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届“SGI日”纪念倡言

伟大的人类世纪的黎明

池田大作，国际创价学会会长

1991年1月26日

　　作为纪念第十六届“SGI之日”，我想就最近国际情势的变化，发表一点感想。

　　一九九○年代的出发，令人感到“民意时代”到来的历史性变化，人们对将来的一片光明充满希望。然而，今次国际情势的激荡，令人痛感到要在冷战结束后重新创造起新的世界秩序，绝对不是一条易走的道路。

　　持续了长时间的严酷的冷战状态，好不容易才得以摆脱，但自一九九○年夏天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以后，世界情势叉再次变得阴暗，最后更演变成为波斯湾战争的最坏局面。

　　在伊拉克的最后撤军期限之前，我曾与作家钦吉思·文特玛托夫氏、物理学家巴纳德·边逊氏、罗马俱乐部的里卡杜·迪茨·荷夫拉多纳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费德里科·梅耶·萨拉戈沙尔事务局长、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胡尔·索因加氏等，联名将一份紧急的提案呈交伊拉克的侯赛因总统。其中恳请伊拉克有勇气地撤出科威特，从而回避战争，并为解决以后的中东问题而召开国际会议。

　　作为信奉说出生命尊严的佛法的信仰者，我是应该作出这样的呼吁的，但无奈不得不面对战争这悲惨的结局，实在感到十分遗憾。只有祈求停火之日早日到来。

　　而且，在祈求早日停火的同时，我强烈地希望联合国能起看领导作用，召开中东和平国际会议。希望能为中东和平打开一个概括性的展望。

没有超越“人”的课题

　　描画出战后世界轮廓的雅尔塔体制，虽说有种种矛盾，但其中可以说是存在一个危机管理的架构。然而，作为从桎桔中解放的结果，世界上增加了混乱的因素是毫无疑问的。在这种混沌的时代，各国即使有程度上的差别，但对拚命维持国家利益的状况却是一样的。

　　即使说东西方的冷战已结束，可是，新的世界秩序却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以欧洲为中心，军事力量的意义正在不断下降，但在地球上另外一些地方，依存於军事力量的独裁体制却仍然存在。早已因民族性、宗教性、经济性对立的激化，而出现地域纷争有增无已的先兆，作为地球社会全体和平发展的展望就变得更加渺茫。

　　尤其是波斯湾战争的爆发，可说是使人重新痛感到，不解泱南北问题便不能绘画出新世界秩序的构图来。国际社会现已迫切地需要在集思广益的情况下，对包括怎样防止地域纷争等有关新世界和平的问题，寻找具体的解决方案。这迫切的需要，和越来越备受重视的环境问题等一样，已成为人类为保护我们这个独一无二的地球，而必须面对的共通课题，相信这是前所未有的吧！现在，最切实地需要的是对新世界和平的构想力，以及要实行那构想的人的积极性的意志。

　　在世纪末的今日，种种悲观或乐观的论调也纷纷涌现，为了要令这数年来的“民意时代”、“民主潮流”的巨大历史性趋势得以稳定起见，我希望我们能回顾肯尼迪总统在一次经典性的演说中的说话∶“人只要希望变得怎样伟大，便能怎样伟大。无论命运为人定下怎么样的问题，也始终是无法超越人的存在的。”只要祈愿和平的世界民众能团结一致，一定能够堵截混乱的逆流，使新世界和平的门扉得以打开。

“神圣的狂信”所持的问题点

　　对於逆流，美国的未来学者艾云·杜夫拿氏，在其去年被译成日语出版甚至成为焦点话题的《权力转移》一书中，有着值得注意的剖析。

　　众所周知，这本书将“权力”这种“对人起作用的力量”，分为三个层次∶（1）“暴力”，是所谓低等的权力。（2）“财富”，是所谓中等的权力。（3）“知识”，是所谓高等的权力。据杜氏分析，现在正处於“知识”的比重正显着地高涨的“权力转移”时代的黎明中。

　　为甚么“知识”会是高等的权力呢？据杜氏说，“暴力”及“财富”很容易被强者和富者所独占∶相反，“知识”是民主性的，是弱者和贫者也能掌握得到的。然而，杜氏却提醒人们并不要因此而过分乐观，他提出警告∶“任何民主主义团体即使重新系结同盟也好，势必面临世界规模的十字军所急速凝累的三种巨大势力，如果我们不留心的话，相信很容易会被冲向新的黑暗时代去。”那三种巨大的势力就是∶（1）神圣的狂信，（2）环境神权政治，（3）新仇外主义。

　　其中，“神圣的狂信”可以从伊斯兰教团及基督教团为中心，广泛地观察到，那是对世俗化社会抱看敌意的原教旨主义。“环境神权政治”则是借环境保护为名，对人权作出不合理的限制。所谓“新仇外主义”就是指现代正向全世界扩散的负面的民族势力。

