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届“SGI日”纪念倡言

希望世纪的民主凯歌

池田大作，国际创价学会会长

1990年1月26日

　　在一九九○年新出发之际，我想阐述最近的感受，作为纪念第十五届“SGI之日”。

　　今天刚好是SGI成立十五周年。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在美国的关岛举行了第一届“世界和平会议”，得到世界五十个国家的代表出席参加，实质上开始了国际创价学会（SGI）的活动。

　　当时，我呼吁各人不要只顾个人的幸福，而应该贡献出宝贵的一生，在世界上播下和平的种子。我自己也许下诺言，要本者这宗旨来活动。

　　在这十五年来，世界各国的会友们，以佛法运动为基础，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社会裏，为建设和平而努力活动。现在，他们都成了自己国家的模范市民，对社会作出宝贵贡献，受到世人尊敬，对此，我衷心的表示敬意。在世界一百一十五个国家裏，一百二十六万多的会友正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不遗馀力地努力着。 　　新的世纪即将来临，我们应再次确认“人道主义”、“和平主义”、“文化主义”这二个永远的指针，为新时代开辟新的康庄大道。

　　基於这个原因，我想再一次与各位确认SGI的基本路线。

　　第一∶国际创价学会会员要尊重本国的文化、传统、法律，作为一个好市民，为社会的繁荣作出贡献。

　　第二∶国际创价学会会员要促进以生命尊严为根本的文化教育发展。为达成这目标，要努力推进国际间的文化、教育交流。

　　第三∶国际创价学会会员否定战争等所有暴力行为，以人类幸福、世界繁荣、和平为活动宗旨。为此，以消灭核武器、实现不战争的世界为远大的目标，支持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协助联合国努力维持世界和平。

　　SGI本着这基本路线，在今后的十年裏，要筑起一股更稳固的世界和平力量。

　　去年，我在东京会见了奥地利的弗兰茨·弗朗尼茨基总理。当时，总理对我说∶“拉丁文的谚语裹说‘想得到和平，先要准备战争’，但我的活动宗旨是‘想得到和平，先要准备和平’。”他追求和平的心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亦有同感。

　　离开廿一世纪只有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其间，为了永久的和平，我们要开始做好准备。尤其是进入完成期的今后十年，对世界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十年。

　　去年底，我感慨万千地在荧光幕上看着柏林开放勃兰登堡门。一九六一年十月，我曾於访问西柏林时。来到这门前逗留，那份强烈的印象，至今还难以忘怀，因为当时刚好是这道分隔东西的围墙建立还不到两个多月的时间。

　　二十八年后，人民以惊天动地的力量，把这象徵东西冷战悲剧的围墙推倒了，使人感到历史的齿轮，正向看新时代开始转动。在人类的历史裏，除了极少数的例子，相信再也找不到如此和平的巨变。

新时代的新和平构思

　　去年在马耳他举行的美苏首脑会议，虽然尝试构筑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但结果只共同确认了冷战已结束这现状。至於新的世界秩序的骨干以及如何能实现等具体方案，却还在探索阶段。

　　现今人类虽然开始重视“民意”，开始注视“民主潮流”，但对於送掉一个旧时代，迎上一个新时代后的世界又将会有何变化这点，却感到非常悄然和不安。因为现代正是历史裏的一个过渡期，全球仍然充满堆积如山的问题，地区性的不安定因素随处可见。

　　但是，美苏结束了战后开始的冷战，从对立转向对话，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今后，东西方的协调体制若能顺利发展，裁军有所进展，世界的紧张会开始缓和，核战争危机减少，可以促进经济的繁荣。

　　从这点来看，下一世纪的展望大致是明朗的。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过渡期特有的“混沌”状态安定下来，阻止它走向分裂和抗争，引导它走向更安稳的方向。而且需要有长远的展望，不能性急，要循序渐进去把它完成。

　　同时，抓着这个好机会，以毅然的决心，为新时代创造一个崭新的和平构思。要是因为前程是模糊一片，所以过分警戒，变得太胆怯，那是不能开辟新的大道的。现在最需要的是打稳基础，展望今后这个新的时代，全力以赴地找出一个长期的和平结构。

　　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认识清楚人类踏进了一个怎样的时代，冷静地去分析我们的立脚点，持有对时代正确的认识和展望。

　　去年底，观看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动向，不禁深深感受到“人，谁都有生存的权利”，而这种强韧的意识创造了一个“民意时代”、一股“民主潮流”。这股潮流，已经不受任何东西阻挡。而且甚至可以吞下任何阻挡的东西。随看科学技术的进步，资讯传递的迅速发展，使现代变成一个“超越国界”的时代，而民主的潮流，总有变成人类历史主流的可能。或应该说，这才是理所当然的。

　　我在去年的“SGI之日纪念讲演”裏，发表了以《新世界主义的曙光》为题的讲话。在这一年中，各地的变化远远超出人们预料之外，世界主义的朝阳，冲破了拂晓的曙光，赫赫地从地平线的彼方升起。这个朝阳，正是人民本身。这世纪末，正好是我们人民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主角的最好时机。

