己的精神提升到超越了偶然、一種不會陷入謬誤感覺的、絕對確實的領域。（略）加默蘭深深體會到懂得了拯救與破滅之語的信徒般的喜悅。今後，革命法庭要像過去的宗教裁判所那樣，追究絕對的犯罪，甚至是語言上的犯罪吧。因為他具有宗教的精神，所以能狂熱接受了這些啟示。想到自己是一個能辨別是非的象徵時，他牠的心昂揚起來，充滿了喜悅。」

人裁判人的狂妄

　　這一節把「狂熱信徒」的誕生和增幅描繪得栩栩如生，介紹出被抽象觀念迷惑的「平等主義盲信」與恐怖主義一體化的原委，今人毛骨悚然。無須贅言，它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受「涅恰耶夫事件」（沙皇俄國時代，青年革命家集團內部發生的私刑殺人事件）觸發而創作的《群魔》的主題深深相通，不僅加默蘭，也不僅法國革命，是學生運動和青年運動中屢見不鮮的自相矛盾論點，是悲劇。

　　法朗士借被視為作者化身的出場人物之口，痛斥人想毫不費事地裁判別人的狂妄，包括作為其背景的傲慢理性（雅各賓黨的確在巴黎聖母院召開過「理性祭禮」）。

　　「你這拼命要教化我們的雅各賓黨」，「為使我們有德、賢明，為讓我們崇拜「至高的存在」，揚言把我們送上斷頭台的笨拙法律家們」。

　　為與舊社會的過去訣別而重新創造制度和法律，在某種意義上也許是容易的，但要重新創造人可就沒那麼容易了。有關人的事情，如急於行事，必生勉強，勉強為之，唯有訴諸暴力與威脅而已。這就是政治激進主義必然附隨著暴力陰影的緣故。

　　《日瓦戈醫生》的主人公也不想隱諱對這種激進主義的明顯的厭惡。對恰好與加默蘭非常相似的年輕、純真、血氣方剛的布爾什維克空想家的雄辯，日瓦戈鄙棄地說：

　　「你們淨瞎扯。你們的精神指導者好像很喜歡諺語，卻忘了重要的一句，那就是用武力討不來歡心。而且，並未受人委托，卻硬要去解放別人，塞給恩惠，這種習慣像是怎麼也去不掉。」

　　日瓦戈是醫生，又是具有極其細膩感覺的詩人，在他看來，劃一的意識形態教育等只不過是俗不可耐的自以為是，何況乳臭未乾的年輕人揚揚得意地談到它，只能付諸一笑而已。這部名著中隨處可見日瓦戈對於這些傲慢、口是心非、只是單方面地對他強加沒有靈魂的理論，卻完全不能溝通的年輕人的憤怒。

　　確實，他們的善意是不容懷疑的。事實上，早期布爾什維克教育理論的中心人物克魯普斯卡姬（列寧夫人）等也信奉盧梭《愛彌兒》式的自然教育，是極好心腸的樂觀主義者。

善意底下的利己主義者

　　然而，人的樸素的善心等，只要沒有與本身內在的自私自利徹底決戰，就隨時會轉化為支配欲，那並不是赤裸裸的，而是用理論體系加以粉飾的、聽來頭頭是道的支配欲，這正是勞倫斯在《啟示錄》「聖徒」一章裏指出列寧的善意裏隱藏著的權力欲。這裏潛藏著「抽象化精神」的魔力，令日瓦戈憤怒：

　　「說要改造我的人生！能滿不在乎地議論這種事，也許那幫傢伙的確積累了種種經驗，但他們一次也不曾了解人生，不曾感受人生的呼吸、心臟的脈動。這幫傢伙把人生當作一種原料、需要他們加工的素材。可是，人生絕不是種等待鑄造的材料。人生，是自己不斷更新、永遠自我改造的根源。它不斷用自己的手改造、改變自己，遠遠超越我們的愚鈍的理論。」

　　我在別的地方曾談及這一節，覺得是日瓦戈批判意識形態批判中精彩的部分。然而，好心的布爾什維克不屑一聽，只是一個勁兒不厭其煩地絮叨入門書一般的教義。恐怕只差一步，他們將會從厚顏無恥變為橫蠻強制。

