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届“SGI之日”纪念倡言
万年远征 从混乱到秩序
池田大作，国际创价学会会长
1998年1月26日
二十世纪行将开始之际，人类相信能无止境地发展下去。现在二十世纪快将告终，与当初充满理想的热情截然相反，整个时代被偏狭的意识形态所占据，战争和杀戮接连不断，环境遭到破坏，贫富差距扩大，相信再也找不到如此多悲剧和愚蠢行为的世纪。
在三年前的今天，我在夏威夷的东西中心讲演（题为“和平与人类的安全保障”），开头便提到∶“一言以蔽之，二十世纪的人类实在经历太多的自相残杀。”愈临近世纪末，这种想法愈强烈，越令人感到悔恨不已。
以前面临全面核战争危机时，曾到处盛行“杀戮过度”（overkill）此可怕的字眼。幸而由於原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 等人努力，冷战构造打上终止符，带来世界末日的战争(Armageddon) 的恶梦远去了。然而，“杀戮过度”一辞犹如旧约圣经创世记中该隐（Cain）的诅咒（注解1），仍然像恶梦般缠绕着我们。
去年逝世的伯林（Isaiah Berlin）曾说∶“在人类毫不宽容地相互杀戮此点，没有任何世纪能赶上二十世纪。”这种说法引起很多有识人士的共鸣，如美国历史学家施菜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即表示完全赞同。
修正时间观念的轨道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来推进人类的历史，使它由“暗”转“明”由“失望”转向“希望”由“相互杀戮”转向“共生”呢？人们正在尝试种种符合世纪末的摸索和展望，而我认为，应以更加宏大的观点和规模以更长远的时间距离来回顾人类的历史。
日莲大圣人曾说∶“日莲慈悲旷大，南无妙法莲华经，万年之外，必流布至未来而无尽。有为日本国一切众生开盲目之功德,遮断无间地狱之道。”
释尊灭度后，时间三分为“正法千年”“像法千年”和“末法万年”。这里所说的“万年”就是指“末法万年”。所谓“万年之外，必流布至未来而无尽”，是说日莲大圣人佛法如慈雨浸透枯渴的大地，及未来永劫，滋润末法之世。这是基於对本佛确信无疑的宏伟而壮大的展望，是一种遥远的瞻望对未来的预言。
我们绝不应简单以“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万年”这种形式性范畴性的方法来把握“佛法史观”的精髓。也不应只是追寻人类精神史上逐时的单线流程，局限於理解表层片面。大圣人一生大难接二连三，但他从未屈服，为生存搏斗与时代交锋。通过他惊天动地的生涯，从中所得出的警世金石良言，源自人类精神的深处，是不言自明之理。
我们应该以如此诚恳之心拜读大圣人之金言，然后养成敏锐的眼光洞察历史的去来，这才能如大圣人所言“与日莲同意”，有资格加入地涌菩萨之列。
首先需要整理对时间的观念。我们平常毫不在意地使用的“时间”一词，完全忽略了其深不可测的含意。本世纪有名的哲学家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代表著作《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和柏格森（Henri Bergson）（代表著作《时间与自由意志》Time and Free Will）对这一问题寄与非同寻常的关心。在此，为便於理解，我引用一下去年的倡言也曾提及的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jaev，18741948）关於时间的区分。
在题为“历史与终末论”的论文，别尔嘉耶夫把时间分而为三，即“宇宙时间”“历史时间”“实存时间”。
所谓“宇宙时间”，也可称作“物理时间”，即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这些能够靠历法和表计来测量的按照太阳系规则性运行的时间。
所谓“历史时间”，是人们所说的二十世纪纪元前几世纪第二个千年之类，意味着通常头脑描绘的某一段的时间。就身边来说，我们漫然在昨日的延长上想到今日，今日的延长线上想到明日，即属於“历史时间”。
别尔嘉耶夫把“宇宙时间”和“历史时间”都归入为“遗弃的时间(fallen time)”。“宇宙时间”无关乎我们的主体，是独立和自我完结的，所以别尔嘉耶夫的说法还可以理解。但“历史时间”为什么又会是“遗弃的时间”呢？
他作了生动的形容∶“历史时间就是未来吞噬了现在，把它变为过去的一种迁移。”这是非常敏锐的值得我们注意的见解。 回顾日常生活，昨日今日明日，假如是处於漫然度过的状态，我们往往会以为无须特别努力，明日自会在今日的延长上来临。我们会忘却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有充实的今日，才会有成果的明日。所以被称之为“遗弃的时间”。
打破这种“日常的惯性”，努力争取机会，感受到达成“人的基本使命”时的喜悦和满足，这种就是“实存时间”。
永远的现在
别尔嘉耶夫说“实存时间”是一种含义深刻的时间观念，不能以任何数式计算出来，是永远的现在，是种７W时间ㄐC“实存时间”的瞬间能拥有超过其它两种时间长年积累的充实感和意义，使人感到时间好象停顿了，只能以这瞬间所感受的喜悦或苦恼的强弱来衡量 。人沈浸在创造的恍惚瞬间，还有死亡的瞬间，就是“实存时间”的好例子。
当想像从“宇宙时间”“历史时间”到“实存时间”，从“遗弃的时间”到“超时间”这令人目眩的飞跃时，我马上联想到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名着《伊凡伊里奇之死》(The Death of Ivan Ilyich)。
这部小说描写一个平凡的官吏，说他的人生观是通过工作来满足自尊心，通过社交活动来满足虚荣心，不曾做过值得一提的坏事。有次因事故而濒死，在和死的恐怖搏斗中，终於获得内面的永光辉和真正的幸福。从“遗忘的时间”飞跃向“超时间”，被文豪的无与伦比的笔触鲜明而生动地刻画出来。伊凡伊里奇窥见“实存时间”的“深处”，诚如别尔嘉耶夫所言，是在弥留之际。
别尔嘉耶夫也好，托尔斯泰也好，不消说，培育其思索的土壤是是基督教传统，但卓越的洞察对於深入思考佛教的时间观和历史观也极为有助。
日莲大圣人著名的《开目抄》引用了《心地观经》一段∶“欲知过去因，见其现在果，欲知未来果，见其现在因。”这段文字绝不是意味着例如由氢和氧化合（因）而得到水（果）这样的因果关系（宇宙时间），或者资本主义（因）依从历史的必然法则向社会主义（果）发展（历史时间）这种因果观念。以上所举出的都是“因果异时”的关系。佛法时间观的精髓指出决定“未来果”的最关键所在并非是种种外在条件，而是“现在因”，即借用别尔嘉耶夫的说法，就是立足於“实存时间”底流的强盛确信和一念。