　　这些现象一时会单独出现，一时则会以综合的形式出现。身为佛法者的我，认为最需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个层次“神圣的狂信”。在世俗化、大众化杜会中迷失了自我的个人，为了寻求灵魂的治疗、恢复灵魂的完全性而志向於宗教，在某种意味来说，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前面等待着的，却并不一定是光明的道路，不但可能会遇上复活的原教旨主义的运动，更会有簇新的“民间的细小神教”等带有浓厚新宗教色彩的反合理、反知识的倾向。对於阻碍时代及社会进步的宗教、或是想扭曲宗教固有倾向性的做法，我们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我在去年夏天，有机会与著名的教育学者诺顿教授（美国德拉瓦大学）和柏赛尔教授（美国国际大学）亲切恳谈，大家不期然地意见一致的，就是宗教所持的这种危险侧面。

教育的智慧和宗教的精神性

　　我坦率地向他们说出有关教育与宗教的关系。“如果教育无法打开‘知识的世界’的话，‘宗教’、‘信仰’也会有变为‘盲信’的危险性。相反，如果能够以‘教育’发掘的‘智慧’作为光源的话，则宗教的‘精神性’当会更加发放出光彩。”“在人来说，宗教是极为重要的。但历史却显示出，宗教往往会变得独善，甚至会成为一种对‘人’的抑压。至所谓‘宗教教育’更常常存在看教条主义的可能性。”

　　柏赛尔教授对我的观点表示完全赞同，作为回应，更有如下一段的叙述。

　　“我对池田国际会长在一面和宗教比较、一面述说出教育的重要性的说话，特别感到兴趣。在这有着丰富的思想食粮。宗教无疑是十分重要，但如果宗教被制度化的话，则常常会容易失去客观性的视野。只有教育和宗教两方面的配合，才能使人持有展望未来、甚至永远的目光。”

　　这所说的教育，就是指广泛地在知识上和精神上的育成。宗教不但不应背向这种对人至为重要的培育，反而必须成为促进人类朝这方向进步的沃壤才对。这样才能促使每一个人的“智力”向上和强化，能令“民意的时代”、“民主的潮流”增添力量。

　　对於过分的乐观，我们是无力承担的。这是一场在人类文明史上进行规模巨大的实验的斗争，杜夫拿氏说∶“横在前面的权力转移时代，根源性的思想斗争倾向，已不是介乎资本主义体制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体制的全体主义之间，而是介乎二十一世纪的民主主义和十一世纪的黑暗时代之间！”而且，当我们把视点回到国际政治现状的话，我们实在不能断言民主主义的斗争是一定能优势地前进的。

　　关於杜氏所提及的三种巨大势力，过去也曾出现过与之相通的评论。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曾提出所谓“封闭社会”∶最近则有去年才逝世的美国诺曼·卡曾斯所非难的“部族意识”。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侵入人类社会骨髓的闭锁性的特质。在封闭社会中，生活於共同文化中的人会融洽地相处，但当接触到其他文化及社会时，便会顽固地将心闭上，往往会拒绝人道上的言论及对话，最后更不惜使用暴力。当相互间不能容许不同文化及生存方法，而磨擦又超过一定限度的话，那冲突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由“封闭社会”通向“开放社会”

　　波斯湾危机及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新思维改革的难以推进，就显示了这种闭锁性特质在人类社会是多么根深蒂固。

　　特别令人忧虑、痛心的是前途极不明朗的改革政策，作为改革旗手的戈尔巴乔夫总统是位欧美作风的宽大的理性主义者、体现出资讯公开、言论自由及民主化理念的人物。在苏联国内，曾经在起着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现在已完全失去了权威，甚至出现了联邦崩溃危机，以及人心荒废的无政府状态。据著名作家普尔哥夫说，厌恶已变成支配的情绪，就像一种错误的宗教思想在发挥作用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民族沙文主义以及宗教教条主义很容易在人的原始感情中滋长，要以商讨或对话的形式来解决问题，就有着超乎我们所想像的困难了。

　　关於戈尔巴乔夫总统对波罗的海三国所采取的一系列保守的对应措施，我感到极大的关注（虽说对於动武的决定，总统是直接或间接，抑或有何种程度的参予，仍然不大清楚）。但我始终认为，戈尔巴乔夫总统并不是一位倾向於依赖武力来解决问题的领导者。我曾听到多位苏联要人这样说∶“他（戈尔巴乔夫）就算不踏出新思维改革的步伐，像布里兹尼夫那样安坐於缓和外交的权力宝座上，也同样是做得到的。”去年，在和我会见的席上，他曾说∶“使用暴力不如首先对话。”“改革政策的第一要点是给予‘自由’。但，怎样去使用这种自由？就是今后的课题了。”从戈尔巴乔夫总统所说的话，我感到他绝对不是个权力主义的独裁者，而是位正在为解决问题而苦恼的哲人政治家。正因如此，我一直在祈求，他能维护着改革政策而毫无错误地把舵。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面对着的现实提示我们，人在精神上是多么容易被“封闭社会”及“部族意识”所支配，这个冷酷的事实不单强烈地扎根在人类的历史上，而且直至现在也还继续着。这正好是文明史、人类史的重要课题。在这个相互依存的时代，对於日本来说，已再没有可以“隔岸观火”的事情了，故此应该放弃偏狭眼光，与世界各国及各民族进行真正的交流。