　　所以，在克魯普斯卡姬之後不久的斯大林時代的蘇聯，不信任人的馬卡連克式的管理教育取代了以人為中心的教育理論。無須再次指出，那種哈維爾所指出的「管理一切」的主張，大量產生出被稱為命名者的傲慢人群。

永遠自我改造的根源

　　以上略述《諸神渴了》、《日瓦戈醫生》，對「抽象化精神」所帶來的惡作了若干探討，而其惡的最大原因則在於「抽象化精神」從外部、外發地，並往往外壓地影響人的精神。

　　如日瓦戈所精妙談論的，人生「是自己不斷更新自己、永遠自我改造的根源」，有關人的進步和改革，除了靠內發的促進與內發之力自己完成以外，在真正的意義上是不可能的。來自外部的推動，始終不過是為了喚起這種內發性的次要原因而已。可是，迷惑於「抽象化精神」的人們把內發性原因當作觀念論，徹底地予以輕視，要勉強把一切都納入預先設定的外發性理論基準的框框。去年社會主義天翻地覆的崩潰，就是這種長年勉強一筆了帳的結果。

　　而且，理論粉飾一日一被剝下，內裏精神方面的荒廢如何殘酷地宰割人們的心，暴露無遺，不能不令人毛骨悚然。

　　所以，可以說現在最需要的是怎樣使作為人性的勳章和證明的內發性、內發精神在人與社會中復蘇這一點。

　　去年九月，我應美國著名學府哈佛大學之邀，曾作了名為「軟能時代與哲學」的演講，我一貫地闡述著的就是這一點。

　　榮幸的是，我的演講得到許多人共鳴與贊同，其中，美國的宗教研究權威、哈佛大學教授考克斯強調：欠缺內發性精神，不限於舊社會主義圈，這種現象在美國也很顯著，因此，我在演講中所極力主張的就是：怎樣使美國文藝復興時充溢著內發性復蘇，才是重要的課題。

　　不問體制如何，當今正成為文明論課題的內發性的文藝復興，正是我們要全力以赴的，因為所謂創價精神復興，是內發性文藝復興的別名。如果宗教停留於簡單的教義與形式，那只是硬能。當宗教陶冶人的精神而使內發的精神性煥發出來時，便開始綻放軟能之花。我確信，正是在這裏，我們所宣稱的「為人的宗教」的真髓光輝燦爛：正是在這裏，也含有日蓮大聖人佛法的世界宗教之因由。

精神大國印度

　　與此相關，想談一下印度。我不久將訪問這個闊別十三年的「精神大國」，正當日印恢復邦交四十周年，打算就今後的日印關係、亞洲形式等進行多邊的對話。我認為印度正是充溢著與上文所述「抽象化精神」相反的內發精神性的國家。

　　說到印度，腦海襄立刻就浮現出甘地、尼赫魯等偉人，不過單從政治路線這一點，亦可以察覺到兩者的極大差異。甘地是帶有濃厚的印度教傳統色彩的土著思想，與之相對，尼赫魯是靠近社會主義的現代主義者。但是，在排斥作為雅各賓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特徵的政治激進主義這一點，兩者是一致的。我想在這裏探究「精神大國」一脈相承的內發性精神的作用。

　　甘地有這樣的一句名言：

　　「社會主義像水晶一般純粹，因而為實現社會主義需要水晶那樣的手段。不純的手段將帶來不潔的結局。……（略）所以，不論印度還是世界，能構築社會主義社會的，只是擁有純粹的心的人、誠實的、非暴力的社會主義者。」

　　可以說，這是直接命中社會主義本質的、非常透徹的洞察。社會主義理論確實有被抽象化的性質，是美麗的理想，人們往往著急地要實現它，因為知道是好的，當然越早越好。其結果，過急地改變制度每每疏忽了重要的是推進它的人這一點。

　　因此，社會主義的致命缺陷，與其說是在於不能造就足以肩負美麗理想的「擁有純粹的心的人，誠實的、非暴力」的人，不如說是不去造就。不用說甘地，甚至是現代主義者的尼赫魯，也通過印度的優良傳統而認清了「抽象化精神」所造成的激進主義之惡。我認為，那不僅是印度，而且是人類的寶貴遺產。