　　当然，情势还不容乐观，但从荧光幕上看到东欧各国人民的面上，是充满光彩的。在柏林、在布拉格、在布加勒斯特┅┅挣断了长年的政压枷锁，年轻人夺回了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他们的面上都是充满“自由”和“解放感”的光辉。要是提倡“参与”的萨特还生存的话，他一定会为青年们热烈地欢呼。我的恩师、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先生曾大力地主张∶“创造新世纪的，就是青年的热情和力量”。为了东欧各国未来无限的发展，我虔诚地祈求在青年们的脸上∶永远地充满光彩。

　　东欧的新浪潮可说是解放人性的运动。同时，要注意到从别的观点来看时，东欧各国人民大体上希求的，差不多都是西方阵营所说的已经到手的“自由”，和经济上的“富裕”。

　　过去，马克思主义排斥这些“自由”和“富裕”，说它仍是“资产阶级的”，并强调真正的“价值”，只能通过共产主义社会的“按能而劳、按需而分”才可以获得。不久以前，这乌托邦，作为崇高的理想，被安置在唯物史观这进步主义史观的顶上，疯魔了多少优秀的青年，鼓舞他们投身於社会改革的活动。但观看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开始与从来的路线分道扬镳，以前高扬的理想开始失色，未来的展望，恐怕真的会变成永达不到的乌托邦。

　　换句话说，就是东欧各国确实是从政治压迫下解放过来，“自由”、“富裕”这些目标到手了，但今后的指标呢？东欧阵营的激变，虽然证明了人民的力量，为人民打了气，但问题堆积如山的西方自由主义社会的未来，却未必一定是富裕的。眼看人海如潮水般超越了“国界”、冲破了“围墙”，西方人民最初会感到尝到了胜利的滋味，但马上随此而来的，应该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复杂心情。他们会反省，自己所体会到的自由主义社会的现状，是否真的如此充满魅力、值得自豪？

对未来不容乐观的日本

　　冷静地观察美国、西欧、日本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情时，会认识到现在绝对不是陶醉於胜利的时候。美国总统布殊要背城借一地去扑灭毒品，象徵了先进国家其中一个病入膏肓的课题。在马耳他会议以后，核战的威胁虽然减少了，但环境破坏、资源不足、能源危机、人口膨胀等问题还是堆积如山，我们一刻也不能延迟处理这一连串的“地球问题”。

　　尤其是日本，在激动的世界中只会安逸於其经济地位，对於所有一触即发的危机置之不理，懒散地在享受太平。这种“自由”和“富裕”，不但不能把人的美好质素锻炼起来，反而会使人堕落。

　　九零年代这世纪末期成为受人议论的话题，但假如稍有差错，世纪末期会同时变成人类历史的末期，所以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目前的“自由”和“富裕”的另一侧面。

民意潮流的“明”与“暗”

　　要是东欧各国充满解放感的欢欣表情是“民意时代”、“民主潮流”的“光明”一面时，那么上述西方的问题所反映的侧面就是“黑暗”的一面。故此，作为一种反论，如果从未来希望的明与暗的层面来看，在这几年的激烈变动裏，杜会主义是胜利了，而资本主义却反而黯淡无光。

　　去年曾任职於美国国务院的弗朗西斯·福山氏所写的论文《历史的终结》曾经引起各界的议论。在论文裏，他指出在今世纪裏，欧美的自由主义会战胜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全体主义，其结果会使历史终结，迎来一个“没有艺术和哲学”的超历史时代。对於这个“胜利苦杯”，他描述说∶“历史的‘终结’将会为我们带来一个长时期的寂寞无聊时代，又或许会成为一股再次开创历史的动力”。

　　在根本的问题点上，我对福山氏的理论持有异议。我认为人不是毫无目的地“生存”的，人总是希望“活得好点”，就是说，要是人经常抱着一种“为了甚么”的“寻求意义”的精神，那“长期的寂寞无聊时代”总是不可能产生的。

　　话虽如此，作家堀田善卫氏在几个月前，因为在巴黎的书店裏找不到任何诗集而大为惊异。诗和哲学同时消失了踪影的无聊社会---这种社会一定会产生出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小说裏描写的地牢居民那样，主张---假如二二总是四的话，就是死的开端”的，坚决不离开地牢生活的叛逆者。

　　而且，这种无聊的均一大众社会，不管是笑容满面的法西斯主义、或其他甚么主义也好，它终究会成为重新装璜的全体主义的狩猎目标、牺牲品。我们绝对不能让“光影相交”、“明暗同途”的“民意时代”、“民主潮流”迈向这种方向。