　　柏格森认为，要将“封闭社会”转变为全地球性的“开放社会”，那并不是由国家及民族向人类的“对象顺次性扩大”从而达到“感情累进性膨胀”的结果。中国古代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正好是达至“感情累进性膨胀”的步骤。

发挥NGO的力量藉以贡献人类

　　然而，由“封闭社会”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其实最重要的，是要使人们由“封闭的灵魂”迈向“开放的灵魂”这样本质上的转换。在这裹虽不详述，可是柏格森认为，“动态宗教”是不可缺少的要素。虽然我和柏格森的宗教观，特别是有关其佛教观的见解有所不同，可是，对於时代所要求的世界市民，一定要经常打开心犀这方面，却表示赞同。同时，需要某种形式的宗教推动（并非来自“神圣的狂信”，而是世界性的宗教），从而使人达至灵魂的解放这一点，也正好是我的信念，以及继续努力的方向。

　　再说，波斯湾战争的爆发，可说是向冷战的结束浇来一盘冷水，使期待“和平分配”的人们的希望归於幻灭。在执笔写本稿时，战争发展的方向，完全不能逆料，稍一不慎，甚至会有扩大为第五次中东战争的可能。

　　然而，就像雅斯贝斯所说∶“无论是怎么样的状况，也并不是绝对地没有希望。”最重要的，就是世界能从波斯湾战争得出怎样的教训了。如果向远处着眼的话，那可以归结为怎样推进联合国的改革、强化，以及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安全保障、危机管理、世界秩序的问题上吧。

　　今次，联合国以德·吉尔拉秘书长为中心，指向和平解决努力调停。结果，最后却变成以美国为中心领导多国部队，使用武力以求解决。虽然在联合国来说，那是“可悲的事”（德·吉尔拉秘书长），但却绝对不能说是不名誉的事。联合国也并不是万能的。总之，在紧迫的状况下，作为解决纷争的机关，世界的最后依所也始终是联合国。

　　联合国所持有的力量，从今次美国没有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锦旗”就不能使用武力的事实，得到了反面的证明。即使说是国际舆论也好，也只有在联合国才能发挥结结实实的约束力。由此可见就算在现代的国际社会，联合国依然占着那么大的比重。

　　毫无疑问，现在联合国能扮演一个中心的角色，主要是由於美苏重视联合国外交，全凭有美苏的协调才得以形成。最明显不过的事实，环视波斯湾危机，超过十个的决议案，已因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没有动用否决权而通过。

　　但在同时，我们从今次事件也可以看到，现时联合国对世界和平的维持，并未能充分地发挥力量，这是个不能否认的冷酷现实。从这个问题出发，为了构筑起新的世界秩序，怎样改革、强化联合国、克服像波斯湾战争般的悲剧，就是人类不能不认真地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去认真关注的第一课题了。

第三期国际机关的构想

　　今日世界的现状，和联合国创立的时代已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世界的多极化和复杂化，已带来了质量上的改变，国际机关也必须弹性地对应这种变化。虽然联合国宪章无疑是国际社会的优秀规范，可是，无论如何，由於是在将近半世纪以前的设计，也确实到了应该予以检讨和强化改革，藉以配合时代前进的时候了。

　　去年，我和诺曼·卡曾斯氏就强化改革联合国的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那时卡曾斯氏说∶“联合国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到联合国本身名副其实地持有力量。”“那种必要其实在联合国宪章已预见到。”
　　如果考察国际机关的历史的话，国际联盟的时代是第一期，而联合国则是第二期。以一九九五年联合国创设五十周年为目标，构想第三期的国际机关以迎接二十一世纪，也真是正合时宜吧！我觉得有必要藉着这个机会，一面站在联合国创设的原点上，一面站在长期性的展望上来构筑起改革联合国的方案。

　　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组织，要规划第三期国际机关的架构，首先必须克服各参与的主权国家为自己设定的界限。战后，联合国的确得到很多成果，但同时也经验过很多挫折。那些挫折主要的原因，很明显，主要是由於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各国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不能站在人类整体立场来解决问题。

　　时至今日，看起来整个世界好像是主权国家的集合体，但倘若细心地观察的话，就会发觉有不断越出这个框架的现象。核子战争及环境破坏等的“地球性的问题摹”虽然是当然的，可是，今次波斯湾发生的战争，更证明了主权国家联合的体制，有着不足的地方。在接近二十一世纪的这个时代，由主权国家向主权国家的侵略，为甚么会那么露骨地进行？为甚么会解决得那么费工夫？相信那正在於像联合国这样的主权国家联合体，是无法处理像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大义”这样的问题之故吧！