因此，和“未来吞噬现在”这种“历史时间”观念相反，“现在”“此刻”就是基轴，没有了此基轴，无论怎样说过去谈未来，也如同梦幻般不切实际。佛法“因果俱时”的时间观，否定那样迂远的道路，强调在“自己这一瞬间”“坚强的一念中”包涵了创造历史的决定性因素。
当别尔嘉耶夫以“实存时间”来形容“永远的现在”，“超时间” ，我不禁觉得其指向与我在《法华经的智慧》一书探讨的“生命时间”非常接近共鸣，有相合之处。
十九二十世纪是一个猖獗的历史主义横行时代。在科学万能的名目下，人类忽视了“实存时间”“生命时间”，委身於“吞噬现在的未来”，一味追求乌托邦蓝图，带来尸骨的悲惨后果。
前苏联变成了历史主义中最受人唾骂的布尔什维主义残酷铁爪的实验场所。在与我数次的对谈当中，原总统戈尔巴乔夫和作家钦吉兹艾特马托夫(Chingiz Aitmatov)曾一再表示对其深恨痛绝之心情。
这一点暂且不说，大圣人远瞩未来永远，就“日莲慈悲旷大 ┅┅”这段御书也可窥见他的无比确信。这和户田城圣先生（恩师，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在狱中亲身感受到御文“灵山一会俨然未散”这伟大体验同样，都不是能以“宇宙时间”“历史时间”的规模所能把握的。户田先生的体验成为了创价佛法运动的基点，若没有此一体验，大圣人的圣训只是一种非现实的梦幻或豪言壮语而已。只有在囊括着交错着历史潮流表层的“实存时间”“生命时间”的深层，才会使这样的一字一句蓬勃搏动，令人产生共鸣。
佛法提倡对人类精神史深层的参与，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的“所体验的欢喜和苦恼的深度”所表现的那样，只有通过伟大人格与苦恼的博斗才能实现。那正是从人类史的深层对所有宇宙生命发出的信息，是柏格森(Bergson)所说的“完全无缺的道德中的呼声”一种“英雄的呼唤”。
“创造历史的是底层的缓流”
我在开头指出要以“更加宏大的观点和规模更长远的时间距离来回顾人类的历史”，是因为人类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转折点。为了解决各种问题，当然无法忽视一系列“地球问题群”代表的紧急课题，同时也需要尝试认识时间历史的深层，来达到一个以百年千年为单位的远大展望。否则，就会像已故诺贝尔奖得主洛伦兹 (Konrad Lorenz)警告的那样，“地球已经越过了无法回头之处(point of no return)”，会败於世纪末所呈现的种种令人灰心丧气的难题和悲观状况。
二十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此(A.J.Toynbee)博士，果敢尝试全面性地记录研究人类历史，披荆斩棘开拓道路，留下辉煌的足迹。我也知道，对於广角镜似的汤因比史观，许多专门领域的史家就其细节提出过很多异议。但是，通过在1973年和博士长达十天的谈话（收录为对谈集《二十一世纪的对话》），我认识到博士对历史深层的探究态度∶不被近代的肤浅事实影响，总是从深层次元分析综合展望现象。博士的透彻眼光，远远超过细节的当否，毫无疑问，那才是世界史家应具有的视野。
汤因比博士并不信奉特定的宗教，但只要翻阅一下其著作，就非常清楚博士片刻不曾忽视宗教在形成历史过程上起到的深层作用。他向往往流於只注意表层次元的世人敲响警钟∶要看本质，勿忘大局。博士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文明之所以能够形成，其根本条件在於宗教的存在。
对於我这样一个来自东方的无名的佛教徒，汤因比博士也殷勤接待，真挚而谦虚地倾听年轻一辈的意见，由此可知博士对宗教的非同寻常的关心。我仍然能回想起他那温和的风采。正是在这种地方，即把历史观文明观密切地与人连接起来此点，可以窥见文明史家汤因此博士的特色。
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感触，当年汤因比博士访问日本(1956)时，日本历史学家林健太郎亲眼目睹他和许多日本学者交往，曾如此述说自己的感想∶“对於博士来说，文明的数量或其兴亡不是一个大问题，重要的是创造文明的人的精神状态，和拯救现代世界文明免遭破坏的人类心态。”（《历史的教训》）
在此，让我们从汤因比博士的论文《文明的试验》中，简洁地观察一下他的史观。
博士认为，为了不被现代这些接二连三的冲击事件瞬息万变的现象所摆布，必须以“时间透视法”观照，来把握底流的时代脉博。他尝试站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立场，考察他们会把现代置於什么位置。他说∶
“可以作为新闻好题材的事情，由於显现在人生的表层，能轻易地吸引了我们视线，使我们忽视了历史底层的缓流。这些眼看不见的活动渗透着影响着创造着历史。当引人瞩目的表面事物消失后，我们就会发觉到这些底层缓流是如何的重要。”
作为面对历史的关键，汤因比博士着眼於“底层的缓流”，我从中看到他那过人的眼力。“底层的缓流”这一描述虽然暧昧却非常微妙，作为一个史家的归纳来说，是无与伦比的巧妙比喻，我觉得那样的形容甚为接近“实存时间”“生命时间”的观念。
我相信博士在他的精神深处，不断听取着历史各个重要时刻的“英雄的呼唤”。反过来说，假如宗教的理念，不能呼应补充如此优秀史家的倡议，那简直不值称为演绎，只能说是教条而已。
我想起在伦敦我们二人畅谈时的事情。在对谈中，正值电视隆重报导某国总理访问英国。博士看了之后，超然地说了一句令我至今难忘的话∶“我们的对话也许很不显眼，但这是为后世人类的对话。为了未来，让我们努力地交谈吧！”
西洋文明的影响
博士在论文中，以“时间透视法”提示出一百年后一千年后甚至远至三千年未来的历史眼光。
在这篇1947年发表的论文中，博士指出∶“也许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说，所谓二十世纪的大事件，无非是当时西欧文明对地球上其他一切社会的冲击影响。”
他继续以一百年后的2047年的历史学家眼光写道∶“关於这一冲击，他们大概会说那是太强大，太富有浸透力，使所有受害者的生活陷入史无前例的混乱状态。”
我们恰好处於1947年和2047年的中间，可以对博士差不多五十年前的推想完全赞同。与近代以前(premodern)各民族保持的多种多样的共同体的秩序（好坏是另一个问题）相比，近代以后(postmodern) 现今世界的状况，正是名副其实的“史无前例的混乱状态”。