　　在此，我想回顾柏拉图对民主主义的批评。众所周知，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第八卷裏，把政治制度分为以下五种∶（一）国王政制、（二）名誉政制、（三）寡头政制、（四）民主政制、（五）独裁政制。他分别谈论了各体制的优劣，以及适合各体制的人的类型。柏拉图对各体制的优劣评价，是顺着他举出的次序的，他把民主制列於第四位，而推崇由“哲学王”执政的王制。

　　柏拉图之所以对民主评价不高，是有他的时代背景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由於他的青春时代，正是雅典民主主义的混乱和衰退时期。在柏拉图诞生前不久，雅典与斯巴达开战，战事竟延续了差不多三十年，直到柏拉图二十五、六岁左右才由於雅典的败北而停战。可以说，柏拉图的青春完全在战火之中度过。同时，在战事发生后不久，雅典的著名将军伯里克利病逝，使雅典的民主主义急速地衰退。年轻的柏拉图生长在战火中，体验尽了丧失人性、人最丑恶的一面，通过他的聪明才智，自然而然地会使他达到了如上对人和政治的观点。柏拉图冷峻地看透了人的利己主义，而对它放了一枝批评现实的冷箭。

　　对於柏拉图最富决定性的打击，应该是他敬爱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被判死刑。蛊惑的政治家煽动愚昧的人民，说∶“只有杀掉苏格拉底，雅典才能得到民主主义”。雅典的人民背叛了柏拉图的期待，把“最正义的人”处以极刑，这难怪他开始怀疑民主政制的正确性。

　　无论如何，年轻时的体验，培养了柏拉图对人和杜会有一种超人的敏锐观察力。在文章裏，他描写了民主政制如何受内在因素的影响，而会转移到持有完全相反性质、一种全体主义的独裁政制的过程。虽然描写得有点戏剧性，但那细致精妙的文笔、那令人颔首的说服力，使这部分成了书中最精彩的段落。

永远难以解决的“自由约非逻辑性”

　　在书中，柏拉图指出对人来说，永远解决不了的难题就是“自由的非逻辑性”。民主制标榜说∶∶“自由是国家的光荣，因此，只有在民主政制裏，天性自由的人才肯居留”。但为了贪得无厌地追求自由，产生了大批“无可满足的欲求”，慢慢占领了“青年灵魂的要塞”，开始误解了自由的真义。

　　他们“视谦逊为愚蠢”，“讥节制为欠丈夫气”，把“谦退和节俭说是庸俗、下流”而排斥这些美德。反过来，称“傲慢为高贵、无纪为自由、浪费为慷慨、无礼为勇敢”，为这些恶德“戴着花冠，迎到它们家裏来，同来的还有一大批别的，齐声唱着颂歌，以荣名赞美它们”。

　　结果，随着时间的过去，混乱越发不可收拾。为了要打开这个混乱的局面，人民开始期待有能的领导诞生。这样的情况下，从一群“没有刺的雄蜂”裏选出来的“惟一有刺的雄蜂”，最初会规规矩矩地去领导群众，但逐渐会受到权力魔性的控制，早晚变成“独裁”是必然的事。“过度的自由，不论是在国家或在个人，似乎只能转到过度的奴役”。如此，民主政制所说“最极端的自由”，只会堕落到独裁政制这“最严重的专制政制与奴役的形式”，而受独裁者的支配。

　　以上虽然是非常简单的概要，但可以理解到柏拉图理论的中心，就在“自由的疾病”、“自由的非逻辑性”裏。对人类来说，自由是如何充满魅力，同时又是如何难以对付的一个课题┅┅在读到《理想国》那畅顺的而充满说服力的文章时，不由得反省现代全体主义发生的因素，使我有着如触电一般的感动。

　　话虽如此，柏拉图对民主政制的彻底批评，从另一个角度，却受到H·凯尔森、K·波普尔、B·罗素等近代民主主义思想家的排斥与反批评。这个角度，就是妇孺的共有、哲学家（少数人）对国家的支配、与及放逐诗人等措施，使理想国的制度看起来好像是全体主义或极端的共产主义。虽然这些并不是柏拉图的所有论点，但正如罗素批评它们为斯巴达式般，这些制度会成为日后研究他的民主制的许多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的绊脚石，使研究家忽视了柏拉图的立足点。

　　法国哲学家阿兰对此却有不同的见解。他说∶“有谁过去曾指出柏拉图的《共和国》（理想国）主要是针对个人内在世界的统治而写的？”我赞成阿兰这种看法，觉得《理想国》的中心不是在讨论一国的“制度”，而是讨论“人”本身，或者更深一层的，讨论人的“灵魂”。