　　甘地對於一切改革、變革，要求適應的人去推行。我們所揭揚的「人本主義」也是一樣，對於總算要從意識形態的惡夢裏醒來的現代，這是個無可替代的指標。所以，今年亦將以「人間革命」為基礎，在「人本主義」大道上奮勇前進。

期待地球高峰會議的成果

　　總之，戰後長期的東西對立終於結束。現在需要的是，配合世界地圖的巨大變化，明確描繪]新的地球社會秩序的藍圖，為之實現市薈萃精英。

　　我曾與羅馬俱樂部創辦人貝恰博士總括地討論過環境問題，編成對談集《二十一世紀的警鐘》。去年秋天，羅馬俱樂部自貝恰博士去世以來第一次發表了新的報告《第一次的地球規模革命》，其中提到為二十一世紀的生存，必須盡快地發動人類的精英，以免為時已晚，我亦有同感。

　　東西嚴重對立已消解的今天，必須認真對待貧困、人口爆炸、環境破壞等多年來的各種全球性問題了。尤其今年，是解決全球環境極重要的分水嶺。六月，世界各國首腦和有關NGO（非政府機構）將聚集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關於環境與開發的聯合國會議」，即「地球高峰會議」，我也是對其成果寄予期望者之一，不過，前景似未許樂觀。

　　眾所周知，這個聯合國會議是為紀念一九七二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召開二十周年而舉行。二十年前的斯德哥爾摩會議議決了許多行動計劃，而後又通過了各種國際條約，還設立了新機構，儘管如此，事態非但未好轉，反而環境破壞危機深刻化，南北對立也激化。

　　理由是明顯的。近二十年來，各發達國家拼命追求生活的豐富，在經濟發展至上主義的道路上突飛猛進。本國繁榮第一，對地球環境的考慮不過是次要的。雖然一直在援助發展中國家，但那並不直接關係到提高發展中國家人們的生活，貧困及隨之而來的人口爆炸被置之不顧。結果，這間接導致發展中國家內部的環境破壞。這些行動綜合後，便招致全球性環境破壞。

發展中國家婦女的教育機會

　　與環境問題並列，必須盡快採取某些措施的是人口激增問題。現在世界人口已達到五十四億，斯德哥爾摩會議以來就增加了十六億之多。

　　照此下去，據說二Ｏ五Ｏ年人口將達到百億，遠遠超過地球的承擔能力。而且，增加人口大都是發展中國家。俗語說「窮人孩子多」，這種現象在發展中國家也可見。現在發展中國家乳兒死亡率高，也與母親們要盡可能多生孩子的心理有關。

　　結果，人口增加率在貧困程度最嚴重的地區顯示出最高值。可以說，貧困問題不真正解決，人口問題也解決不了。

　　同時，另一方面是苦於貧困和人口增加的發展中國家，過度的人耕、無計劃的砍柴等，給自然環境以打擊。

　　地球環境惡化、人口增加和貧困就是如此密切相關，人類面臨著必須同時綜合地解決三大問題的極其困難的事態。

　　無須贅言，為脫出貧困，需要發達國家的有效援助，但歸根到底需要的是發展中國家自己的內發性開發努力。關鍵在於教育。

　　為控制人口，推進限制生育數量，教育是一個課題，但重要的是如何從總體上增加發展中國家人們受教育的機會。統計也表明，尤其是給婦女受教育機會，就會增加參與社會，減少生育數量。

　　怎樣改變這個地球南與北發展的不平衡，可說是當今人類所面臨的難題。基於這種認識，作為聯合國支援活動的一環，以創價學會婦人部婦人和平委員會為中心，在日本各地舉辦《WHAT 'RE孩子人權展》（聯合國兒童基金贊助，在三個地方展出）和《世界的孩子與聯合國兒童基金展》（在十一個地方展出），引起巨大回響。

　　據說，當前世界有大約一億五千萬幼兒處於飢餓狀態。因戰爭、惡劣的醫療條件、自然災害等，每天還有四萬幼小的生命喪失。推進這些展覽的目的就在於如何發揮想像力，加深對世界危機狀況的認識。這是向極為困難的課題挑戰，獨特的嘗試，即先進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人們怎樣從日常當中構成作為地球市民的心的聯結，對此，我也從側面盡力予以支援。