博士的推想一下子又飞跃到千年之后的3047，说∶“我们及我们的先祖所认识的西欧文明，即脱出了‘暗黑时代’以来近期的一千二百年至三百年的西欧文明，现在正受 我们以前曾吞并的如正教基督教国回教国印度教国及远东的影响，受到他们的反攻，变得不留一点原型。”
再飞跃一千年，博士推想4070年的历史学家会回顾说“基督教纪元一千五百至二千年的时代”，西欧文明给予同时代各种文明的冲击，是那个时代的划时代的大事件，因为那是把人类统合成单一社会的第一步。到他们的时代，人类的统一恐怕已经成为人生的基本条件之一，甚至可说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博士认为，将地球视为“命运共同体”“宇宙船地球号”这种“地球主义(globalism)”或“全球主义(globalization)”的潮流，虽然在冷战后特别是经济方面产生了一种全球统合化的潮流，但是要自然地落实“地球公民”的构思，则需要比较长久的岁月。
进而再飞跃千年，推想一下5047年，博士说∶“纪元5047年的历史学家会说，人类统合的重大意义，是因为它并不发生在技术或经济方面，也不在於战争或政治方面，而是在於宗教的范畴。”
如此远大而宏伟的展望，不愧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
顺便一提，1947年是动荡不安的一年。美国发表“杜鲁门主义” (Truman Doctrine)和“马歇尔计画”(Marshall Plan)，加强对苏联的封锁政策。与之对抗，苏联也成立“欧洲共产党情报局”(Cominform)，透露要研制原子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混乱中，很快就出现了东西对立的冷战局面。在此谁都只注意眼前利害冲突的时候，博士的发言令我感到一种不可忽视的意义。
诚然，博士的预见规模过於宏大，也许有缺乏确证，过於梦想之嫌。实际上，由於其宏观性，汤因此史观常常遭到冷嘲热讽的批判，博士被讥为“预言家”“命运论者”。
当时，危及21世纪人类能否续存的核战和全球性危机规模也比较小，不能和现在同日而语，这也是事实。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位大历史学家文明批评家的预见，当然与诺斯特拉达穆斯 (Nostradamus）之类预言家的空想产物属於完全不同的层次。汤因比博士以1947年为起点以千年为单位的设定，莫如说是一种修辞手法。是博士追溯过去历史，检证各种事例，从而得出的对“文明与文明间冲突所需要的时间”的结论和展望。
在冷战趋於激化之际，博士做出了大胆的预测，说俄国共产主义形态（对西欧文明）的还击，若以千年二千年单位来看，比起印度和中国等悠久文明对西洋文明的挑战，“意外地会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五十年过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博士的预测不见得是夸大狂言。
世界公民的准则
我还想简单地提及另一位我所敬爱的先辈的卓见，他就是本世纪首屈一指的小提琴家梅纽因(Yehudi Menuhin)。
六年前我在东京见到梅纽因，印象深刻，他远远超出艺术家的范围，将整个文明收入视野，是卓越的人道主义者。他1962年发表的题为《世界公民》的小论文，提出了非常独特的建议∶“让我们首先研究未来，考虑公历五千年的世界公民将会是什么样的人，这样就可以知道，我们在通向最终目的的各个阶段上应怎样起步。”
“公历五千年”这一设定，和汤因此博士的说法如出一辙，令人极感兴趣。他还说“世界公民必须是四次元的人”，举出四个条件∶第一，对历史的责任意识，醒觉到自己是连结过去和未来的一个因素；第二，超越国境的一种对空间的广大的责任意识；第三，对一切创造物生命的共感；第四，对人类尊严的信念和敬意。
他的想法和汤因此博士的历史洞察各异其趣，但他那微妙的描述表现了艺术家的智慧。我不打算在此详述，不过，附带说一句，在讨厌“订名堂贴标签”这一点上，近似佛法所说的“出世间”（超出语言的规定，限定）概念，简直可以说是同义辞。
总之，汤因比也好，梅纽因也好，对三千年以后这种规模宏大的“透视”法，能帮助我们这些难以达到“出世间”境界的凡夫，增加对“日莲慈悲旷大，南无妙法莲华经，万年之外，必流布至未来而无尽”此圣训的理解吧。
至少今后考虑世界宗教时，必须立足於如此展望人类历史的长期视野。为此，也使我们注意到现在必须采取的行动，因为决定“未来果”的是“现在因”。
在这种意义上，重要的是不能对政治经济科学军事等层面的瞬息万变和毁誉褒贬忽喜忽忧，要以千年二千年的壮阔视点，平心静气地注视未来，充满勇气与信心地迈出现实的一步。要知道，只有如此，真正的乐观主义才会大放光彩。
竞赛的新方式
去年六月，在纽约召开了联合国环境开发特别大会(Rio+5)（注解2），十二月在京都举行了联合国气候变动构成条约第三届加盟国会议 (COP3)（注解3）。两个会议虽然都有少许进展，但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果。不过我认为，假如以地球温暖化为主题的COP3等会议能引起国际上的关心，能促使人类从运用管理地球的生态系方面来探究现代文明的应有状态，则已经非常有意义。
环境问题等地球危机沈重压在人类身上，迫使我们不得不作为超越国境和民族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的邻人，考虑“共同的未来”，和深刻地开始面对全球主义这一人类史上的挑战。
然而，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指出的，现在进行的全球主义的特徵不是相互的积极影响，而是世界上被称作“发达国家”的各国对其他国家的单向的影响。结果，民主化和市场经济化的浪潮席卷整个世界，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是各民族社会集团固有的文化和价值观被连根拔起，做成新的不安定因素。我认为这是由於推进全球主义过程中欠缺有效的规则与基准。如此进行全球主义的话，情报科学的发展会增强世界政治经济层面的同质化与单元化，结果在“竞争”的号令之下产生落伍的国家和人群，增长歧视和疏远之风。而随 落伍国家人群的增加，会招致纷争恐怖活动难民之类的增加，形成一种恶循环。这种现象在世界性经济不景情况下会发展得更猖獗，人们不断受到不安的折磨，这种负面会越发显着。
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今日的危机起因於用“进步”的尺度衡量人类所有的社会性活动，这是一种过於死板和片面的思考方法（“历史主义”正是这种想法的产物）。