　　阿兰接二连三地说∶∶“书裏的有关政治部分，只是他任性地想混乱性急的读者而写的，因为柏拉图绝不希望人误解他，觉得全不理解总比误解好得多”。

　　“任性”，可说是阿兰对柏拉图第一流的判断。沿看柏拉图文章的脉络，在讨论过制度后，马上转向谈论人，而且涉及统治人的内在世界这难事。上述的《理想国》第八卷裏，谈过了五种体制和适合各体制的人的类型后，在第九卷裏就开始谈论到“灵魂的秩序”与“灵魂的和谐”。他把灵魂分为（一）理性的部分、（二）感情或血气的部分、与及（三）欲求的部分。他指出只有理性的部分能支配其他两部分时，人的“灵魂”才得到秩序与和谐。在第九卷末，他暗示了要注意自己“心裏的城邦”。

　　这种需要，联系到柏拉图的“不死的∶永远的灵魂”这毕生的课题。《理想国》的终结，描写了勇士厄尔在死后十二天复生，并说出看到自己死后灵魂的命运的事。柏拉图以这故事述说出∶假如想灵魂得到健康和协调，是不能忽视不死∶永生这观点的。他的学说虽然不算是一种宗教，但却非常接近宗教的领域。

　　可能我对柏拉图太固执了，但我觉得，他这种秩序整然地把“灵魂”分阶定位的课题，正是可以概括现在的“民意时代”、“民主潮流”方向的重要观点。席卷东欧各国的人民力量，正是一种强力的“解放”活力，而且证明了从长远看，无论任何的执政者，要是违抗民意，是难以长存的。

　　然而，最重要的是如何把这种“解放”的活力转变为“建设”的活力。目前当然是着重於追求“自由”和“富裕”，但要重建一个经过官僚支配而充满弊病的经济制度，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苏联进行“改革”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正是一个好的证明。而且苏联和东欧各国拥有日本难以想像的复杂民族问题，要是政策失败，解放后的力量、活力就会变成引起对立、抗争的动力。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它正确地引导，使它汇合为世界性的“民意时代”、“民主潮流”。

　　被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讥笑为“政治三流国”的日本，虽然是姗姗来迟，但最近也开始有了转变。近年，对政治和社会构造一直是袖手旁观的女性和市民力量开始抬头，威胁了墨守成规的旧价值观念。今后怎样把这些力量和世界性的潮流连动起来，配合上这个“超越国界”的时代，将会是影响今后人类社会命运的一件大事。

　　为此，我认为人是需要再次注视自己的“内在世界”的，正如柏拉图所倡言的不单是“外在的城邦”，而更应凝视个人“心裏的城邦”。只有如此，才可以在迫近眉睫的廿一世纪到来以前，赶得及为人权订下一个普遍的定义。这不仅是现在世界急待解决的课题，亦是“民意时代”、“民主潮流”的一个象徵。

　　在半个世纪以前，当纳粹党的军靴开始践踏欧洲各国，威胁着人道主义的存亡时，英国诗人T·S·艾略特忍着内心的痛楚，通过广播如此呼吁∶

　　“我对於一般世俗的革命家的马虎态度不敢恭维，他们把所有世间的罪恶都视作己身之外的东西，所以，要改变这些与自己个人无关的罪恶时，只有从外在的组织、机构去寻求改革。但就算他们承认罪恶来源於人的行为，也只归咎在他人身上，比如在阶级、民族间，在政治家、银行家、武器制造商身上，而绝不会在自己的身上去寻找。”

　　这可说好像“阿基米得支点”的指摘般。东欧各国一连串的变动，证明了相信罪恶与敌人都是在“外在世界”，而不注视自己“内在世界”的错误想法∶和相信只要消灭了敌对阶级，便可以解决一切的阶级斗争历史观念的崩溃。假如把“阶级”换上“民族”，便成了提倡纯粹亚利安民族血统的、纳粹党那恶魔般的民族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后过了差不多半世纪，现在仍常常听到西欧各国极右势力反对外国劳工入口的消息，显示了打出“民族”商标作恶的习惯，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看。

　　对日本来说，这决不是隔岸观火的事。由於经济转好而劳工不足，引致外国劳工激增，使日本传统的价值观念开始动摇。例如固执地强迫外国人按印指模的法例确实令人费解。如艾略特和柏拉图等提倡注视自己“内在世界”的呼吁，应该是万古常新、十分迫切的课题。

日趋恶化的日美贸易磨擦

　　在考虑“人权”时，是不能忽略以上的问题的。去年是“法国大革命”和“人权宣言”二百周年纪念，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庆祝，SGI也参加了其中的一部分。在“人权”议论百花齐放时，法国一份杂誌模仿了《共产党宣言》裏有名的一段，说∶“有一个妖怪徘徊在欧洲（就算不是全球），一个叫人权的妖怪。”即是从“共产主义神话”回归到“法国大革命神话”去。观看最近共产世界的惨状，这是件自然而然的事。以《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为题的《人权宣言》，作为人类普遍的价值理念，再次受到注目。去年我在法兰西学院讲演时，遇到了各界有名的学者，从与他们的接触中可以感受到这种趋势。