　　如果从相对的意义而吉，多国籍部队对伊拉克使用武力，或许是迫不得已，但正如有些人士所担心般，在联合国的名义下，难免会出现泥足深陷的情况。就算将伊拉克逐出科威特，仍不能从根本改变事态。因为在阿拉伯民族中已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南面逻辑”的观念∶那就是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中心的联合国，在处理包括主权国家架构内发生的纠纷时，首先着重的，就是各先进国家的利益。

　　要突破现行联合国的界限，我认为联合国在结构和运作方面，应该把“人的层面”凌驾於“国家的层面”之上。这正是我多年来的信念，如果具体地考察“人的层面”的话，更可以将之分为“民众的层面”和“人类的层面”两方面！

　　首先，把“民众的层面”凌驾於“国家的层面”，已不单是联合国、更是国际社会的时代要求。人们已习惯於把国界视若无睹地在地球上往来穿梭，把资讯、货物和财富等四处流通。最近日本人往海外旅行已越来越旺盛，所谓国界的观念已很明显地淡化了。

　　从联合国出发的时候开始，本可说是一同顾及“政府”和“人民”两方面的。那在联合国宪章的前文使用∶“我等联合国的人民”和“我等各自的政府”的两句主语便很明白了。尽管这样，联合国在现实仍是政府间的机构，那就表示了联合国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完全是向政府负责，於是民众便经常被撞到舞台的后面去。

　　我强烈地希望联合国能加强“民众的层面”。因为在今时今日，民众的力量和水平正不断提高。例如，给NGO（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分配任务已变得日趋重要。特别是委托主权国家难於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例如，在经济协助方面，日本自夸成为世界第一的ODA（政府开发援助），但却被批评为罔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只优先令日本企业获得扩大业务的机会。相对而言，如果是NGO的话，相信一定会先站在受援国家的民众立场上，从而对其作出贡献。

　　现在，联合国和NGO的关系，已超越了在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一条的NGO只是对经济社会理事会提供资询的规定，相互合作的关系也扩大起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NGO的活动已伸展至资助联合国的环境及裁军等会议，由於对地球性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参与，给予国与国之间外交不少影响。可以说，NGO对於解决地球性的问题，超越国家的架构而站在全人类利益上所作出的活动是不可缺少的。

　　本来民主制度的确立，就是要监察政府的行动，使其不至偏离正确方向。现在，让NGO的主张直接反映到联合国的会议上去的时候经已到来。我十分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渠道，广泛地汇集意见，使联合国的制度得以朝看“民众层面”而改革和强化。

　　其次就是“人类层面”的方向性，为了令联合国由主权国家联合体蜕变出来起见，我想就新综合化制度的构想，说一说有关“联邦制”的意见。

着眼於“共同主权”的构想

　　现在，作为多民族国家典型的苏联，正在苦於如何以一个宽松的主权共和国联合体的形式来维持其联邦体系。至於EC（欧洲共同体），则志向於成立“欧洲联邦”，这正好是对国际社会新秩序的探索。

　　尤其是在欧洲展开的新挑战，十分值得注目。如众所周知，去年十一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和华沙条约组织共二十二个国家，在巴黎签订了结束东西方对立的“不战宣言”，更缔结了限期性的欧洲裁减常规军备（CFE）条约。

　　这个“不战宣言”，不单是意味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更启示着要永远把战争的危险性驱逐出欧洲的成熟思想。

　　同时，我们更从而实感到十七世纪以来的主权国家制度，现在正被巨大转变的浪潮所冲击看。事实上，统一德国的魏茨泽克总统，在去年十月二日德国统一之日的演说内容中，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总统曾说∶“建立民族国家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地球性的问题是任何国家也不能自己去解决得到的。安全保障、社会生态、能源、经济、运输、电讯传递、科学研究等，任何事情也是一样。今日的所谓国家主权，是在诸国共同体中才得以体现的。”

　　总统在这可以说是提出了一个“共同主权”的重要概念，那是和国家主权观念的方向绝对相反的。现在，EC包含着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综合动态，正在加速形成一个更大的架构。相信在最近的将来，一旦市场、货币两方面实现统一的话，将会继续向安全保障及外交两方面发展，届时各国主权主要的机能，实质上已委让於EC的共同形式了！

　　我虽然一面对这种新水准的统一化动态表示欢迎和欣慰，可是却仍然抱着一点不安。因为地球性的统一化动态，并不能保证没有地域性的危险，有可能会把地域性的利益放在首位，从而导致不公平的现象。为了打破这种危险，有必要一面进行地域性的统一化，同时构想全世界的联邦体制。

　　虽说一直以来，所谓“世界联邦”的说法，好像给人一个遥远的未来问题那样的概念，被视为不现实，但我想到，在所谓联邦的形态是包含着打破现行联合国界限的有益启发。

对“联邦制”有益的启发

　　自核子武器出现，并成为了国权的保障后，人类就面临灭绝的危机。我曾频频强调，不管人类愿不愿意，已被迫超越国家的框框，由“国家利益”过渡向“人类利益”∶由“国家主权”过渡向“人类主权”般的想法改变。因此，离不开我思想意识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使联合国以“国家主权”为主轴的支配制度转变为“人类主权”为基础的构想。