关於这一点，去年一月，以“向纪元三千年的挑战”为题在西班牙举行的研讨会中，意大利思想家埃科(Umberto Eco)说过大意如下的话∶
“过去两千年的象徵是‘箭’，源自犹太基督教一神论对‘时间’的观念，是单方向地突飞猛进，‘进步’这一概念由此而生。与之相对，将到来的纪元三千年的象徵应该是‘星座’，一个尊重多文化社会的象徵。”
“星座”这一比喻非常美妙，一颗颗闪射光辉的星集合而成星座，光彩夺目，却又彼此无损於各自的美丽，编织成各种样子点缀 天空。这种形象与佛法的缘起观也相通（去年的倡言中提及帝释天宫殿有用无数宝石装饰的“网”，即其象徵），若用来比喻人类社会，那么，星是每一个人，星座即人的集团所创造的文化，而天空是具有多样性的地球社会。
想附带说一句的是，在此主张的“尊重多文化社会”这一概念，并不表示要无条件地接纳所有文化风俗之意，否则，纵然能保护某些文化集团不被划一化的狂澜吞没，却在“文化”的名义下，连非人的行为和习惯也一律认可，结果只会成为对人类的一种危害。
但是，其反面也令人担心。例如把特定文化所具的价值观绝对化，单方面地强制推行其“普遍化”，那样会使文化与文化之间产生优劣的序列关系，使到整个体制不能维持健康与正常。
我想，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认同某种特定价值观的世界秩序（弗兰西斯福山，F.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提示的世界观），也不是一种文明不断处於对立状态的世界秩序（亨延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提示的世界观），我们需要一种处於“中道”的有忍耐和共存意识的地球文明。为了达到此一目的，首先要认清存在於一切文化底流的共同价值和规范。
关於这一点，捷克总统哈弗尔(Vaclav Havel)在一篇论文中说:“出现了一种囊括所有的全球单一文明”，阐述了现代的危机。他指出，把人从文明单一化这世界潮流所产生的纠纷拯救过来的唯一方法，就是“开始改变现存的文明，使它能真正成为一个多文化的文明，能使所有文化发挥其所长，能容忍异文化的共存，明确地界定彼此的关系，分享共同的价值和规范，使共存具有创造性。”他指出是最为紧要的课题是“基础伦理的复苏”。
在承认文化多元性上，我们要重视一些绝对不应相对化的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这些价值不是外在的规范，而是我一直以来指出的存在於所有人生命中的“内在的普遍指标”。我认为，宗教信仰能强化这些内在的价值，但那也是需要一种名副其实的世界宗教才能办到。
人道竞争
我在此想起创价学会初任会长牧口常三郎在《人生地理学》中提示的理想。这部著作问世於本世纪初1903，正值被称作“列强”的各国在富国强兵，争夺霸权，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席卷整个世界的时代。牧口会长锐利地看清这种时代状况，将世界为了生存的纷争分为四种形式，即军事竞争政治竞争经济竞争人道竞争。进而提倡“现今已不是军事竞争政治竞争经济竞争的时代，人类应该志向人道竞争。”
我尤其注目的是，初代会长远瞩未来，预见军事或政治之类竞争“形式”的变化，而不单是竞争“单位”的变化。可以说，他在大力促进从“对立性竞争”向“协调性竞争”的时代变化。
牧口会长指出所谓人道竞争，就是“将历来以武力或权力（有时披上经济外衣）扩张领土，使尽可能更多的人服从自己的威力这种竞争方法，用无形的势力自然的薰化来取而代之┅┅把以威胁而使之顺从，变为发自内心的乐意顺从。”这就是一种来自文化和道德的精神影响力量，用今天的话来说，即软能的扩张竞争。
牧口会长又说∶“当然，人道的方式也不是单纯的方式，政治的也罢，军事的经济的也罢，都置於人道的范围内，要而言之，其目的不在於利己主义。与己同时，也要保护提高他人的生活。反过来说，就是选择利他又利己的方法，有意识地进行共同生活。”明确提示了未来的理想，即通过人道竞争给其他竞争形式的影响，带来变革，由竞争意识转向共存共同协力的意识。
这一点，积极对世界问题提出建议的里斯本小组(The Gronp of Lisbon)在近年编写的《竞争的限界》(Limits to Competition)一书中有令人注目的指摘∶“本来‘共同努力(seeking together)’是竞争(competition)的原义，如今却变成了‘打垮他人’的意思。”世界各地对“竞争”概念的重新审视，正与日俱增。
汤因比博士在给一位日本友人的信也谈到与牧口会长同样的意思∶“当具有大不相同的传统信仰理想的民族突然需要相互密切地接触时，人类生存的唯一道路就是各民族愿意与他人共同存活，认识到能挽救世人的方法和真理是不止一种的。”
“愿意共同存活”，和牧口会长所主张的“利他又利己”是具有同样意义的。我相信，这一点正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宗教”无法避开的难题，而那样的世界宗教是形成二十一世纪全球主义的“画龙点睛”，是地球主义最重要的底流精神。
博士阐明了“认识到能挽救世人的方法和真理是不止一种”的必要性，指出不应固执於宗教教义，使人类民族更加对立相克，重蹈过去宗教史血腥的覆辙。
博士并非不承认人应该有其独自的世界观宇宙观和宗教信念。但认为那必须彻底遵循“愿意共同存活”的精神，一种我们SGI称之为“人本主义”的包容与非暴力的精神。所以他谈到未来社会宗教流布的铁则时，说∶“或许早晚有一天，全人类会具有单一的宗教，但即便发生这种事，也将是通过无数个人的自由选择而徐徐地发生的。”不消说，这和牧口会长所说的“发自内心的乐意顺从”是完全一致的。
胜者与败者
一直以来，我们以“南北”问题来讨议贫富的差距。在世界经济竞争日趋激烈之中，如今我们发觉到在“南”和“北”的国家中间，以及在一个国家当中，都出现贫富胜者和败者的差距。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不禁怀疑，夸耀“进步”的现代文明到底在追求什么？在这一意，牧口会长提倡人道竞争的理想具有先驱性，是我们人类在“第三个千年”应作为基轴的思想。
顺便一提，前年美国国防大学教授桑蒂斯(Hugh de Santis)出版《超越进步》（Beyond Progress）一书，成为话题。他在书指出了从“进步”的时代移向“相互主义”时代的困难，把它归纳为三个因素，就是１对现状不满的国家发动战争的能力；２强大国家和有影响力机构的包容力宽大精神和对维持秩序的责任感；３穷国不排他，能以包容力来评价本国的利害关系。１且当别论，２和３清楚地说明了，未来的关键在於富国和穷国能否具备“利他又利己”“愿意共同存活”的精神。