　　当然，“人权宣言”是以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为母体。这思想随着时代进展，不停地发展和增强起来。当初只是注重从国家权力维护个人各种权利的“自由权的基本权”，随着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增大，从今世纪开始，已增强了要求国家保障人民生活的“生存权的基本权”色彩。最近甚至有人把“自由权的基本权”称为“第一代”，把“生存权的基本权”称为“第二代”，把要求和平、环境等国际团结称为“第三代人权”。而这明确地采用了曾是殖民地的第三世界思路。

　　三年前，我曾经会见“法国革命·人权宣言二百周年委员会”的米雪尔·巴罗文会长。当时，他热情地向我介绍纪念二百周年的《新人权宣言》。他说∶“为了实现一个尊重人德的社会，必须要有‘友爱’，为了实现‘友爱’，必须要有‘团结’。”可惜，巴罗文会长遇意外逝世了，但他的理想，一定会跟“第三代人权的人权思想合流，得到继承。

　　我想强调的是，为了实现“友爱”、“团结”，一般会偏重於法律、制度的保障。当然这也是重要的侧面，但我觉得，充实“人权”概念的精神侧面也十分重要。比如像S·韦伊所说的，人最普遍的感情是“痛心的感受”般，为了让人权得到充实丰富，我们需要培养起能观察“内在世界”的眼光。

　　举个最确切的例，就是近年日趋恶化的日美贸易磨擦。两国间极端的批评，远远超过了经济、贸易的范畴，甚至开始攻击对方的文化、人格和生活概念等领域。我担心的是，这种批评，要是发展成为感情上的对立，变成了民族中心主义的对抗时，那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的。

　　考虑到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受过自由贸易体制不少恩惠这点，我认为日本应更开放自己的市场和社会，创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体制。我认为应以“自由”、“民主”、“民权”，尤其是西欧近代出现的“个人的尊严”为指标，因为这些都是超越体制、文化、传统等概念而应该受到尊重的因素。假如说理念与现实是互相矛盾、难以实现；那么最低限度，我们得承认抽象化的人类理念是拥有普遍价值的，并应以这作为前题而尝试把抽象变为现实。

　　不像法国、日本没有实行过“人权宣言”、“个人”也未曾因为保障人权而与“国家权利”对峙过，“个人的尊严”在日本是不受重视的。个人的权利为国家、社会、团体而牺牲;人民服从权力∶应该提出异议的知识分子却屈服、沉默┅┅这些虽然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我们需要开始虚心地反省。

　　要不如此，只陶醉在一点经济成就上，以及只自夸日本文化的特点和优秀的地方，将会越发使日本处於孤立状态。没有反省和自制的傲慢国家，在国际社会上难以受到尊敬。缺乏永远持续的“友爱”和“团结”，只会落得“财散人空”的收场。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对日修正主义的批评家们，把自欧洲近代出现的各种价值观念作为绝对正确的前提而原原本本地接受过来，这也可以说是缺乏了反省的态度。刚才我提过的理念和现实的不一致，在这场合，引起了如下的后果。

　　法国大革命歌颂普遍性的“自由”，但由於该“自由”极度抽象的缘故，脱离了传统，为此，产生了弥补断绝的“自由专制”这恐怖手段，以强制方法去鼓吹自由。还有，欧洲近代的自由主义者，一方面高举辉煌的旗帜;另一方面，却把亚洲处於殖民地的枷锁下，加以剥削，使第三世界的人民和国土，至今还留看各种的伤痕和烙印。这也是理念与现实不相符合的好例证。这些地区，至今对於西欧价值观的输入，仍然当作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充满警戒和反感。

　　无庸赘言，这些已经是一般的常识，但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东西方”概念变质的问题，常常受到议论。本来“东西方”是用於指杜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的对立，但最近多用於指“东方（亚洲）”与“西方（欧美）”间“文化”或“地方性”的对立。作为日美贸易磨擦的背景，排斥不适应自由主义社会的日本的“日本文化异质论”，就是由此而生的。

　　这是值得忧虑的问题。反省近代的种种问题，包括殖民地主义等∶今世纪出现了“文化相对主义”，它能接受欧美以外的文化，并给以同等的价值。这应该是欧洲智慧的自净能力、反省能力的表现，更可说是良知的归结。但现在的情况是逆流向鼓吹“落后的东方”与“先进的西方”这种封建的思想，非但缺乏“友爱”和“团结”，甚至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只会打着“文化磨擦”、“文化战争”这些毫不文化的标语去攻击对方。

作为“世界市民”的精神基础

　　这次的日美贸易磨擦，教训了我们文化交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会有激烈的价值观的冲突。当然在不同文化接触时，多少总会有所冲突，问题是冲突后能否把它们诱导向融合的方向。在要求全球性的文明、文化这时代裏，通过接触和冲突，为了建设新文化和新理念，要觉悟到有时需要忍痛修正自己。

　　这时候，特别对於我国（日本）来说，最需要的是有反省自己内在世界的“自律”。与跟人接触时一样，接触不同的文化时，要是没有“自律”，只会一方地坚持己见，是不能产生成熟的关系的。