　　这一点，作为世界联邦主义者而闻名的卡曾斯氏，在与我会谈时，曾就这个问题雄辩地发言。他指出主权可以分为是有“绝对主权”和“相对主权”。“绝对主权”的核心是军事力量，至於“相对主权”，则是指在国家范围内生活方式和活动的司法权。

　　他认为“要把世界置於安全状态，并不是必须要完全将国家的架构解体。最重要的只是使国家主权成为有意义的东西。”他的意思是∶应把绝对主权予以取消。

　　即使说是联邦制也好，如果认为那会使现在的国民国家一举消失的话，这实在近乎妄想。卡曾斯氏也并非认为一元性的世界国家立刻可造，只是希望消除绝对主权国家的制度，把联邦的管辖权和国家的管辖权明确地分离。即是说，他的意念是要在联邦之中的共有主权外，明确地划分出国民国家所仍然保持的主权。

　　由这联邦制度作为出发，可以为我们提供广阔的思考馀地，不单指向於消除国家主权的负面，更使人类不战共存体制的建立成为可能，相信这正好是我们今后积极探讨的方向。

　　以上就迈向新的国际秩序、环绕在长期性构想上，以联合国为中心，提供了若干想法，以此作为起点，我认为有必要重新认识联合国的安全保障体制以及维持和平活动。

　　现在，联合国安理会在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的维持上肩负着很大的任务。现代的世界，已不是手执世界牛耳霸权的特定大国才拥有领导权的时代。所以，美苏英法中的所谓五个战胜国，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而持有否决权的制度，不是已到了应该加以检讨的时候了吗？已有批评指出，如果固执看这个形式的话，就难以阻止由特定的国家支配乃至利用联合国的恶习，更谈不上联合国能真正地行使其职能了。

　　总之，怎样正确地厘定成员体制，对於维持和平有着重大责任的安理会来说，意义至为重大。最近，有人建议日本及统一德国，应当被列为常任理事国，亦有建议将英、法、德合并为EC代表，以及除先进国家外，南方的主要国家也代表地域而作为成员国等，这都是同样值得检讨的方案。

　　在日本国内，把日本列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越来越多。的确，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性国力，分担联合国开支数额之大（继美国后第二位）等，提出加入联合国中枢的安理会也未尝没有道理。可是，我仍然认为是勉强了些。

　　支撑着安理会的思想基轴，就是“集体安全保障”。然而，由於日本的宪法是禁止参与任何“集团性的自卫”的，如果将自卫队派往海外，就不免有“违宪”之嫌了。

　　当联合国像今次的波斯湾战争一般需要行使武力制裁时，无论是以“多国籍军”的形式或被宪章所认可的“联合国军”的形式也好，如果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日本也不参与的话，那在理论上就有些行不通的地方了。

单一国家的和平主义已行至尽头

　　从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重要的事实，以及国际性相互依存的现状来看，所谓一国和平主义的“如意算盘”已到了不能自处的地步。虽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提出为了“贡献世界”而“修订宪法”的建议；可是，我却绝对不敢苟同。原因是这样会对一个以和平作为原点的国家造成不良影响。我仍然赞同多位有识之士的提案，在自卫队之外，另外筹组一个为了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PKO）的组织，才是正确的道路。

　　我更认为日本可以在军事性的安全保障之外，从另一方面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其中一个想法，就是地球环境的保护了。

　　就联合国的改革、强化来说，我认为有必要改变安全保障本身的构想，将安全理事会一分为二∶其一处理和平问题，其二则处理环境问题。

　　我这个想法，是通过与去年来日本访问的苏贝尼·洛加德氏（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的会谈而得到的。他表示安全保障的想法，只在军事方面并不充分。必须要有“环境安全保障”的观念。

　　的确，今日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并不只来源於军事上，而是地球环境的破坏。

　　因此，作为国际政治最优先课题之一而又有其必要性的，我认为在安全保障的层面上，应将环境保护置於军事威胁之上来想，相信这正是极之配合今日客观环境的想法吧！

　　关於全球性环境问题的重要性，我早已提出过设立“环境联合国”的构想。作为向“环境联合国”推进的重要步伐，我提议新设担当环境问题的第二安全理事会。定於明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开发会议，在环境问题的配合上，可说越来越接近正确的方向了。

　　在维护地球环境的问题上，日本应该可以作出相当於经济大国的贡献。基於这点，我渴望日本对“环境安全理事会”的诞生，发挥起积极性的领导作用，果敢而有勇气的踏出“一步”，一洗“疯狂追求海外经济利益者”的恶评。

以“世界评议会”结集人才

　　其次，有关先前提及国际社会中的“人的层面”，过去法国的思想家杰克马里坦，在论述战后“世界政府”的一篇文章中，提示出成立一个由杰出学者们组成的“世界评议会”的必要性。