我认为，要建设“地球社会”，需要富有正义慈爱希望的“地球文明”作为基础，要首先从“弱肉强食”的竞争风气转向共存共荣一种更接近“竞争”原义的精神。
在此，我想提议一种“共同创造”的意识，来作为新纪元的行动规范。具体来说，我提议重新审视主要国家首脑会议的方式。
1996年6月举行的里昂主要发达国家首脑会议(G7)打出“为全民众的地球主义”的主题，成员国的领导首次认真地检讨地球主义的正反两方面。接 ，去年6月的丹佛主要发达国家首脑会议(The Denver Summit)，实现了俄国基本上的全面参加，实际上成为会员国，令人感到主要国家首脑会议迎来一个巨大的转机。会议上发表的宣言有如下一节∶“我们的目的是要边挑战 各种难题，边使全民众能享受全球主义的所有利益。”
自1975年第一次举行来，在东西阵营对立的“冷战”下，主要国家首脑会议带有强调“西方七国(G7)团结”的性质。冷战结束后，虽部分承认俄国参加，但基本没有改变其体质，因而近年的动向更为引人注目。有人认为由此次的G7变成G8，是主要国家首脑会议名副其实地迈向处理“全球性问题”的第一步。不过，我认为，为了使其方向性更确实更理想，应促使中国印度等国家参加，扩大现行主要国家首脑会议的范围，将其发展为“责任国家首脑会议”，重新出发。
如此，新的责任国家首脑会议能无所忌惮地谈论各种共同课题，同时能培养出一种共同责任感。我在此举出中国和印度，是因为现在两国的人口相加，将近占地球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估计今后还会增加，不能无视其动向，而且两个国家都历史悠久，同时面对 多民族社会的各种难题。
我取“责任国家”此名，是因为曾有人指出，现在的主权国家组织最大的缺陷，是“甚少听到为世界公益的发言”。诚如斯言，我感到，只要世界的主要国家不再以自己“国益”为中心，志向於“人类利益”，才能有效地解决地球面临的众多问题。
多样化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样化
在地球主义的不可逆转的潮流中，我们面对着一个紧迫的课题，就是创建汤因比博士称作“多样化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样化”的世界文明。不仅汤因比博士，我会见的很多有识之士，例如原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故印度总理拉吉布甘地(Rajiv Gandhi)等，都极力主张这一点。
戈尔巴乔夫在结束和我对谈《二十世纪的精神教训》时，添加了一篇结束语，认为冷战后的世界不应是清一色的自由主义或美国主义，指出创建“多样化的世界”是当务之急。拉吉布甘地也曾强调，说印度社会是“多样性中的统一”的好榜样，是印度对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
我认为，创建如此一种地球文明的关键在於广义上的“教育”。真正的教育，不是把人塞进同样的铸型（像意识形态教育那样），而是在人与人老师与学生的精神交流和触发当中，发掘出人的内在潜能，通过自我抑制和对他人的共感，发挥出每个人的各种个性长所。
佛法中有所谓“樱梅桃李”的哲理，意思是樱是樱梅是梅桃是桃李是李，即大家承认各自的差异，平等地发挥各自的所长，共同建立人类共和的世界，使不同的民族与文化能互相尊重发挥和平共处。
佛法哲理中还有叫“自体显照”，意思是把自己内部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并不与他人发生冲突，也不令他人牺牲，指出真正的生活方式，就是以慈悲之心，通过认识与他人的差异，学习到如何成长改进自己，创造出一个调和与共生的世界。
关於这一点，美国哲学界权威之一对牧口会长的教育哲学深有研究的已故诺顿(David L. Norton)博士曾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从教育的观点谈及“樱梅桃李”这一佛法思想∶
“为了迎接一个重组的世界，教育家应完成的任务是在学生中间培育对全然不同的文化信条和实践一种理解和尊敬之念。恰如樱梅桃李各有其美，其他的文化，信条和实践也具有善和真实的方面。为了达到此目的，学生们要了解到并非他们最熟悉的文化信条和实践才有善和真实的一面，即放弃一种由无知所产生的狭隘思想。”
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在战后，正当东西冷战的意识形态激烈地对立 的时候，早早就提倡“地球民族主义”，与现今所说的跳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世界公民主义”同一根源，具有先见之明。
如“文明冲突论”那样，有些人认为文明之间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而我认为，即使有冲突，那也不是文明与文明间的冲突，而是各种文明中隐藏着的蛮性与蛮性的冲突。假如不同文化的民族能坚韧不拔旷日持久地去建立一种互相包容忍耐的关系，而不是蓦强仓促地勉强他人归化，通过如此的接触，定能产生丰富的人性和创造新的价值。
宗教的使命是赋予“能使自他成长的智慧”。佛典说“妙”就是“开启”的意思，即人的生命具有不断开启提高自己的潜力与可能性的特质。现今最为需要的，就是一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特质的宗教。
过往的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不少由於宗教而引起的流血纠纷。为制止重蹈覆辙，正如日莲大圣人御书所言，“佛道原即是世间事法”（御书1597页），宗教首先要“因应民众”“因应社会课题”，成为和平竞争的精神基础。
总之，为了开启希望的未来，我们要实践户田第二代会长所指出的即战胜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作为同样活在地球上的邻人，推进牧口初代会长所提倡的人道竞争。我们SGI（国际创价学会）指向的“人间革命”的精神即在於此。
迈向地球主义的潮流要是不能避免，那重要的问题就是重组的世界将会是怎样的世界。从这点来看，是否朝着牧口户田两会长所预见的SGI所指向的“生命世纪”“人本主义世纪”前进，全凭人的生命层面的变革即“人间革命”的挑战。这也是汤因比博士所举出的创造历史的最终关键一种“底层的缓流活动”。