　　能有找出自己“内在世界”的恶这方面的眼光，也就是等於有找出“外在世界”的善的眼光。这并非是摩尼教那种极端性的善恶二元论，而是说无论自己和他人，也是有善和恶的并存。所以，在互相的接触中，如何能扬善弃恶呢？---这种自律能力，不是对立也不是背离，而是使自己和他人的人格都走向正确方向的力量。

　　如果能发挥这种自律的力量，便不会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价值观，也不会批评侮辱对方的文化传统;更不会好像“动物”般，只会强持己方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对方的国情、影响。

　　此外，由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多少而得来的自信并不是有自律力量的自信。日本人常常被批评过於“崇外”或“排外”，这证明了日本人的眼光经常只往外看，而不懂凝视自己。可以说是一种“律人”而不“律己”的做法。

　　森有正曾说过∶“世界就是自律的竞争。”他认为指导平民、建设和平的真正意义就在这裏。他的识见是卓越的。拥有巨大经济力量的日本，如果没有自律的能力，便会是个非常危险的存在。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稍有差错，难保不会变成军事大国。要是如此，日本宪法裏写的“在国际社会裏占一个有名誉的地位”这样和平的国家、日本的理想，便会完全粉碎，变成空想。

　　在此我想指出，宗教对社会作出众多贡献的其中一点，就是培养起人的自律能力。

　　例如，在《法华经》裏，有说及“常不轻菩萨”修行的事。去年年底，我跟提倡非暴力主义的世界和平学者、夏威夷大学的格宁·比治教授会谈时也提出过，不轻菩萨、正如他的名字“常不轻”一样，决不轻视他人，因为所有人都持有佛性，所以绝不能轻视任何人，要尊重“生命”和“人”。但傲慢的人们不单不听从，反而咒骂他，用木杖打他，用石头掷他，加害他。不轻菩萨决不动摇，仍然坚持轻视人等於轻视佛这信念，继续礼拜说法，贯彻他自己尊重人的行动。

　　不轻菩萨这“不轻视他人”的坚强意志与行动，正是“自律”的一种表现。这是《法华经》裏谈及修行时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正如柏拉图提倡灵魂应受“理性部分”支配般，正是贯通全人类的“自律”这德行的一种理想像。

　　实际上，作为世界市民，能否持有“自律”精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首先要能清晰地观察自己，才能进一步持有超越国界、民族的视野。久的和平并不是个静止的状态;这是由有“自律”的人和杜会组成，以这种意志争取得来的。当然，为了实现和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协调是很重要，但宗教怎样去培养出大量有“自律”的人呢？这是构筑和平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因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宗教、一个不负人类历史要求的宗教，必定能培养出有深厚精神基础的世界市民。

解决地区纠纷的联合国机能

　　去年初，我提议在这多极化的国际潮流裏，要创造出新的政治、经济秩序，以联合国为中心是最现实的办法。由始至终，我们一直主张，要建立一个综合的新世界秩序系统，应以联合国为中心，而且加强其权限。最近，世界对联合国的评价远远高出我们预料之外。现在，东西方的思想对立已告一段落，允许联合国更有效地发挥其机能。故此，我们应该考虑联合国这个新的立场而规划一个新的构想。去年底，我和蒙丁逊、明石康等联合国副秘书长会谈时，他们也表示完全同意。

　　美苏间加强了协调固然是件好事，但世界的多极化使国际关系产生了许多不安定的因素。欧洲在一九九二年（EC）欧洲共同体市场将会统一，紧张局势开始缓和。与此相反，亚洲、中美洲、非洲等地方仍然有局部地区性的纠纷。

　　最近，联合国对解决这些地区性纠纷作出了不少贡献。我认为应该以美苏关系的改善作为轴心，在世界上掀起缓和紧张状态的和风，全力去调停这些地区性的纷争。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政府支出约半数花费在军事与偿还债务上，可知道战争是何等的浪费。所以我们应赋予联合国充分解决纠纷的机能。

　　为此，我提议在今年的联合国总会席上，提供一个经常使各国首脑同聚一堂、以联合国为轴心讨论各种问题的机会。可能的话，由联合国秘书长作为发起人，邀请美国、苏联、中国、日本、法国、英国、西德、意大利、加拿大、巴西等国，再加上EC的代表，举办一个“联合国高峰会议”。

　　虽然现在每年都有举办先进国高峰会议，但现今堆积如山的问题，已经不是单靠西方各国讨论通过后便能解决的。

　　这个高峰会议，除了谈论如何解决地区性纠纷外，还希望能讨论裁军问题、环境问题、南北问题等，这是需要集合世界首脑的意见和赞同才能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当然还要举行准备会议。

　　例如，环境问题这个世界性的重要问题，就一定需要各国慎重地商讨。一九九二年六月，在巴西将会举行讨论地球环境问题各种对策的联合国环境开发会议。这会议究竟决定甚么对策，将会重大地影响今后地球环境的生态。