　　總之，要再一次強調的是，在九十年代期間，對貧困、飢餓和人口問題不採取有效措施，就很可能為時已晚。

難民救援活動是時代的要求

　　九十年代的全球性課題，還有一千七百萬人的難民問題也非常突出。通常逃避戰火而流向周圍國家的難民，加上要脫出貧困而湧到發達國家的人們，因民族紛爭而流浪國外的人們等，使難民人數急劇增多，正成為國際大問題。我們SGI作為聯合國的NGO熱心致力於難民救援活動，也是因為極深刻地認識到現狀。

　　的確需要抓緊對一個一個事態的對策，應該說九十年代是人類迫於選擇存亡的時代吧。

　　本來這樣的全球課題必須不分南北，一致協力以赴，但事實上是六月的地球高峰會議近在眼前，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對立尤顯而易見，令人憂心忡忡。

　　巴西聯合國會議的最大目標是綜合環境與開發的理念──具體展開「有可能持續的開發」，就是要放棄歷來破壞環境、浪費資源的開發，而探索能包括環境保護的平衡開發。展望未來，為子孫萬代造福，同時又滿足現在人們的基本欲求，這樣的開發被舉為目標。然而，圍繞如何具體地推進有可能持續的開發，南北對立似不易消解。

　　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追究責任的聲音似乎更加嚴厲：使環境這般惡化的首要責任在於發達國家的大量消費文明。加之，對迄今北方的開發政策批判十分強烈，因為與提高南方民眾的生活無關，不能防環境破壞於未然。

發達國家主導開發的轉機

　　不能否認，發達國家主導的開發構想確實不但談不上解消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反而造成龐大的累積債務，使他們失去注意保護環境的餘裕。

　　以往的援助一直未被使用，這一點也必須重新評估。發展中國家年度軍費據說達二千億美元，援助的資金大部分用於購買武器，這種現狀需要盡快改變。

　　要顧及不干涉內政，但援助國和國際機構如能建立綜合判斷被援助國家的軍費支出額、武器購入情況等，以決定援助與否的系統，就可以阻止發展中國家軍費的增大。

　　南北尖銳對立的另一方面，發達國家之間在對策上也不能步調一致，給地球高蜂會議的前程籠罩上陰霾。

　　例如，圍繞地球高峰會議的最大課題──防止溫室效應初步條約的議決，西歐諸國與美國的對立引人注目。對於消滅造成地球溫室效應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西歐諸國是積極的，而美國對溫室效應過程懷有疑問，擔心打擊經濟，故持消極態度。

　　出於南北對立和北方內部的對立這種極為複雜困難的情況，有人甚至對聯合國會議能否成功表示懷疑。

　　不言而喻，環境問題是在自然生態體系中如何構築共存系統的問題，因此，超越政治、經濟、科技領域，從根本上探究人的生活方式，是囊括從價值觀到未來社會文化方式的全部領域的複合性問題。

　　正因為如此，問題不只限於國內政治、經濟水平的對應，必須推進整個地球人們意識的變革，為此也迫切要求內發性精神。前面談及「抽象化精神」時，我心頭縈繞者環境問題。不拘體制如何，「抽象化精神」像對待人一樣，對自然也一直揮刀亂砍。尤其是社會主義各國環境破壞之慘，超乎我們的想像，記憶猶新。應該說，作為地球市民共同抱有危機意識的內發性意識變革，才真正是人類史課題。

　　與此同時，也面臨必須創建應付地球困境的國際體制、系統這一緊急課題。

　　由於東西冷戰終結、美蘇對立結束，聯合國活躍化，以至有「聯合國復興」之說。確實，以前那種在安理會亂用否決權，使聯合國機能癱瘓的事態已不復存在。

　　可是，另一方面，說到現在的聯合國能否很好地對應環境危機所代表的地球性問題群，卻決非如此。聯合國誕生已四十多年，圍繞地球的狀況與創立時大不相同。

　　在創立聯合國的人們的設想當中，對於現在這樣的地球性危機，問題意識淡薄，環境問題當然不能是主要課題。

彈性地對應地球問題群

　　所以我認為，已經到了著手正式地、徹底地改革聯合國，創立能對應新時代的國際機構之時。可以說，惟有在東西對立的重壓消除的今天，其開始才成為可能。

　　距今十三年前，我提出設立「環境國聯」時，在構想的基礎上就抱有一個信念：不久的將來必然需要它。

　　在這一構想的延長線上，去年我提出可否把聯合國安理會一分為二，新設「環境安全保障理事會」。對於此提案，不僅日本國內，而且得到全世界有心人的贊同，使我更信心百倍。

　　我看到時機正漸漸成熟。已經不是特定的五大國壟斷安理會及世界的時代。似乎有識之士也提出將聯合國安理會複數化，處理環境問題、糧食問題的方案。聯合國當局也希望以適應新時代的彈性的想法對應。