去年的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2000年定为“和平文化国际年”。我们应借此机会，重新面对“人”这一切的原点，认真摸索创造“和平文化”的坚定理念。
我无比坚信，如果人类坚持不断地真挚对话，找寻共同的信念；如果所有的人都作为创造“和平文化”的伙伴，同心合力，那么，我们一定能够迎来一个全人类能享受幸福的辉煌的“第三个千年”。
抱着这种想法，我在去年的“倡言”诉求∶“作为人类的‘勇气’和‘智慧’的证明，作为人类团结一致的证明，应以人类全体的意见制定‘地球宪章’。”现在，以“地球宪章委员会”为中心，得到美国研究机构“波士顿二十一世纪中心”协助，正在从各种角度深入论议，商讨即将完成的草案内容。我由衷期待这“地球宪章”能成为通向地球文明的重要基石。
人权与NGO的任务
无须重提，今年适逢“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五十周年（1948年12 月）。该宣言在前言强烈主张∶“承认人类社会所有成员的个有尊严和平等不能出让的权利，是世界的自由正义及和平的基础。”
“宣言”只有三十条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是一种“宽容的法例”。虽然如此，半个世纪以来，在国际社会上成为判断人权的基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产生了不少如“国际人权规约”等许多人权条约，仅联合国等为中心制定的条约就多达二十三种（至1997年9月止），还通过了为数更多的各种权利宣言。
“世界人权宣言”在联合国管理的范围发挥 像国际法律一样的重要作用，在国际社会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曾参与制定工作的巴西文学院已故总裁阿塔伊德(A. de Athayde)在和我的对谈集《谈二十一世纪的人权》，也曾和我讨论过“宣言”在人类史上无法估量的意义。
这些人权条约在国际法中有 特殊的性质，它们不具有所谓“相互性原则”（以对方遵守条约为自己遵守条约的条件），就是说，人权条约以普遍的人权保障为目的，是超越国家间契约的规范，“不干涉国内问题的原则”一般也不通用，具有与传统国家主权原则相对化的性质。
作为具体的制度，设置国际法廷成立拥护人权委员会制定通报制度的条约接二连三地产生。尽管范围有限，但正在形成一种超越国家框界的保护人权状况，这也是一个特色。不过，这项条约和法制制定自体并未能马上强化人权保障，非常遗憾，悲剧在世界各处仍然不断发生，“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在地球上尚未均等实现，是可悲的现实。
不少有识人士在呼吁，指出设定人权基准的时代已经过去，该进入实施的时代了。但遗憾得很，要实施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此我想提出一个方案∶在各国成立独立於政府的公平的“人权机构”，通过报告人权条约实施情况启发人权和救援活动等，在国内负责实施人权条约。进而各国的“人权机构”互相协作，和NGO （非政府机构）联合国各组织联系，确保人权条约的效能，以形成更牢固的结构。
联合国以前就提倡过各国独自的“人权机构”这一设想，在一些国家已经形成了行政监察专员和人权委员会等，设立了法廷以外的国内拥护人权机构。我的方案是依据美国哈佛大学史诺特(Anne-Marie Slaughter)教授提倡的国际合作新方式---“超国思想”（transgovernmentalism）概念，再加上确保民主性的视点，重新拟定。
史诺特教授提倡的“超国思想”，是超越一个国家的政府，但又不同於多国机构的一种复数国家政府机构。他的论说把主权分化也纳入视野，说∶“分化国家机能，就能由特定的国内政府机构，通过参加超国体制而获得权限和地位，进而导致主权分化。”在考虑确保机构所需要的独立地位和公平性的现实措施上，富有启示。
当然，我对教授的主张并非全面赞成，特别是以此取代“自由国际主义”和“新中世主义”的提议，令人不无担心。我觉得，不是取此而舍彼，而应该是取长补短互相弥补不足之处。虽然如此，教授举出“效率性”和“说明责任”作为国际机构解决地球问题群的必要条件等，提出了不少重要的观点。这些条件对於设立人权机构来说，都是必要的条件，但其本身并不足够成为成功的所有要素。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作为人权机构指标的“巴黎原则”中，特别强调要发展“和NGO的关系”，由此可见，正如我所提倡的，要正确认识NGO在人权这一领域一直起到的巨大作用，各国人权机构应努力建立和NGO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从中摸索更有民主性和正当性的理想“人权机构”的方式。
现今政府所采取的对立或甚至敌视NGO的态度，已然是逆时代的。政府应承认彼此的作用，相辅相成，在一种有创造性的紧张关系下，共同推进人权运动。同时在推进合作中需要严加注意的是，NGO不应是“承包”所有政府不愿干的工作的地方。
我提议，把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主办的，以政府公务员为对象的人权研修技术合作计划加以扩充，对各国“人权机构”负责人和NGO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使这一研修制度成为各国负责人和NGO人员经常交流的场所，同时能加深对联合国理念的共同理解，协助实行联合国各组织推进的政策。
除了建立这样的结构之外，重要的创造一种“人权文化”，即在人们日常中培养意识，使他们了解到人权并非什么特别的因素，而是地球上任何地方都应该考虑和实施的当然的规范。许多有识之士指出，为填埋理想和现实的鸿沟，除了这种踏实的办法之外，别无他途。
为此而作出的努力已徐徐开始。1993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上决定了实施“联合国人权教育十年”（19952004年），还有成立新的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由此可见国际社会对人权问题的认识日见高涨。
我们SGI也和这种动向联动，为广泛启发人权意识，1993年4月在东京的联合国大学本部举办“现代世界的人权”展。之后，作为纪念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四十五周年的联合国一系列活动之一，曾在日内瓦举行的同展（同年12月），至今已在七国二十一城市巡回展出。此外，还巡回展出“孩子的人权”等展览，并协助举办“勇气的证言 ---安娜弗兰克(Anne Frank)和大屠杀”等展览，不断地作出各种努力。