　　要是真的想找出有效的对策，我认为联合国需要设立一个新的“环境安全保障理事会”，正如联合国的维持和平部队般，作为一个“维护环境部队”，坚持维护地球的环境。现在环境问题已经超越了议论的阶段，而到了需要彻底实施改革对策的时刻了。

　　配合这每年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以高峰会议的形式，世界首脑们频繁地会面讨议，可以培养出一股缓和紧张的明朗气氛。

　　在裁军方面，今年在削减战略性武器谈判（START）和欧洲常规军力（CFE）方面可能会达成协议。

　　直至现在为止，军备消耗庞大的资金和人力，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健全发展，对此各国的领袖也开始有所醒觉。

　　虽然如此，但我们也不能太乐观。核裁军确实是有所进展，但废除核武器这目标还是远不可瞻。而且，也不能期望常规武器可以再有所削减。虽然政治领导人的意识开始改变，在国际舞台上减少了武力的依赖，但现今还未能找到可以完全消灭地域性纠纷的有效方法。

　　把战后的旧秩序顺利地转移向新秩序，为了使二十一世纪成为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纪”，我们要下决心开始彻底地改革。

把国家主权的绝对性相对化起来

　　美苏两国还保有看巨大核子军力，为了使人类能生存下去，需要设立一种“共同安全保障”。不单是自己，也为对方留下一条生存之道，这是一种全球性的保障思想。更进一步来说，就是构筑一个世界“不战”的系统。

　　过去我一直强调，在拥有核子武器的时代裏，坚持国家主权而发动战争就等於要消灭人类，所以人类必须放弃“国家利益”而选择“人类利益”，放弃“国家主权”而选择“人类主权”。

　　问题是，如何把国家主权的绝对性相对化起来。当然我并不是指马上解除了国民国家体制而设立世界联邦性的体制。对於这体制能否在不久将来实现，我也并不乐观。一个比较现实的方法是，维持现有的国家体制，把日本宪法裏载有的“放弃战争权利”这一条导入世界所有国家的宪法裏。这可以防止由於坚持国家主权而发动的战争。

　　当然今后还需要各国去实行保障国民的人权、福利等国家的任务，即是说应维持对人有帮助的主权，而民族的主权也是很重要的。不过，如果我们能进一步将“放弃战争权利”这点精神作世界性的推广开去，一个不战的体制便会呈现眼前。

　　现在，我正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诺曼·古逊士教授以世界和平为题，展开对话。古逊士教授完全同意我这个提议。他是世界联邦协会的会长，长年领导强化联合国的运动。我很荣幸这么一位有丰富阅历的教授，能和我有一致的结论。

　　过去，人类曾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也曾发誓不再战争，从而诞生了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但遗憾的是，美苏在战后展开冷战，扩展军备，使世界潮流不单没有迈向久和平，反而使人类面临灭亡的危机。

推进世界不战运动在世界上扩展“放弃战争权利”

　　现今美苏两国终止了冷战，迎接新时代的到来。我认为应重新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上，共同设立一个“不战共同体制”。

　　实现这“不战共同体制”时，应以十年为一个单位。首先在九十年代进行准备工作，在二十一世纪开始实行。我主张在二零零一年於联合国总部举行“世界不战会议”，这是一个政治家和民间人士共同出席的大规模的和平会议。

　　为了使这不战潮流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我们需要得到国际舆论的支持∶需要通过各国人民运动，把“放弃战争权利”加进各国宪法裹。东欧各国的变迁，证明了超越国境的人民力量。能否结集这些力量，就是成功与否的关键。我提议由联合国非政府组织（NGO）去推进这“世界不战运动”。国际创价学会在世界各国主办的“战争与和平展览”，正可以成为这运动的其中一根支柱。国际创价学会除了努力支持联合国的“世界裁军运动”、“世界人权运动”外，还决定强力支持这个“世界不战运动”。

　　希望在二零零一年举行的“世界不战会议”上，采纳我们一直主张的“世界不战宣言”，并具体地讨论成立“世界不战规则”、“世界不战条约”。

　　除了依靠政治势力去推行外，我觉得民间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故此，我提议设立一个“维护联合国的世界贤人会议”。在这会议上，结集民间知识分子的智慧，强化改革联合国，构筑一个世界“不战”的体制。

　　我曾於一九八七年九月，与肯尼亚奈罗比大学的牧比希校长、尼日利亚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萧英克∶又於去年和肯尼亚的总统莫依、尼日利亚的莫摩新闻及文化部长等非洲各国的领导者会谈，对青年的未来和教育的重要等话题交换了意见。