　　我想起北歐有代表性的和平學者卡爾通博士，我在日本曾與他幾度親切會見，反覆交換意見。卡爾通博士提出了饒有興味的聯合國改革方案，即提出將聯合國二院制，分為上院、下院，上院如現在這樣，一國一票，下院則按人口比例。

　　我感興趣的是「二院制」這種果斷的設想轉換。二院制妥當與否且當別論，這樣果斷的改革千真萬確是當今的要求。就是說，為有效地對應全球問題群，現在的經濟社會理事會及其相關的貿易開發會議、環境計劃、人口基金、開發計劃等機構體制不能說是充分的，可否設想兩個獨立的機構，一個是擔負維持和平機能的聯合國，一個是負責環境、經濟、開發、人口、糧食、人權問題等地球問題群的聯合國，以期徹底強化。

　　把前者叫「安全保障聯合國」，後者叫「環境、開發聯合國」如何？這樣就可以消弭對聯合國組織的批判，如四分五裂的橫向聯合，活動重複浪費等。

　　聯合國總預算、人員的七成被用於發展中國家的開發援助和人道活動，從這種現狀來說，新設「環境、開發聯合國」的確是時代的要求。與「安全保障聯合國」的安理會相當，設置「環境、開發安全保障理事會」。

　　不是現有的經濟社會理事會的再編加強，而是發展創設新機構，這一提案的理由就在於必須把「環境、開發聯合國」辦成決定國際意向的強而有力的國際機構，不單單是國際性協議機構。

主權國家集合體的界限

　　無須指出，現在聯合國的界限來自主權國家集合體這一組織形式。參加國的國家利益當先，很難從「地球利益」、「人類利益」的立場作出自主性決定。設想的「環境、開發聯合國」將超越這種界限，具備某種程度的強制力。

　　「環境、開發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非常任理事國應採取這樣的形式，即考慮GNP（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口多少等基準選出，再加上世界各地域代表，平衡地反映南北的主張。

　　當然，十分清楚，為實現這一構想，有幾個必須跨越的障礙。例如，眼下聯合國財政困窘，即使以現在的聯合國為基礎，可能也會有人懷疑創立新機構是強其所難。

　　但是，想到地球所面臨的深重危機，便感到加強對擔負解決重任的國際機構的財政支援，不是從一國利害，而必須從地球的立場來考慮。現在聯合國年度預算約二十三億美元，與年度多達一兆的龐大的世界軍費相比，從聯合國今日的重要性來看無論如何是不充足的。

　　尤其是聯合國缺乏財政預算去推進一個既能保護環境、又能持續開發的體制。例如，應具有重要使命的聯合國環境計劃年度預算僅僅四千美元，聽說這只相當於美國權威的民間環境保護團體預算的一半。

對國際機構的財政支援

　　在發達國家，除了日本，歐美各國確實也苦於不景氣和高失業率。「獨立國家聯合體」各國也面臨經濟危機，又轉回接受國際經濟支援一例。所以，也許一般認為有餘裕從財政上支援國際機關的國家很少。正因為如此，我要說，只有在東西冷戰結束的今天，毅然轉換想法，削減龐大的軍費，用它來增加從財政上支援聯合國的分擔費用、籌款金額。現今缺乏了把龐大資金投入軍備的理由和富裕。

　　更何況正式搞全球防止溫室效應、確保生物種類多樣性等各種環境保護，需要莫大的經費。最近，籌備六月舉行的聯合國會議的事務局算出了所需資金額，據說一年要一千二百五十億美元。如需要這麼多錢，從哪裹籌措呢？