另一方面，作为实现人权运动轴心，联合国现在也出现重新把人权作为最重要课题的动向。去年七月，秘书长安南发表的报告《联合国再生---走向改革的计划》中，谈到“把人权与促进和平安全保障经济繁荣及社会平衡结为密不可分的一体”，“联合国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要扩充人权计划，将其与广泛的联合国活动完全统一起来。”人权被列为联合国改革的一个支柱，值得注目，因为长久以来，人权在联合国机构中有被半孤立之势，证明了联合国响应了各界的呼吁，采取了有效和总括的处理。
国际人权趋势确实在高涨，今年刚好是通过“世界人权宣言”的十周年，而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也刚好过了五年，正是对各种目标中途评价的绝好机会。
我们在今年，也应对未来重新立下决意，开始行动。为了不错过如此大好时机，我提议重新注目过去曾被提出的各种方案，其中我尤为注意的，是原西德总理施密特(H. Schmidt)和原哥斯达黎加总统阿里亚斯(Oscar Arias Sanchez)等世界各国担任过首脑的人组成的“OB高峰会议”(Inter Action Council)所提出的方案。它主张，在值得纪念的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人类责任的世界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esponsibilities)，以补充强化世界人权宣言。在方案起首的第一条，说“每一个人，不分性别人种社会地位政治观点语言年龄国籍和宗教，都有责任要人道地对待所有他人。”方案共十九条，贯穿其间的视点是自由和责任的均衡，从“漠不关心的自由”转向“关心参与的自由”。
对於他们的主张，我可以共鸣的地方不少，但问题是，在现实社会中，如何确立这样的社会伦理观念。
实践“利他主义”
这一点，使我想起了当我在美国克莱亚蒙特麦肯纳大学讲演（题为《探求新的统合原理》，1993年1月）后，今天已去世的鲍林(Linus Pauling)博士讲评时谈到，“如果问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立足於人生命的‘第九界’即菩萨界的精神来行动。”
夏威夷大学教授查普尔(David W. Chappell)博士也同样着眼於佛法教说的菩萨似的生活方式。在题为《菩萨在二十一世纪的公共作用》的论文中，他广泛论说其现代意义，说所谓菩萨，正如日莲大圣人所言，“度一切众生之后，自欲成佛是也（御书433页）”，可以解释为是要使所有人幸福的利他的生命慈悲的境界。
菩萨的特性可以众各种角度来论说，但我要指出，从“人权”这一观点来说，尤其重要的关键是菩萨本身立誓要挽救世人，而本 此目标来进行所有行动。而“誓愿”此行为既非受他人强迫,亦非外在的因素，而是一种自发能动的内在精神。
所谓“誓愿”，不是简单的决心或愿望，而是付出自己的所有代价也要实现的崇高的信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朝着那信誓不断挑战，这就是菩萨道，正所谓“如莲华在水”（《法华经涌出品》），决不逃离现实世界对苦於不幸的人们不弃之不顾，而是率先投身於“狂涛恶浪”之中，把沈溺在苦恼中的人们全部救上幸福的“大船”，是一种最人道的生存方式。
佛典提到一个和释尊同时代的女性胜 夫人的誓愿（胜 经）∶“看见孤独的人无理被拘禁而失去自由的人患病的人受灾的人贫困的人，决不视而不见，一定要使他们安稳富裕。”按照这一誓愿，毕生坚持利他的实践，开启人们的“善性”。
我要藉菩萨诉求的是，遵守作为人的权利和义务，不在於因为有外在的规范，而因为同样是人，不能对威胁他人基本生活的危险视若无睹。这种发自内心的精神，才是使人权成为与生活不可分开的普遍因素的关键。
关於这一点，我要介绍印度法学家巴施(Upendra Baxi)在论文《人权教育---纪元三千年的誓约》中的一段话∶
“人权最重要的根源，存在於不挠不屈地在世界上为其确立而战斗的人士的意识之中。这些不断的斗争包括推进非殖民地化和民族自决反对对人种性别歧视和威胁使贫穷的人能达到人最低限度的生活防止地球环境的恶化和破坏向构造上对弱者与被剥削的人们（包括原住民族）‘文明的冷漠态度’挑战。”由此可见他的发言与胜 夫人的“誓愿”是一脉相通的。
佛法以“心为切要”这句简单的话来说出发自内心的重要，指出释尊一生的目的在於实践人道主义，挽救世人，所以磨链一己之人格才是修行的最大重点。这也阐明了，不联结起人类内心自发精神的外在规范是脆弱的，只有结合两者才能确立真正人权勇士的巍然屹立人格。
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军国主义横行的日本，创价学会创办人牧口常三郎初任会长曾坚决主张∶“赏善与罚恶是一纸的两面”，“只有能敌对恶人之勇士，才能成为善人之友”，“要成为不满足於消极的善良敢於主动地积极行善的勇士”。他和猖獗发动侵略战争蹂躏人权的军政权进行正面的斗争，置弹压於不顾，坚持信念，在狱中结束了一生。对於牧口初任会长，我肃然起敬。今日SGI的人权运动，正起源於那种不惜牺牲的精神中。
二十三年前成立SGI时，我曾号召∶“不是怀着为自己开花心情，而是在全世界播撒和平的种子，度过尊贵的一生。”那也是从心底发出的呐喊∶正如“不幸并非他人的专利”一样，“幸福也非自己的专利”，在他人之中发现自己，在自己之中看到他人，打破“小我”，沿着“大我”的菩萨道贯彻一生。
SGI会员在各国是好市民，开展和平文化教育运动，同时在日常生活中绝不无视最痛苦最苦恼的人，“要鼓励他人”“要为他人分忧”，率先以菩萨的精神不懈地为他人服务。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光荣与喜悦，也正是现今所需要的“创造人权文化”踏实的实践。
总之，我相信，如菩萨的“誓愿”所显示的，若能在每个人生命确立责任和义务等道德论理观念，真正的人权文化定能开花，因为要克服人类尊严危机的自发能动精神，才是“人权最重要的根源”。
“人权的普遍性”这一主题，正如在1993年的世界人权会议上也意见分歧那样，需要人类以智慧来克服。我借用菩萨的“誓愿”所介绍的生存方式，是一种自发地甘愿实践“誓愿”的生活方式，只有如此，人权才能超越外在限界而变成内发的，成为能改变现实的真正力量。立足於这一观点，推进对话，摒弃“普遍性”和“相对性”的对立，才是地球上平等地实施人权不可欠缺的首要条件。
终结核武器的时代