　　这是超越民族界限的最高谘询机关，其成员是作为世界市民而与任何政府无关，并且能够完全独立自由地达成自己精神上的任务。马里坦期待着国际性舆论能够由这样的组织诞生。

　　迈向联合国创立五十周年，要达成联合国的强化改革，我认为有必要创设这样的“世界评议会”，思考改革方案。一直以来虽然有像“贤人会议”一般形式的东西，但要更自由地站在全世界的立场，以世界市民的身份来设想，则必须集思广益地设计一个在二十一世纪拥有新生力量的国际机关。

　　还不只此，在面对这种具体性课题的同时，更可以对例如“甚么是正义？”等伦理性的课题加以检讨，这不正好配合“世界评议会”的性质吗？

　　为甚么我会这样说的呢？考察今次的海湾危机─波斯湾战争的背景，横着所谓“阿拉伯的大义”的问题。众所周知，伊拉克的候赛因总统，把这个问题和要求他从科威特撤军的问题连系起来，企图将伊拉克和科威特的问题扩大成阿拉伯全体的问题，从而与不承认这种连系的美国形成对立，最后导致灾难性的结局。

　　在这不打算详述有关“阿拉伯的大义”的问题。我只想就一般有关“大义”或“正义”的提法，谈谈若干感想。这确是些引人入胜、令人鼓舞起雄心壮志的词汇，可是，像我这些在战争期中成长的人，一听到“正义”或“大义”等的提法，就不禁会想起“悠久的大义”这句说话，从而不能不怀疑其背后的意义。本来，“阿拉伯的大义”，是不能和二次大战时法西斯主义的军部提倡的超现实口号“悠久的大义”一起谈论的！可是，作为揭起“阿拉伯的大义”的代价而需要牺牲众多的生命，那就应该相当慎重地对其实质加以了解。

是人类基本的冀求

　　在想到有关“大义”及“正义”的问题时，在我的脑海经常萦回着奥地利的哲学家汉斯凯尔森的警告。

　　“根本没有所谓绝对正义，要给予定义也不可能。这理想只是幻象。实际上存在的，只是利益、利益冲突以及为解决这些冲突而有的斗争和妥协。基於需要，和平的思想取代了正义而进入了理性的领域。然而，人对正义的渴求以及对至高价值的憧憬，实际上超过单单是妥协与和平，甚至不为理性所动摇。历史证明这种信念是不可能被动摇的。倘若这种信仰是幻象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凌驾於真实的幻象。因为对大多数人，甚至整个人类而言，对一个发自理性的问题的解答，并不一定需要诉诸明晰的概念或语言。这也是为甚么人类有可能永远不满足於诡辩学派所提供的答案，但却会不惜一次又一次的付出血和泪，去寻找柏拉图所走过的道路∶宗教的道路。”

　　在这段以“柏拉图的正义论”为题的论文结语中，虽然使人感到有点像改变态度的意味，但却显示出作为彻底价值相对主义者的凯尔森，在全体主义的威胁中，仍继续拥护民主主义的胸襟。所谓“柏拉图所走过的道路”，指的是作为绝对正义的价值之争（譬如说是“义战论”），有关凯尔森所倾向的柏拉图的见解，因为在去年“SGI之日提言”也曾说及过，所以不再说了。

　　对於凯尔森的论述，我认为他想表达的第一件事，就是指出对正义的渴求，无论在好的方面或在坏的方面，都是源自於人的本性。

　　事实上，一个人的人格，其实可以说是被他对正义的标准所决定的吧！可是，日本人在传统上对正义的观念却极之含糊。

　　特别是最近的十多年间，在迈向国际化时代中，日本人及日本社会常常被指欠缺“哲学”及“原理”，就正好是这样的证明了。因为所谓“正义”，就是在不计算利害得失的情况下，在以“哲学”及“原理”为基础的行动中表现出来的。

　　以日本政府对应海湾危机来看，丝毫没有使人感觉一点“哲学”及“原理”的足迹。就像象徵性地向多国联军的提供金钱上的资助般，日本政府处理得极为缓慢，而且看风掌舵。至於必须用长时间研究和讨论的修改国策问题上，却突然提出“联合国和平协力法案”（拟派遣自卫队往波斯湾加入多国联军）。而且，在每次的讨论中，不单议论的内容充满矛盾，更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开支预算案。

　　在这样的情形下，以中国为首的亚洲诸国，怎能不回忆起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的恶梦呢！即使不是军国主义的复活，可是“到底日本显示出怎么样的意识形态呢？日本除了是非常富裕的工业先进国外，还是甚么呢？”（印尼《指南针》报编辑主任雅谷·奥泰马）。“（日本的实业家）就算看似是一般市民也好，但那种趾高气扬的样子，和过去的“宪兵队”没有两样。”（菲律宾《菲律宾·星》报社长兼论说委员会委员长麦克士·苏里云）等质疑之声不绝如缕。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奉行一套明晰的“哲学”及“原理”的话，就会随着不同的形势而作出不同的行动，由於行动的不可预计，也就得不到别国的信任。正因如此，就像我一直强调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推进文化外交。虽则许多人相信，现在已是意识形态走到尽头的时代，但如果他们就这样手舞足蹈地欢呼“多神教的时代”的到来的话，相信很容易会掉进在他们前面的陷阱呢！