　　除了大幅減削估計年間多達一兆美元的世界軍費之外，別無他途。一個具體的方案是，各國削減軍費，將其一部分捐作地球環境保護的「聯合國裁軍基金」。

　　這種為保護環境的資金，並非只由政府、自治體等公共機構負責，各國有關NGO也應該有所協力，這也含有散發意識的意義。包括募捐活動，要大家來出主意從財政上支援聯合國。

　　六月的聯合國會議將累集世界各國許多NGO(非政府機構)。NGO的參加被如此期待的聯合國會議還從來不曾有過，應該在這種場合互相充分談談這個現實課題。一直作為經濟社會理事會的NGO而對聯合國進行支援的SGI，也在考慮為地球高峰會議做出積極貢獻。具體地說，就是正計劃在這次聯合國會議事務局和巴西里約熱內盧環境局的協助下，以展覽──《環境與開發展》（臨時名稱）為中心，展開保護環境的啟發運動。

　　而我構想的「環境、開發聯合國」成功與否，則視乎各國能否由國家利益轉向「地球利益」，即以人類生存與地球存續為第一。

　　各國不要固執以往的國家主權至上主義觀念，需要有委讓一部分主權似的決心。

　　在這一點上，應參考歐洲共同體（EC）的成果。EC對不久的將來廢止各國貨幣，改換為共同的單一通貨的經濟、通貨同盟已作出決定。

　　進而在外交、安全保障方面，也要締結以共同政策為目標的政治同盟。這些都意味著國家主權的大幅限制乃至委讓。今後如何使這種脫離國家主權的潮流反映於國際機構，可說是一個重大的課題。

引人注目的國際課稅構想

　　例如，現在「國際課稅」的想法引人注目。六月的聯合國會議事務局已提出方案，為取得地球環境保護所需資金，開發、利用海洋、大氣等國際公共財產時徵收使用費。

　　如果各國政府徵收並交給聯合國這一形式得以實現，那麼，不僅有了地球環境保護資金，而且在消除把國家主權看得非常絕對的觀念上也別有意義。如EC的功能所象徵的那樣，在主權國家的方式被重新根究的今天，不是正應該積極探討實現的方向性嗎？

　　為超越作為主權國家集合體的國際機構界限，如何導入一直對保護環境、擁護人權、協助開發等發揮力量的NGO的建設性能量，是一個重大的課題吧。如何締造不單是政府，而且匯集了市民水平的呼聲的NGO等主要的國際行動單位全都能參加的新形式──伴隨在這一意義上新設的「環境、開發聯合國」而制定的「環境、開發聯合國憲章」將顯示以全球民主主義為基礎的、二十一世紀人類前進的道路。

　　一九九五年是聯合國創立五十周年，迎接五十周年，應掀起徹底改革聯合國的世界輿論。

加強世界和平基礎的意義

　　下面，想談談亞洲新形勢。

　　我在前年一月的第十五屆「SGI之日」所作紀念提言中，曾預測東歐興起的要求自由和民主化的浪潮不久將會波及亞洲，對分裂狀況被固定化的大韓民國（韓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朝鮮）之間改善關係寄予強烈的期待，而去年一年的變化的確是如我期待的那樣展開的。

　　關於南北的和平與統一，去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動向是（一）南北方同時加入聯合國；（二）通過《關於南北方和解與互不侵犯及交流、協助的協定》；（三）南北方達成《非核化共宣言》。

　　無須贅言，這不但對於兩國是分裂以來最重要的歷史事件，而且對於東北亞的緊張關係，對於加強世界和平的基礎也具有重大意義。

　　其中，兩國同時加入聯合國是具有打破對立構想的重要性的事件。以代表民族的單一席位參加這一願望是將來的課題，而同時加入則象徵著「共存的時代」。

　　再者，去年十二月中旬第五次南北總理會談上通過了《關於南北方和解與互不侵犯及交流、協助的協定》。

　　我在一九八五年SGI成立十周年紀念提言中曾評論亞洲方興未艾的對話趨勢，特別強調了韓國與北朝鮮最高領導人的首腦會談的重要性。接著，在翌年的提言中，又希望南北最高領導人直接會晤，誓約「互不侵犯、不戰」。

　　這次的協定明確記載了我所提議的「互不侵犯、不戰」之誓。還有，在第十一屆「SGI之日」紀念提言中提及的「把非武裝地帶作為和平與文化的根據地」的主張，在協議上也記述為今後南北方探討「關於非武裝地帶的和平利用問題。」