　　为了使二十一世纪成为“希望的世纪”，除了推进构筑“不战共同体制”以外，还需要同时开发人类的潜能。而只有“教育”，才能整体地开发人类的潜力。

　　直至目前为止，负责管理世界教育问题的是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各种成果受到高度的评价。教科文组织宪章的前文裏指出了“为了正义、自由、和平的人类教育”的重要，并本着这信念，举办了裁军教育世界会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进裁军教育、和平教育是有重大意义的，但随着国际局势的转变，联合国的国际性教育不应只限於裁军、和平这范围裏，联合国应进行一个能配合新时代的、一个地球规模的教育运动。在此，我提议联合国主办“第一届教育特别总会”。

　　联合国需要领导世界性的教育问题的原因，有如下两点∶

　　其一是由於贫穷、饥饿、人口膨胀、环境等地球性问题堆积如山，有待解决。这些问题并不能个别处理，而需要从全人类的观点上去整体地商讨解决办法。要全球共同处理，就需要借助教育的力量。今年是联合国的“国际识字年”，现在世界上十五岁以上的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即差不多有九亿人是文盲∶既不能读，也不能写，而且大都属於第三世界国家。

主办第一届联合国教育特别大会

　　世界上还有许多不能读写的人。我要称赞教科文组织以二零零零年为目标，进行各种计划，使世界上所有人都能读写。不过，问题不单是教育他们读写，应进一步使这些没有充分受过教育、缺乏基本生存知识的人们能全面性发挥他们的潜力，对地球社会的建设有所贡献。

　　这些是非常困难的课题，需要有很大的耐性和很长的时间。对这些教育课题，以往的“从上而下的开发”并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应该借助地球全体人民的力量，推行“从下发起的内在性的发展”。

　　我确信人民有他们潜在的力量，但需要用教育去把这些潜力唤醒过来。而负责这全球性的教育工作的人才更是不可缺少的。

　　我曾指出，从战后开始，世界的军事费用有增无减，但由於东西之间的紧张程度已降至战后最低水平，美苏两国开始考虑削减国防预算。现在，如何把削减的军事费用，“和平的分配”到国内经济发展上呢？这是个备受注目的焦点。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只要从一九九零年开始，把世界每年军事预算费用的百分之五拨出，就可以实现使地球上所有人都能得到食粮、食水、健康和教育这目标了。

　　现在，青年海外支援队这组织广泛地在发展中国家活动。要是能把这精神活用於教育范畴，在世界各国设立“联合国教育支援队”，通过“教育发展基金”的援助，一定可以从各国结集到出色的人才的。

　　需要举行教育特别大会的第二个理由是为了推进“世界市民教育”。我曾经提议把九十年代定为“联合国世界市民教育的十年”。具体的内容包括“环境”、“开发”、“和平”、“人权”等人类最需要讨论的课题。

　　虽然现在人的视野开始扩阔起来，能考虑地球性的问题，但世界上的种族、宗教的对立和纠纷仍不断发生。为了使联合国能早日推行“世界市民教育”，特别教育大会是需要的。这可以再次使人们认识到地球是一个“共有的家”。

　　至於举行的地点，从它的宗旨来看，我认为在第二世界比较适宜。非洲肯尼亚的奈罗比处於东非的出入口，航线方便，是个国际性的城市∶而且国际会议场所和酒店等也设备齐全，是个理想的地方。

　　以上就是我对联合国的几个新提言。当然纵览联合国的现状，可能会批评我对它期待过高，我也十分明白这现实。但我仍然坚持只有加强联合国的机能，才能设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随看科学技术和通讯设备的发达，金融资讯的传达瞬间跨越国界，使经济系统更复杂；而运输交通的发达使人的交流也频繁起来。

　　国界开始失去了它的效用。年初，东西柏林相互访问的人数有三百七十万。新时代要求和允许人们通过直接的相互访问，增进直接的理解。

　　去年始自东欧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唤，开始渗透全球，相信不久定会波及军事仍处於紧张情势的亚太地区。

　　战后在东西方冷战中一直对立分隔的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间的关系，也希望能早日迎接久待的春天。为此，希望南北双方的首脑能早日实现对话。

早日树立日苏友好关系

　　我希望日苏两国能毅然作出决断，改善姗姗来迟的日苏友好关系。从历史观点来看，树立两国间友好关系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做到的，但以长远的眼光，通过超越经济、政治范畴的民间友好团结，一定能一步一步地把关系建立起来。这对构筑二十一世纪的“不战共同体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在今年夏天，创价大学美国的洛杉矶分校将会举行环太平洋专题研讨会。我期待这研讨会能对包括日苏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有建设的讨论。不久的将来，洛杉矶分校将会设立“亚洲·太平洋和平文化中心”，研究我曾提议设立的“亚洲·大平洋和平文化机构”有关的各种问题。

　　人民的意志能影响社会、国家、地球的“民意时代”、“民主潮流”时代终於来临了。说现在是历史上民众首次作主角的时代也不过分。今后将会是个怎样的新世界呢？我们不要静坐等待它的到来，我们应该成为创造新地球文明的先锋。

　　今年我也会访问世界各地，站在民众的立场，为建设和平的地球而继续奔驰。