威斯特发里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注解4）是现行主权国家中心的国际政治体制的基础，到今年已缔结三百五十周年。现在人类已明白到，对解决全球性问题来说，这种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结构是有其限界的。例如，虽然一直呼吁应设置常设司法机关，来制裁集团杀害战争犯罪人道的罪行等国际犯罪，然而迄今无踪无影。终於，出於对近年的前南斯拉夫纷争等的深刻认识，今年六月在罗马召开国际会议时，筹划成立“国际刑事法廷”。该法廷是追究国际犯罪上个人责任的机构，同时也是对国际犯罪受害者予以救援的司法机构。我也一直希望其成立（如在三年前的倡言论述的那样），以作为扩充“和平国际法”的一个巨大支柱。
人道已不再是一国的问题，需要广泛地进行国际处理，虽然晚了一步，但体制上也开始整备了。该法廷的成立长期遭到来自国家方面的反对，因为他们觉得如此会相对地削减了国家的主权。但无论主权国家如何抵抗，也无法扭转从主权国家中心转为重视个人意识行动的世界潮流。
今后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人，怎样能主动地过富有创造性的生活，自觉作为地球公民的责任，来迎接新的千年。在这一意义上，集合个人的智慧与力量的NGO，将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
近年，NGO结集的民众热情和精力，不仅表现在人权和人道方面，而且从广义的“人的安全保障”观点，逐渐形成了新的国际潮流，并波及军备安全保障等以往国家的专权事项，取得为数甚多的具体成果。
尤其是在1996年7月，“世界法廷计划”活动导致了实现由国际法院（ＩＣＪ）审理核武器，以及在去年九月，“禁止地雷国际计划”（注解5）导致签订我也一直在呼吁的全面禁止对人地雷条约，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希望与自信。 我在此更进一步地呼吁，下一个重要课题，是参考渥太华方式 (Ottawa Process)（注解6），削减在冷战后成为加速地域纠纷原因的自动步枪小口径炮等轻武器的泛滥和扩散。规制大量破坏性武器的同时，也应规制实际在纠纷中夺人性命致人伤残造成恐怖的武器，否则，就很难实现创建“和平制度”。
我经常诉求∶不要只靠国家来解决问题，事关全人类的生存与尊严，每个人民都应该自发地行动。从以上举出的例子看来，近年这些发展，使人增加了不少的希望。
抱持此种认识，现在我们创价学会也以青年部为中心，支援“核时代和平财团”等NGO推进的消灭核武器运动---“全面废弃２０００” (Abolition 2000)，在全国展开募集签名运动。
听国际法廷（ＩＧＪ）的劝告，1996年9月在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时，与会者一致赞同特别订立一项目，即核国家有义务诚实地进行完成一切与核裁军有关的谈判（2项F）。尽管如此，签订以来，并没有取得值得一提的进展，令人愤慨。国际舆论必须掀起更大的浪潮，促使核国家迅速着手制定禁止核武器开发保存使用的“全面废弃核武器条约”。
“全废２０００”运动继“世界法廷计划”运动后，要实现国际法廷的劝告，并且更全面地要实现废弃所有核武器。该运动要求所有核国家以2000年为期，签订全面废弃核武器条约。
词语解释
注1∶该隐的诅咒∶
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四章描写亚当夏娃的儿子们的故事。哥哥该隐因上帝接受弟弟亚伯的贡物而心生忌妒，终至杀了自己的弟弟，遭到流离失所的命运。---在“人类最早的凶杀案”的这篇故事当中，出现兄弟阋（骨肉相残）该隐的悔恨上帝的诅咒等主题，在文学作品当中经常被引用。
注2∶联合国环境开发特别大会∶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的“地球高峰会议”之后过了五年，去年6月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总会。会上除了检讨评估当初在地球高峰会议达成协议如“议程21”的实行成效等，并研议今后方向。但是当初预定的“政治宣言”却在最后未获通过，仅将“声明”添加在新议程的开头。
注3∶第三届加盟国会议∶
“气候变动构成条约”是为了订定原则，防止地球温室效应等气候变动导致不良影响的条约，在92年5月通过。第三届在京都举行的会议中，设定数据目标成为会议的焦点。最后，不仅先进国家全体削减率仅定在5%的程度，开发中国家的加入问题也未获通过，而引起争议的“排放权交易”竟被采纳等，在质疑会议实效性的声浪当中，留下诸多问题尚待解决。
注4∶ 威斯特发里亚和约∶
十七世纪欧洲发生的“三十年战争”结束时所订定的和约。此条约承认国家握有国境内的最高权力（主权），以来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原理，确立几项原则∶国家主权相互承认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不经国家同意，该国不负有国际法上义务原则。这种传统的国际政治体制就以此和约之名，又称“威斯特发里亚体制”。
注5∶“禁止地雷国际计划”∶
G1991年底发起的运动，全球约有一千个NGO （非政府组织）参加。借由各加盟NGO积极推动己国政府定期公布反对国名单促进各国再检讨等，唤起广泛国际与论，此运动促成去年9月条约订立。诺贝尔奖委员会肯定其“以国际性的努力为达成裁军和平立下先例”的贡献，去年授与该团体及其协调人诺贝尔和平奖。
注6∶渥太华方式∶
96年10月以加拿大为首所提倡，“无例外无保留无漏洞的禁止条约”，先由赞成此原则的各国形成国际性组织的崭新方式。其发生背景乃是鉴於“全体通过的原则”使联合国日内瓦裁军会议等停滞不前的状况。虽然地雷大量拥有国的加入问题悬而未决，但是为解决其他全球性问题上开辟了新次元，深受世人期待。
注7∶“自由安全正义领域”∶
欧洲联盟（EU）1994年废止区域内通关检查等，在“物的移动”方面完成市场统合，但在“人的移动”方面却进度落后。去年6月通过“新欧洲联盟条约（阿姆斯特丹条约）”达成协议∶借由强化国境管制接纳流亡人士移民在防范国际犯罪上加强国际合作，在新条约生效后五年内设立“自由安全正义的领域”，保障人的自由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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