　　“为人类的宗教”的出现

　　像凯尔森鸣起警钟一般，在“正义”和“正义”之间互相对比之下，人走上了在正义之名下被牺牲的道路。事实上，人类的历史中正充满了无数这类以血腥着色的颠倒构图。特别是以基督教等将排他的一神教作为土壤的社会，这问题就显得格外深刻，著名的思想家像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阿奎那等，在很久以前就已发展出一套所谓“正义的战争”的理论了。

　　然而，现代是核子时代。核武器正向我们展示着国家与国家间大决战（最后的大决战，将转为全面的核子战争）的威胁。“到底地球毁灭后，宗教会变成怎样呢？即使有人仍然生存，但也只像很健壮的动物，生存在满是废墟般的时代，教会做些甚么才好呢？”（渡边一夫）这种老幽默家式的提问，不单是指向宗教家，对於在正义的旗帜下，被不同的意识形态所蹂躏的现代人，是谁也不能逃避的问题。

正义与和平并非二者择一

　　那么，是不是像凯尔森所说般，正义与和平始终是二者择一的课题呢？我认为并不一定。如果正义是人类本能的欲求的话，由於只有贯彻正义，才能够获得真正和平，故此并不是二者择一，而是根本一定会打开一条调和合一之道。我认为最重要的只是慎重地检讨那正义的内容和实质。

　　对於这点，引起我浓厚兴趣的，是德国慕尼黑大学的阿瑟卡夫曼教授提出∶以“合乎正义的和平”替代“为了正义而战”的概念。作为实现“合乎正义的和平”的基本要件，教授举出如下六项问题。

　　第一，“平等原理”。在生命的根源性价值上，每一个人的尊严是同样被保障着的。放诸国家的层面上，在可能的范围内，透过经济关系及文化关系，达至相互尊敬和机会均等。

　　第二，“金科玉律”。通常是指圣经的“希望别人施於自己者，自己亦必同样施诸他人。”但教授将其道德层面更推广开去，包括作为消极性表现形式的，“不希望别人施於自己，自己亦不应施诸他人”的训言。

　　第三，“定言命令”。教授曾举出有名的康德的一句说话∶“无论在甚么时候，也要以你的意志作为准则，使之成为普遍性的原理，适当地指导你的行为。”

　　第四，“公平原理”。就像运动的基本原则一样，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中，在所有利益点、负担点上，也给予同一程度参与和行动。

　　第五，“责任原理”。不容许采取对人的生活和其环境，造成现在或将来的破坏，或导致危险的行动。

　　第六，“宽容原理”。即使你邻人的想法对你来说是不能接受也好，也要尊重他拥有他自己意见的权利。

　　虽然不能在这一一予以验证，但如果是包含看这种种条件的正义的话，相信有可能构筑“合乎正义的和平”，而不是单单处於暂时没有战争的和平状态，或是凯尔森所说的∶“只是利益、利益冲突以及为解决这些冲突而有的斗争和妥协”的和平。这个主题，正是在“世界评议会”席上真正需要讨论的课题。

　　如果在宗教或是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忽视这种观点，只是单方面主张自己的绝对性正义的话，到底会变成怎样呢？卡夫曼教授援引了世界著名的动物学者康拉德洛伦茨（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得奖者）的说话∶

　　“不顾一切地维护被视为有着最高价值的社会规范及教仪的做法，最终只会导致在所有战争中最今人感到可怕的宗教战争。而且，那正是今日威胁着我们的东西！”

　　洛伦茨说这番话仅仅是十年内的事。我们要将这一点严谨地铭刻於心，送过恰如其份的“为和平的宗教”、“为人类的宗教”的每一日。我相信那将会为“合乎正义的和平”开拓出前所未有的沃野。

　　尽管如此，可是作为新世界秩序构想的一环，为了在改革联合国的同时强化联合国的维持和平机能起见，有必要尽全力构筑起地域性和平的框架。

　　去年年初，我曾强调应以美苏冷战体制的休止符来迎接新的时代，为了人类能生存下去而构筑起“不战共同体制”。那将是意味着建设起一个地球性规模的和平共存制度。

　　像我在前面所述说般，希望看到的这种前进的姿态，已在欧洲出现了。紧接着欧洲而应予注视的就是亚洲的情势了。

　　特别是去年，是东北亚情势有着划时代展望的一年。过去曾是敌对国家的韩国（大韩民国）和苏联，於九月二十日订立邦交。戈尔巴乔夫总统和卢泰愚总统先在三藩市，继而在莫斯科会面，为了结束韩半岛（朝鲜半岛）的冷战与巩固和平起见，签订了致力强化两国协作关系的共同宣言。