　　南北方「非核化共同宣言」的達成，不僅亞洲，對於世界核裁軍，也進一步起推動作用，值得歡迎。

　　已經迎來展示和平設計圖的階段，今後的事情是按照設計圖怎樣實行，將其現實化。強烈希望各方誠實地實行《關於南北方和解與互不侵犯及交流、協助的協定》、《非核化共同宣言》，將其具體化。

　　在今年的盧泰愚總統、金日成主席的新年賀詞中，也分別表示了對和平與統一的熱切願望。今後的階段，強烈希望在政府水平協議的基礎上，早日實現兩位最高首腦的直接會談。盧泰愚總統在年初的記者會裏也表示了與金日成主席直接會談的願望，估計「指日可待」。為強化政府間協議，將協議內容現實化，兩位領導人直接會談也有著重要意義。

　　縱觀從去年到今年的南北緊張緩和與和平的歷史浪潮，令人深切感到，這一地域──在世界國家中，戰爭和國家抗爭所帶來的犧牲最大的地域，堪稱其宿命的對立構造翻天覆地之日來臨了。

　　一同生活在二十世紀的我們衷心希望，不要錯過這個好時機，本世紀大半處於戰火，受盡外國侵略、統治、民族分裂之苦的兩國民眾，享受真正的和平，在繁榮中愉快地迎接新世紀。

期待重建新生的柬埔寨

　　進而還想談談柬埔寨的情勢。我在四年前的「SGI之日」紀念提言中曾從人道立場言及柬埔寨情勢，希望長期間的柬埔寨內戰早日解決。值得欣幸的是，長達十二年的內戰終於在去年打上了休止符，開始聽見和平的腳步聲，令人欣喜之至。四派之間互不信任還沒有完全去除，政治穩定與經濟重建之路困難重重，是可以估計的，但不管怎麼說，已開始向國民和解邁進，值得歡迎。

　　此次就任聯合國柬埔寨臨時行政機構（UNTAC）的聯合國秘書長特別代表，成為柬埔寨重建的最高負責人的明石康是我的多年知己，同樣作為一個日本人，作為切盼亞洲和平的佛教徒，我從心裏祈望這聯合國歷史上沒有先例的難事取得成功。

　　聽說到明年柬埔寨新政權誕生之前，UNTAC擔負全部管理業務。聯合國如此正規地參與一國的重建是前所未聞的，這是一種寶貴的維持和平活動體驗，聯合國的作用獲得那麼高評價，可說是對聯合國本身信賴增強的佐證。

　　並且，一九七五年四月在北京，我曾以個人身份會見過柬埔寨國民和解的象徵──最高國民評議會（SNC）議長西哈努克親王，我本人對柬埔寨情勢是抱有非比尋常的關心。

　　先於一切的是柬埔寨國民的幸福。我期待以聯合國全面支援的形式，再加上日本等國盡力協助，新生柬埔寨重建之路順利進展。

創造地球共生系統

　　近來，圍繞日本應如何為國際作貢獻議論紛紛。要之，並不是限於參加聯合國PKO（維持和平活動）這一狹窄範圍，而是要徹底考慮對整個地球的綜合性和平秩序的構築，日本應怎樣作出貢獻。

　　核戰爭威脅遠去的今天，環境危機的威脅壓在人類頭上。為創造既尊重發展中國家的「開發權利」，又能保證發達國家經濟的新的全球共生系統作貢獻，才是日本應採取的國際貢獻策。

　　作為當前的目標，日本應考慮為亞洲──伴隨經濟高速發展，正在成為世界最大的環境污染地域──的環境保護，提供最新技術和資金。日本的環境保護技術屬世界最高水平，省能技術不斷進步，各國也寄予莫大期待。

　　日本要採取主動，率先削減防衛費，作出裁軍恣態，解除亞洲各國對日本根深蒂固的戒心。現在正應該明確「與亞洲共榮的日本」的理想。

　　現代是總結二十世紀、踏入新世紀的重大的過渡時期。即使有一時的逆流，世界也一定在走向超越國家框框、協力解決全球性課題的共生時代。時代正在向我歷來主張的「不戰共同體制」邁出踏實的步伐。

　　我本人今年要竭力運足於世界，推進和平、文化、教育交流，為構築起「不戰的時代」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