　　去年九月，我初次访问汉城，强烈地感受到一股宏大的时代变化的潮流。另一方面，北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开始与日本磋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同时，分别在汉城和平壤，举行自南北分割后初次的首相会谈。在汉城方面，卢泰愚总统和北韩的延亨默首相会面，在平壤方面，则是金日成主席会见南韩的姜英勋首相。

　　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在平壤的南北首相会谈，南韩提出“为南北和解与协力的共同宣言案”，北韩则提出“互不侵犯宣言案”。

　　在阅读南北韩双方的提案时，我感到双方有着一致的主张。那就是顺守着在七二年的七四共同声明所揭示的∶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的祖国统一等三大原则。同时，以对话来和平地解决意见的对立、纷争等问题。互不侵犯、不干扰对方；削减军备；为防止偶然性的武力冲突和扩大而设置热线电话。我诚挚地希望这些方案能够实现，因为这并不是只为了南北韩民众，更是为了亚洲全体的和平。

　　我在一九八六年一月“SGI之日纪念提言”中，早已提及南北韩最高领导人有直接会谈的必要性∶“如果吟味一下南北双方一直以来的提案，并检视一下已达成协议的事项，双方首先能够做的事，就是订立‘“互不侵犯，不发动战争’”的誓约。北韩说‘不南进’，南韩也否定侵占北方的意图。我觉得两国首脑再次明确地向国内及国外宣布这一意图，就能够成为一切谈判的出发点。”

　　还有，“‘互不侵犯，不发动战争’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不应该探求更先决的条件。如果这一协议能够进一步得到有关国家，即美国、苏联、中国和日本的肯定和支持，南北韩之间的紧张局势就能够大大地缓和。”

　　卢泰愚总统在人八年十月的联合国演说中，曾提出过“互不侵犯宣言”的构想。此外，金日成主席在平壤的南北首相会谈时，也向姜英勋首相等的南韩代表团谈及期待会见卢泰愚总统。现在既已踏入南北韩首相会谈的阶段，虽说还未看见突破口，可是“互不侵犯，不发动战争”的意念早已在双方的提案中出现，相信南北韩最高领导者直接对话已到了成熟时期。

　　南北韩的最高领导人已明确地向世界宣言。“互不侵犯，不发动战争”。如果能达成将半世纪多分割对立的历史来一个大转换的话，相信加上参予那次战争的美国和中国，缔结和平条约的道路必定能够打开吧！

　　同时，作为邻国，有着密切关系的日本和苏联，倘若支持、协调这南北融和，发展友好关系的话，东北亚一直以来的冷战架构不单只会作最后性的崩溃，更会作为亚洲、太平洋时代的中心，而增加在政治土、经济上的比重。这样，一直以来被看作战争导火线的危险地带，将被预测为世界最具发展潜质的地域了。

　　在使亚洲脱离冷战的情势上，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态，就是戈尔巴乔夫总统预算在四月访问日本。去年七月，在克里姆林宫和我会谈时，总统也曾说及访日的事。我期望他的访问会使日苏友好关系出现一个划时代的前进，更希望那会对亚洲、太平洋地域的和平作出巨大贡献。

　　本来，亚洲是个多样化的地区。柬埔寨和平的前途及中东情势，还有着解决展望并不明朗的地域纷争，不能不摒除乐观。但我相信在这些地域，始终会有停息战争的一日吧！

　　还有十年便到达二十一世纪，现在要向民众推广的意识，可以说就是要和战争诀别。在核子时代的今日，对战争来说，早已没有胜方和败方了。更没有比战争那么不合理而不上算的东西了！应要在民众之间广泛地渗透着这种意识。

　　如果不战的潮流徐徐地向世界扩大下去的话，迈向二零零一年，即二十一世纪出发之际，可能会在联合国本部召开“世界不战会议”吧！希望在NGO也参加的这个和平会议上，能盖下指向“世界不战宣言”的印章。同时，商讨真正裁军后的“和平分配”问题。以及消除南北间差异的方法。应该从地球上的规模来检讨有利於发展中国家的果断的新政策吧！

　　如果以“世界不战宣言”为基本，不久向看“世界不战条约”而前进的话，要再加上现在的国际人权规约来构想“世界宪法”的草案，相信也就指日可待了。

　　但在实现这些目标之前，不单国际政治需要改革，人类思考的方向以及生存方法本身也应要有根源性的改革。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加深作为“世界市民”的自觉是不可缺少的。为了这样，一定要强力地推进“世界市民”教育，从而谋求向人类不战共同体制的前进。

　　希望SGI会友能够有真正负起领导这人类更上变革时代使命的自觉。今年我也以佛法作为基调，将“人道主义”、“文化主义”、“和平主义”的永远指针存放於心胸，为实现新的和平构想，与世界上的有识之士进行对话。为了扩展和平的网络，我正巩固起全力行动下去的决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